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朵 傅菲 | 你不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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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朵 傅菲 | 你不知道我是谁

发布时间:2020-08-04 19:45:36

文 | 傅菲

你从哪里来

去学校,要经过一座木桥。桥下,不是饶北河,是一条溪流,白白细沙,在溪水的折射中,晃动。一群群鲅鱼贴着沙,吸浮游生物。溪流从山中来,雨季时,翻着浊浪,滔滔,哗哗作响。桑葚灌浆了。桥头两棵桑葚树,远远看去,是一堆凝固的绿色浓浆。春分,溪边的毛茛、地丁、野菊,一夜暴动,花事繁华。桑树茸茸,芽叶耸出新枝,细细的米黄色一串串垂下来。可能桑树是南方结果最快的木本植物,我们还没打算吃瓜果的时候,桑葚熟了。

黑紫色的桑葚,有如向上生长的糖。多么诱人。

上学,放学,我们几个孩童,蹦跳着,唱书歌。春光媚好。荷叶田田。到了桥头,我们会紧张起来,斜眼瞅着桑树下的那个人。那个人有十五六岁了,穿一件松松垮垮的旧衣服,蓝靛色,眼睛翻出一团眼白,流长长的涎水,拉丝般的滴下嘴角。他叫水柴。他坐在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光着脚,黑黑的泥垢裹着脚板。树下,散落了乌黑黑的桑葚。夜风摇树,熟透的桑葚啪啪落下来。水柴吃了很多桑葚,嘴唇被染得发黑,衣服也满是桑葚汁,紫黑紫黑。蚊蝇在他头上,嗡嗡嗡。我们都害怕他,害怕他捡石头打人,或者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杀猪刀。想到他的裤兜,我便远远躲着他。我们离他还有两块田,便听见了一条黄狗汪汪汪狂叫。黄狗一直跟着他。水柴走到哪,都带着这条黄狗。这是一条老狗。黄狗习惯地伸出猩红的舌头,全身黄毛,走起路,下腹部左右摇晃,桑葚熟了,黄毛开始翻出来,一撮撮脱落。狗不咬人,但我们害怕。害怕狗会突然癫狂,突袭人。它白白的牙齿始终露出来,尖尖的,肯定能咬碎骨头。黄狗叫美朵。美朵这个名字,是水柴父亲明清取的。明清说,生了三胎都是儿子,想生一个女儿,便把黄狗叫美朵。美朵是明清从未来到世上的女儿。

放了学,我们操一根长竹竿,提一个篮子,去打桑葚吃。若水柴还坐在树下,我便从裤兜里,掏出火柴盒和烟盒,送给他,以取得他的友善。火柴盒烟盒,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我们四处收集。有时,我把父亲还没吃完的香烟,抽出来,把烟盒偷走。每天上学,书包里,放了十几个火柴盒烟盒。水柴拿到烟盒,嘴巴张得大大,两排黄牙夸张地展示出来。水柴是明清的二儿子,从没上过学。明清三个儿子都没上过学。水柴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七八岁开始放牛,牵一条黑水牛,手上操一根竹稍,和其他孩童一起去破塘水库山坳。其他孩童牵牛去了山坳,再去学校读书,牛便由水柴守着。水柴放了四年,明清不让他放了。有一次,水柴回家的路走错了,在山上过了半夜。半个村子的人,上山找人,打着火把手电,提着松油灯,三人一组,在各个山坳找。还是吹喇叭的炎水叔,在茅棚坞找到。炎水叔松油灯照到牛卧在水潭里洗澡,叫:“水柴,水柴。”没人应答,他循山坞进去,看见水柴坐在红薯地里,往嘴巴里塞黄泥巴。炎水叔见样子像是鬼附身,便从裤裆掏出东西,射了一泡尿,射在水柴脸上,再把水柴抱回家。

这样的鬼附身,村里发生过几起。若不及时发现,五官塞满了泥巴,便窒息而死。有人自己塞自己,塞得五官出血。好好的孩子,怎么会鬼附身呢?一般鬼附身,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邻居对明清说,你要给水柴招招魂,可能魂魄丢在野外了,跟不上身,回不了家,没有魂,人也找不到家,没有魂的人便是失了神的人,没有神,人哪是人呢?

