琦善 谭伯牛：大家为何不愿给琦善点赞

博尔济吉特·琦善接替林则徐任两广总督，率师与英军作战，战败，签订《穿鼻草约》，擅自割让香港，不仅当时惹来一片骂声，轻则“媚外”，重则“卖国”，亦因此被革职拿问，差点掉了脑袋，且祸延身后，迄今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没有好名声。

然而，早在民国20年，蒋廷黻先生就撰写了《齐山与鸦片战争》，并以确凿的证据和细致的逻辑为他辩护，称他是“中国90年巨变中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审时度势，审时度势，权衡利害，遥遥领先于时代之人”。所谓“时间人”尤其包括正面典型林则徐。

       则徐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声名，据蒋先生的分析，无非运气二字。倘在虎门销烟之后，朝廷不撤则徐，仍然让他在南疆独当英国人，则“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按，叶名琛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两广总督，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着名，终被英国人绑去印度，死于加尔各答，为天下后世笑。以此，蒋先生说：“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

但话题又转了过来，说这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大不幸”；因为徐不仅在后世，也就是在当时，他也成为了抵抗外来侵略的象征，把精英们的想象寄托在“虽远，必受惩罚”上。“他们说中国被玄宗打败是为了罢免林则徐，利用齐山。他们认为林是常胜将军，英国人害怕，所以他们必须去找林，然后实现他的野心。”但事实是，许不在现场，齐山在现场，广东边境被英军轻易摧毁的现场，条约在枪口下签订的现场。因此，中朝两国的士大夫并没有调查研究，而是脱口而出:狗汉奸齐山，受英国人贿赂，赶走皇帝与林大人的关系，赶走忠臣，大言不惭地出卖国家。谣言甚至传到了新闻被封锁的大陆。比如当时还是民办教师的左，没有“触角”，没有自信，但也听到了道听途说。在给老师和朋友的信中，他明确指控祁收受“海岛驿”的巨额贿赂。

       今天我们都知道，当年不管是林则徐还是琦善，再怎么不怕死不要钱，也绝对打不过英国人——或许“都”字用得不对，且置之。但蒋先生所谓“国运的大不幸”，思路又更上一层，他认为，“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蒋先生未来学而优则仕，成为着名的外交家，于此而言“或可提早二十年”，他的判断自有他的道理，究竟是非如何，犹可商榷。只是，若如尊论，则不论在已经发生的历史，还是在可能发生的想象，琦善都讨不了好，不做苟且偷生的汉奸，则是身死为天下笑的狗官。

批评人很无聊。不如看看齐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19岁入仕，并被授予员外郎、刑部；他25岁时是郑桐使者的助手；30岁被任命为河南巡抚；36岁时被提升为两江总督。据说有人来不及改口，见到州长时还叫“小七”。虽然失礼，不管当时的后世，这都是一个官场佳话。50岁的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是所谓的人民总理，这是他去广东处理“外事”时的官方身份。

       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讳言。他生于世袭罔替一等侯爵之家，故能不经考试径以荫生授刑部员外郎，远比辛苦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轻松。不过，琦善未来能在史书占据一席之地，不论褒贬，原因在于他既有先天的地位，可也从不放松后天的努力。

祁山取了绿荫，去刑部。可想而知，有些同事既佩服他，又从内心看不起他。心里的鄙视不一定要写在脸上，也不一定要写在嘴上，但会在做事上体现出来。因此，如何应对各种困难成为了祁山进入职场的最大难题。

       清末部胥间流传一句话，云：“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殆谓胥吏虽属临时工，往往父子兄弟相继，盘踞部省，熟悉例案，而尚书侍郎以下，正途出身，固然体面，绝大多数仅有一肚子八股文法，实不胜任刀笔之职。因此，若将各部比作大车，则胥吏是赶车的人，尚侍等“堂司官”，反而只是挨鞭子的骡马。

因此，各部负责人真诚地尊重自己的划界，小七想起诉他们，这是不明智的。小七懂事，小七不哭，小七爱学习。他花了三百两银子，请了一位刑部的老干部同志，咬紧牙关，苦学三年，学会了“游刃有余”。如果你有质量官的身份，未来会有发展空，如果你有做小官的能力，你的未来是无限的。为什么祁山36岁就当上了两江总督？这就是答案。

       1841年，当英军兵舰到了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夷务”，在确信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穿鼻草约》。他所以被称为“汉奸”，即因这次签约。然而，照当时的情势，不签约，又能如何？不过二十年，有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条约，结果是广州被占领，圆明园被烧毁。或曰，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来互证。那好，且看事实：一年后，清廷虽不承认《穿鼻草约》，却须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才能停战。再看看《南京条约》与《穿鼻草约》条款的比较。前者同意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规定割让香港，然由中国保留在香港收取关税的权利；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后者只须补偿烟款六百万。于是，说到丧权辱国，两者皆然。说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则琦善谋国，犹有多者。以此，蒋廷黻才说：“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

齐山与英国人谈判

       下此判断，实在不难。然而在当时，在晚清，以至其后的民国与共和国，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不愿为琦善点个赞。仅就当时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权，事后到底如何卸责，失地卖国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谁，就是一桩疑案。虽无确证，从琦善以擅订和约得罪，革职充军，不久即赦还，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员的事实来分析，可以相信，宣宗并未真把琦善当罪人。

       至于当时的舆论与后世的清议，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鸦片战争后，琦善任陕甘总督，下属张集馨在回忆录里这么说：琦大人“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在刑部办秋审，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在地方做官，办案与用人亦非不徇人情，须情理相合方肯同意，总以“不贻害地方”为原则。也不是不受贿，但必须“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钱，而决不做买官卖官的勾当。若然，则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场，应能获得中上评语。但是，张氏又说，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对当时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给面子，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他自然“毁多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