叫魂的占卜者,是弄堂里的陶陶妈。陶陶妈六十多岁,是一个瞎子,眼皮不可控制地上下快速拉动,翻出眼白。头发半麻半黄,长长的,遮了她半边略显臃肿的脸。叫魂在黄昏降临时,在水渠分水岔的三岔口。烧了三刀黄表纸,烧了香。黄昏半遮半掩,田畈迷迷蒙蒙,水渠边的梧桐树稀稀绰绰,淡黑的光映着黢黢山垄。陶陶妈把三块巴掌大的石头叠起来,面朝东边,一只手拉着水柴,一只手掐算水柴生辰八字,说,水柴在东南边受了惊吓,叫七天魂,魂便回来,魂回来了,人就没事了。陶陶妈用一把竹稍扫把,在水柴身上,前前后后扫,扫了七圈,说,干净了,可以回去了。陶陶妈拉着水柴,边走边叫:“水柴,回家喽。水柴,回家喽。”明清也跟着叫:“水柴,回家喽。”

叫了七天,水柴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水柴开始自言自语,还时不时咯咯咯地发笑。吃饭也是这样,吃吃,咯咯咯笑起来。走路,也咯咯咯笑起来。和他玩的孩子,也不敢理会他了。明清问他十几次,怎么会跑到茅棚坞去呢?那是和回家完全相反的方向,走了几年的路,怎么会走错呢?水柴说,牵牛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条小黄狗,小黄狗仰着头,摇着尾巴,逗着他。他就跟着小黄狗走了,到了茅棚坞,小黄狗不见了,看见了一片西瓜地,西瓜好大,圆圆的,便坐下来吃西瓜了。明清说,那是红薯地,怎么会看见西瓜呢,见到了鬼了。

第七天傍晚,叫魂回家,踏进门槛,看见一条黄狗在他家的门槛底下,嗯哦嗯哦,亲昵地舔着水柴的脚后跟。明清说,这是谁家的狗呢?怎么到这里来了。明清的老婆五妮说,相邻有狗崽的,只有月仙和毛桃两家。狗是条小狗崽,和猫咪差不多大。五妮把狗崽抱到柴房,端了一个食盘,倒了一碗饭给它吃。

狗是小母狗,黄毛,黑嘴唇黑鼻子,前半个脸和脖子的体毛却雪白,脚踝以下体毛也是雪白,两只小耳朵竖起来,很是招人喜爱。五妮问了好几家人,都说没丢狗崽,也没人认领。水柴坐在板凳上,狗崽舔他脚背,扯他裤脚,转来转去。水柴轻轻踢它,它跳起来,腰背弓起来,嗯哦嗯哦,用毛茸茸的脸磨蹭水柴脚踝。水柴把它抱起来,放在大腿上,摸它背脊摸它脸,它眯起眼睛,嗯哦嗯哦。过了半个月,狗崽形影不离地跟着水柴。水柴去水缸喝水,它也抬起头,伸出舌苔,嗯哦嗯哦。水柴去摘桃子,它在树下兜圈子跑,跑跑蹲蹲,仰头,嗯哦嗯哦。水柴在竹椅子上午睡,它蹲在他鞋洼里,耷拉脑袋睡。可水柴的魂,还没被叫回来。魂不知道丢哪儿啦,他笑起来,还流长长的涎水。明清和老婆五妮商量,是不是请灵山打醮的人来,做一次道场呢。五妮说,陶陶妈都没用,打醮的人更没用。陶陶妈,村里人信她,谁家丢失了鸡鸭,都找她打卦,鸡鸭跑到谁家去了,都能算出来。吹喇叭的炎水叔对明清说,你家房子朝向不好,厅堂阴沉了,厅堂也堆了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风车、打谷机、晒垫、箩筐,都堆在厅堂,在厅堂吃饭的人压抑,你请个风水先生来,看看,是不是要另做一个大门。

风水先生是村里的猪头先生,第二天拿了一个罗盘,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又在房前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转了两碗茶的时间,对明清说,你大门对着前面那户人家的茅厕,不吉利,在院子前,再建一个假大门,侧身对灵山下的山坳,便吉利了。第二天,明清把院子围墙拆了半边,请来猪头先生照罗盘,下地脚,砌了石大门。又把厅堂里的家什,搬到阁楼上,洗了木板墙,洗了地,厅堂亮堂了起来。明清累了几天,心烦得饭也吃不下,他傻傻地坐在厅堂,一口接一口地烧旱烟,汗从脸上往下泻,苞谷粒般的汗珠滚到嘴唇,他抿进去。他从没想过,儿子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时间对于枫林人来说,有两种形式。心烦的人,过于操劳的人,对他们而言,时间是水库里的水,被一条堤坝拦着,堵在一个山坳峡谷了,怎么流,都是那么慢。心乐的人,按节令过日子的人,对他们而言,时间是泄洪的水,轰隆隆,席卷而去。而冬天是同时到来的。

冬天,饶北河吹上来的风,比往日更凛冽,吹在脸上,针扎一般。灵山飘来的雪,说来便来,不给人征兆。雪在灵山下了一天,山梁白白地罩了一层光。第二天傍晚,麻雀叽叽喳喳,一直在屋檐下叫,扑腾着翅膀。风呜呜呜呜,从瓦楞灌下来,洪水一样。蒙蒙的天光,显得十分浑浊。雪籽叮叮当当。门前的樟树沙沙沙。石埠上,石板路上,铺满了炒米一样的雪籽。掌灯了,雪一团一团下来,从看不见的地方抛撒下来。

一夜的雪,整个田野白得四野茫茫。我们在田里,支起竹筛子,撒上谷粒,捕鸟。我们躲在田埂下,竹筛子用一根竹签支起来,竹签拴一根麻线,谷鸽咕咕咕,从樟树上飞下来,飞一圈,落在雪地上,咕咕咕,钻进筛子吃谷粒。我们把手上的麻线用力拉,筛子把谷鸽罩在里面。水柴站在他家的稻草垛下,看我们玩。我看见他穿一件破旧的棉袄,稻草绳扎了腰身,手抄进袖筒里,脚上是一双开裂的棉鞋,脚趾头乌黑黑地倔强地撑出来。我一下子怔住了。他缩在稻草垛下,那么小,瘦弱,头像个棕兜。那条叫美朵的狗,一直卧在他脚边。

可能,他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那个世界只有一条狗。他怯弱地站在稻草垛下。稻草垛上,是厚厚的白雪。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双棉鞋,鞋头开裂,绑带拖在地上,鞋面露出黑黑的棉花。他两只脚分开,一前一后,棉花上沾着雪。一双脚是由两只孤单的脚,构成的。

香椿树发了淡红嫩叶。开春了。明清把儿子水柴送到了莲荷精神病医院。医生说,水柴有心理障碍,引起了精神疾病,还不算严重,好好医治,有治愈的可能。莲荷精神病医院,离枫林有一百多公里,倒两次车,才能到,一趟来回要两天。明清和五妮商量了两天,决定送水柴去住院。

捡了衣物、日用品,装在一个大蛇纹袋里。明清一只手拉着水柴,一只手提着蛇纹袋。在马上等车。车,一天三趟,凌晨一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等的是上午车。水柴缩在父亲的胸前,两眼望着五妮。美朵在水柴身边,跳来跳去,摇摆着身子,嗯哦嗯哦,又舔脚踝又扯裤脚。水柴抱着美朵不放,泪水一根线挂了下来。五妮说,你把美朵带去吧,做个伴。

半个月,明清跑一趟医院,送些自己做的零食。在医院坐半天,说半天的话。水柴看着爸,要么点头,要么摇头,美朵亲昵地摇着尾巴。有时五妮也跟着去。

过了半年,明清又把儿子接回来了。不是儿子病好了,而是花费不起,每个月都得花三十来块钱,明清哪有这个能力呢?美朵回到枫林的时候,脖子上多了两个铃铛。水柴用花线搓成绳子,编了一个绳环,套在狗狗脖子上。绳环里串了两个铃铛,狗狗走路,两个铃铛,轻轻地晃动,当当当。水柴每天都给狗狗洗澡,用竹篦一遍遍梳体毛。狗狗卧在大脚盆,哈呼哈呼,轻轻喘气,耳朵竖起来。

明清每个月去医院领药,按时给儿子服用。他从车上下来,村里人就知道他去了医院:穿一双干净的解放鞋,背一个麻布包,包里塞了十二个馒头和一罐腌辣椒。这是他往返两天的口粮。

水柴不再流涎水了,眼神虽然有些呆滞,看一个人,不转眼也不眨眼,但有很多精光。精光就是人的精神气。明清看着儿子,心里很难受。水柴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和一条狗说话,和一条狗逗来逗去。有时也到半边街上来,在这户门口站站,那户门口站站,在水坑边站站,在杂货店门口站站。美朵也跟着他,蹲在他身边,或追逐鸭子闹着玩。鸭子嘎嘎嘎,拍打翅膀,撇着脚,跳进水里。

有几个地方,明清不肯让水柴去玩:水库、马路、河边。他怕儿子掉进水里,或被车伤着。有一次,到天黑了,水柴还没回家,美朵也不见了,全家慌神了,找了全村都没找到,又提着松油灯,去水库,去河边找,还是没找到。到隔壁村找,也没找到。一个贩鸭子的人,认识水柴,对明清说,看见水柴在下午四点多,上了去上饶的客车,在哪里下车,就不知道了。水柴都瘫软了,这个要死的,这么会跑,我到哪里去找呀,蹲在厅堂的石门槛上,抱着自己的头,哦哦哦,哦哦哦,失声恸哭。又责怪五妮,好好的,怎么连自己儿子也看不住。五妮抓自己头发,扯,头往墙上撞,咚咚咚。

第二天,明清背一个麻布包,去了市。找了一天,明清空手回来,一言不发,坐在板凳上,抱着五妮,到了天亮,喝了一碗粥,对五妮说,我们听天由命吧。又过了一天,水柴和美朵回到了家里。人是由陈坑坞舅公送回来的。原来水柴上了车,没钱买票,又被赶了下来。水柴带着美朵,沿水库走,过了水库,天黑了,他便顺道去了陈坑坞舅公家。舅公又捎不出口信,让他玩了两天。明清说,也好,知道去舅公家走走了,好,好,以后去哪里,要给爹说一声,爹陪你去,你看看,你妈都急死了。明清一只手拉着儿子,一只手给舅舅端凳子摆坐。明清手心全是汗,拉着儿子的手,舍不得放。五妮烧了三碗汤面,汤面铺了荷包蛋,说,都几天见不着水柴了,怎么睡都睡不了。五妮又是一阵哭。美朵伸出两只前肢,趴在五妮身上,哦呢哦呢,亲昵地叫,还用脸蹭五妮后背。

我小学毕业,去了镇里读书。水柴已经有二十来岁了。他的哥哥都结婚了。

村里有唯一的一条半边街,街口有一家杂货店。店门口摆了两张康乐球桌,无事的时候,闲人打康乐球,两个人打,七八个人看。这是村人聚集的地方。水柴有时也来看。村人便逗他,说,水柴,你哥结婚了,要轮到你了。水柴嘿嘿嘿地笑。

马路是通小镇的。马路两边有水渠,渠边有各种野花。渠边也有西瓜地、花生地。水柴常在这一带出没。他看见什么吃什么,黄瓜、西瓜、地瓜。村人见他,吼吼几声,赶鸟似的。他赤脚,赤膊,一条肥裆裤。美朵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他用一根绳子牵着它。

村里,有了很多传言,说水柴喜欢爬窗户,看女人洗澡。有一次,还被人打了一顿。脸肿得像一块肥皂。也有人不以为然,说,水柴看女人洗澡,和一条狗看女人洗澡,有区别吗?有一次,我从镇中学回家,突然下起瓢泼的过山雨。我进路边凉亭躲雨。是初冬,云厚厚的,漫卷,开锅的沸水一样,在天上蒸腾。山密匝匝地挤在天边。我见水柴也在凉亭,我叫了两声:“水柴,水柴。”他穿袖口裂开的棉袄,穿一双破解放鞋,头发粘结在一起。他瞪着我,眼白翻出来。我夺路而逃。

我外出县城之后,便很少看见水柴了。有时几年也不见。

谁都不会在意有这么一个人。水柴的父母也过世好几年了。在我少年时期,村里有一个砖瓦厂。明清是出砖的窑工。他到砖窑出砖,赤膊穿棉袄,进窑炉,把红砖搬到推车上。窑炉还是处于中高温状态,人还没搬砖,全身汗湿,豆大的汗珠扑簌簌落下了,溅起窑灰。他一天要搬一万来块砖。这样的体力活,一个村子,没几个人干得了,即使干得了,也不会去干,消耗的体能过大。他出半个小时砖,跑出来,坐在茅草棚下,喝两大碗水,抽一支烟,又进去继续出砖,进去,换一双手套。一双手套,仅仅可以用半个小时,全磨破,烤焦。他老婆一天买两斤板油肉,熬油,给明清拌饭吃。我爸几次劝明清,不要这样做,人吃不消,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明清说,没办法,没钱有身体也没用。

父母故,兄弟散。水柴连住的屋舍都没了。只有屋后的一个柴铺属于他。

前日,我在菜场买菜。在菜场路口,我看见一个穿破秋装的人,身上背了一张草席和一件棉袄。草席和棉袄用一根绳子绑起来,斜拉着,背在身上。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凉拖鞋。一双拖鞋,都是右脚鞋,一只灰色,一只蓝色,灰色的是泡沫鞋,蓝色的是塑料鞋。他站在一家早餐车前。早餐车上,白白的馒头正出笼,白蒸汽缕缕地冒。买早餐的人,从钱盒里,给他一块钱,他不接,也不说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馒头。买早餐的人,用很难听的话,赶他走,他也不走。我认出了他。我走了过去,拉他走。我从小饮食店端来一条矮板凳,给他坐。给他买了一盘米粉。他边吃边看我。一条小黄狗,一直跟着他。他把米粉里的肉丝,夹出来,给狗吃。他吃完米粉,看着我。我又去炒了一盘,加了五块钱的肉丝。他啪嘚啪嘚,一下子把米粉吃完。吃完了,用衣袖抹嘴巴。他的脸上全是尘垢。他的脖子和手,全是黑垢。吃了肉丝的小黄狗,舔着他的脚背。我又买来矿泉水,给他。咕噜噜,他脖子一仰,一口气把水喝完。我说,水柴,你从哪里来?你怎么到市里来了呢?他望着我,一句话也没有。他的脸上,有了厚厚的皱纹。他有了他父亲一样的酒糟鼻。他是我孩童时期,最畏惧的人。畏惧他身上是否带了尖刀,畏惧他身边的黄狗,畏惧他翻出的眼白。他父母健在的时候,我每年过年前,都要去他家,买年猪肉。他父母养的猪,是我吃过的猪肉中,最好的猪肉,又鲜又嫩,吃不出肉渣,即嚼即化。他父母不吃排骨,不吃口条。我便全买了。他父亲,明清,背早早驼了。骡子一样,驼了。顺便的,我还买他家的葛粉和红薯粉丝。有时,水柴在家,蹲在门槛前的石台阶上,手抄进袖筒里,抱在膝盖上。水柴是一个不说话的人。有时,水柴不在家,带着狗去巷子里玩了。他究竟得了什么病,无人知道,即使他父母,也不能说出子丑寅卯。他父母认命,说这是命的安排。也信佛,说是如来佛的安排,安排水柴在人世作游僧。可能水柴不认识我,看着我,像看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我反复问他:“你从哪里来的呢,怎么来的呢?”他嘿嘿地笑。我又问:“你去哪里?要回家吗?”他还是嘿嘿地笑。

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陌生人。或许是这样的。

一条小黄狗跟着他。他叫它美朵。

登升记

村里杂货店的格局,与小镇里,有些差别。小镇里,杂货店一般门前摆一台冰箱,冰棒、牛奶、矿泉水存在冰箱里,随过往客人方便取。人从冰箱侧身进店,在整齐的货架上,挑选自己的货物。客人只能从一扇门进出。妇人守着一张文具桌边,收钱。桌上一台电脑,显示监控图像。而枫林杂货店,由民房一楼改建,两个小货架,一台冰箱,一张破办公桌。杂货店与厅堂直通,也可上二楼三楼,还可以通屋外的院子、茅厕。

店也不需要招牌,店主便是招牌。如李老七小店,如南枝妈小店。入巷子路口杂货店,邻居便叫它道长小店。开杂货店之前,没人叫他道长,开了杂货店,没人叫他吴老师。道长是中学政治老师。吴老师开了小货店之后,一年四季便穿一件蓝布大褂。大褂不是他自己买的,是厨房用品商家送的,算是一种落地宣传品。我见过道长的大褂,有“莲花味精”“利胜酱油”“娃哈哈”“武夷山味精”的赠品衣。道长五十来岁,矮矮胖胖,腆一个滚圆的肚子,头发像烧荒的茅草,再穿一件蓝布大褂,活脱脱的道长模样。

“道长,拿一瓶水过来。”廿棒和黑七、黄目正在斗地主。廿棒叫了一声道长,道长没听见。道长靠在藤椅上打瞌睡,墙壁上的电视机咕咕咕响死了。廿棒又叫了一句:“道长,不要跟菜虫一样,卷在菜叶里不动,渴死了。”道长拖一双布鞋,噼噼噗噗,问:“你们两个要水吧?”没人应,正在理牌。道长说,你个廿棒,两步路也不愿走。正是热天,厅堂电风扇挂在屋顶上,呼呼呼地转。道长穿一件大褂,里面只有一条裤衩,空落落的。杂货店里面的厅堂,摆了一张八仙桌,供吃饭,也供打牌、推牌九、摇色子、推麻将饼等用。厅堂右侧边是两间单房,摆了麻将桌。二楼上有两间麻将桌。三楼有一间大厅堂,摆了八仙桌,供赌大博用的。打牌一场,道长收五块钱,扑克牌另算。打麻将一场,收十块,含空调费、茶水。赌大博则是吃红利。天热,没什么闲人玩牌玩麻将,一个下午,就一桌或两桌人,有时一桌客人也没有。电视正在播放,道长已经看第六遍了。他靠在藤椅上,双脚搁在长板凳上,抽着烟,嘻嘻嘻地笑。笑的时候,眉毛竖了起来。安徽卫视滚动播出近一年,道长也看了近一年。他把电视遥控锁在抽屉里,和钞票放在一起。

白天来店里打牌的人,都是闲人,没事干,或有事也不干。这些人一般三十来岁,哪个村里有人聚赌,他们骑摩托车,呜呜呜呜,去了。哪里有人聚赌,他们电话便响:“快来,老伯来了,带了十几万现金。”老伯是方圆四十公里的名人,以挖沙和放高利贷为生,五十多岁,一天抽五六包软中华,见人就发。这些闲人,大多是道长学生,也是道长的主要客人。道长是不敢怠慢他们的。拿水拿烟泡茶,道长随呼随到。道长上班,在不远的镇子里。班也没什么上的,学校可容纳1 500人,因教学质量太差,学生只有300来人,老师有76个,还不包括校长、副校长。道长便选了七年级政治课,一个星期四节。道长是老资格的老师,年年上七年级政治,上了七八年,他也不备课,又不布置课外作业,落得自在清闲。校长对他唯一的要求,便是不要和其他老师瞎哄,去上访告状。

去学校转了一圈,道长又回到小店。廿棒取笑他:“你这4000多块的薪水,一粒汗水都不要落的,你看看,砖窑出砖的人,烤鸡一样,烤一个月,还没你多。”道长也奚落廿棒:“你说的好,你单点六合彩一个数字,还中了六万呢。我一年都没你一个数字厉害。”廿棒是他学生。村里大部分青年都是他学生。道长去学校了,小店便由他老婆守着。他老婆叫香翠,以前是个赤脚医生,可能是她医疗水平太差,没人找她看病,便一直闲在家里,种菜,养鸡,烧饭。香翠满脸麻子,老是唠叨:“以前那么多男人到我家提亲,怎么就选了道长呢?那个汪宅的,来我家真多次,我都不要,你看看,他都在县城买了两套房子了。”她身材高挑,丰满,年轻的时候,确是桃花春风的。

吃了饭,村里的人喜欢在小店站站,看看,闲谈几分钟,再去田里地里做事。不去做事的人,便坐下来,打牌打麻将。道长见了不想走的人,马上拿出手机,说,要召集谁呀,说说,我打电话。他的手机是直板机,数字键都看不清了,他拿着手机,拉远,仔细看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接通了:“你还在死吃呀,快来,三差一,廿棒等得急死了。”道长手机里,存了六百多个号码,都是本村的。他负责邀人凑桌。他知道全村哪些人和哪些人喜欢坐在一起打牌打麻将,玩多大,谁欠了谁的钱,欠了多长时间,欠了多少,为什么欠,为什么有钱不还。他是知晓全村秘密的人。有一次,道长对我说,你说,黄目老婆没名堂吧。我说,怎么啦。“前年正月,你在家呢,在我三楼压麻将饼,黄目输了四万多,想扳本,他老婆借了几家人,都借不到,老银把买牛崽的三千块钱借了出来,黄目老婆觉得老银好,便偷偷摸摸和他相好了。”道长说。我说,老银都快七十岁了,黄目老婆才三十多岁,也相差太大了,再说,黄目也天天在家,怎么相好呢。“你知道的呢,黄目睡三楼,天天玩游戏机到天亮,白天睡觉的。他老婆睡二楼,大门留了缝,老银便去了。”道长说。

过了正月元宵,村里也没什么人玩牌,大家都出门做工去了,去了义乌,去了温岭,去了慈溪。要玩牌的人,都是几个老人。老人不去小店玩牌,在自己家里,节省麻将租。再有玩牌的,就是廿棒、黑七等三五个人。前两年,闲人更多一些,有十几个,但现在大多数不在家,外逃了,去了广东。这几个人在前年,在南溪村,压麻将饼,一个月,最少的输了十几万,最多的输了六十几万。闲人大都没钱,借高利贷赌,还了两个月的利息,便逃去广东,手机号码一换,谁也找不到他,过年也不回家。

小店也没什么东西卖,货物一般是低价的烟酒、调味品、洗涤用品、牙膏牙刷、饮料、袋装面包和饼干,鞭炮香纸,还有一些儿童小玩具和辣条之类的小包装食品。生意清淡也是可想而知的。道长一般是趴在旧办公桌上瞌睡,要么靠在椅子上架起脚看电视。道长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三年了,还没找到媳妇,让香翠很是操心。儿子在银行工作,理应找老婆容易,可交往了几个,都歇作了。火一样,点起了,却烧不起来。歇作的原因是在城里没买房,现在女人找一个老公,没房子,谁会嫁呢。香翠便叨唠,现在女人现实,没钱不行,没房更不行。香翠跟我说了好几次,周边镇里的学校或医院,有没有适合的老师或护士呢,有的话,可以介绍介绍。我说我都好多年没去过镇里,哪会认识呢。事实上,香翠这个话给好几个在镇里上班的人说过,儿子也相亲了好几次,如端午、中秋、十一、元旦、过年,香翠都安排了相亲,可没一次成的。香翠便责怪道长,说,这么多年了,连城里的房子也买不起,哪怕是个二手房也好。每相亲失败一次,她便责怪道长好几天,端一把椅子,坐在店门口,和来买东西的邻居,埋怨似的,说,道长读了书,有什么用,读了大学有什么用,教了快三十年的书了,县城那么大,一个角都买不起,你看看,做油漆的水东,掌勺师傅木木,都在县城买了房,教书的,还不如一个掌勺的。她是一个说话特别有激情的人,说的时候,嘴唇抖动起来,眼睛一眨一眨。香翠说起话来,没个停。道长懒得搭理,去院子里把菜地铲一铲。挑事的人,便对道长说,你真有涵养,老婆这样说你,你也不发作。道长说,怎么发作,把她嘴巴贴封条,还是打她一顿呢?也有人给香翠出主意,说,道长哥哥那么有钱,可以借借,买了房子再说。香翠说,和死人借,也不会向他哥哥伸手。他哥哥是个非法挖石煤的人,赚了很多钱,却很少和道长一家来往,尤其他嫂子,见了道长,满嘴的奚落嘲讽。香翠便和嫂嫂老死不相往来。

小店的生意,年关占了一半。腊月开始,做工的人陆陆续续返乡。厅堂里,站的站,坐的坐,都是人。道长开始安排桌子,打麻将的,打扑克牌的,推麻将饼的。香桌上,早早烧好了热水,茶叶和塑料杯也早早备好了。道长吆喝廿棒,先把麻将饼推起来。先是小庄,压个十块二十块,八仙桌便开始汇聚了人。口袋钱多点的人,便坐下来,四个人你一庄我一庄,慢慢玩。有了麻将饼,人再也不走,没麻将饼,要不了两根烟时间,人便散了,去了别的小店玩。有专赌的人,看到小店人多,也会来。道长见了专赌的人,高声说:“大老板来了,把桌子让让,大家都可以发财了。”道长从内袄里,摸出软中华,给专赌的人发烟。道长是个烟瘾很大的人,一天抽三包庐山烟。庐山烟一包五块,蓝壳。他平常不发烟,要抽的时候,手伸进裤兜里,摸一根出来,夹在嘴巴里。专赌的人坐下来,在桌上码个三万块钱,说,先来一个万元庄,大家快来赢,赢完了,还有,钱赢不完。长板凳上,站满了人。火熜上,站满了人。妇人也压。老人也压。“廿棒,给我在天门压两千,带一下,我人进不去。”有人说。

万元庄,即输了一万封顶,超出部分不赔,赢了一万才可以封庄。一条庄下来,一般十来分钟。庄家赢了,会给道长一张红边红利,大方的或手气好的,给三张。也有连输十几庄的。庄家输了这么多,压钱的人喜乐乐,手里攥着钱,自己孩子哭死了也不理,这时,拿着钱,问孩子:“要吃什么?自己去拿。”庄家大输,不等于每个压钱的人会赢。有一次,我表哥的小舅子,庄家输了三十多万,他不但没赢,反而输了两万多。他压了三把,一把八千,三把都被庄家吃进去。他是个油漆匠,我问他,刷墙,刷一个平方米可以赚多少钱。他说,可以赚两块出头一点。我说,那你三把输了一万个平方米的利润,差不多要做三个月吧。他苦笑起来,压下去,便什么也不会想,想了不会压,你这样想的人,家里有一百万,你还压不下一千块。我哑然失笑。道长见专赌的人,带的钱不少,便叫香翠烧几个好菜,留他们吃饭。专赌的人,一般来三个人,一个推庄,一个管钱,一个站在推庄人背后,看谁压钱,压哪门,压了多少,是不是有人出老千。道长知道,赢钱的人不想走,输钱的人更不想走。下午推了大庄,晚上会接着来。道长把好茶叶拿出来,好好招待专赌的人。

年猪都杀了,齐冬还没出现。道长打电话去了:“老板,你是不是要把深圳的钱,全部赚完了,才回家呀。”齐冬是村里在深圳做小生意的,人豪爽,喜欢推麻将饼。齐冬说,你那里人太杂,不好玩。道长说,你回家了还不来玩,怪不得我这里冷清清呢。齐冬是道长学生,吃了晚饭来了。道长把电话拿出来,说,你叫谁我就打电话给谁。人召集齐了,到三楼,门关起来,推麻将饼。齐冬每次都带一万,输毛了,扳本,叫道长借钱。道长说,哪有这么多钱呢。齐冬说,我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明天早上给你,现在不可能去银行取钱呀。齐冬边说边把麻将翻来翻去玩。道长把廿棒拉出门,嘀嘀咕咕,返身对齐冬说,我是没钱的,我可以代借,不过要炮子,你知道规矩的啦。炮子的规矩是一万块放一天五百。知道,知道,快拿来。齐冬说。道长便把钱借给齐冬。其实这个钱是道长自己的。齐冬心里也明白。齐冬赢了钱,是个大方的人,叫:“道长,你点点人数,男的一人一包硬中华,女的一人一瓶王老吉,你也把你自己算上。”道长嘿嘿嘿笑起来,说,从深圳来的,就是不一样。

赌大博的人,一般在晚上十点前,便散了。但也有赌小博的人,一直赌通宵。道长又不能赶客人走,便把几扇门关了,躺在厅堂里的躺椅上,下面焐一个硬木炭的火熜,身上盖一件破旧的军大衣,睡下了。差不多,整个年关他都是在躺椅上过夜的。

一个年关下来,也能挣三万多。道长却从来不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我知道。有一次,香翠对我说,以后我都不想开场子了。我说,你不是组织赌博,不违犯刑法,给赌博提供场所,违反治安管理条例。香翠说,我倒不是说这个,哪个村不赌博,派出所的人还三天两头到我这里打麻将呢。我说,不开场子,从你嘴巴里说出来,不容易。香翠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呀,我跟你算,靠赌博吃饭的人,谁有钱?都是这里借那里借的,衣着光鲜有什么用,又不是做小姐,哪一年,村里人赌赢过呢?专赌的人,今天输明天来,一直要把这些钱绞尽了,才摆手歇作,村里呢,好几个人,过了元宵出门,坐车的钱都没,死赌的,场子放在这里,赌输了的,想扳本,开了口借钱,我哪好意思不借呢,总要借出八百一千的,就说廿棒吧,都欠我一万多了,他不说不还,有钱又去赌,又天天来,我取债都开不了口。我说,不赌博,你店里生意都不好做,冷清。香翠说,是呀,道长也是这个意思,可有场子,划不来,都借出三万多了,一进一出等于零。我说,闲着也是闲着,一个小店至少能保一家人开支。香翠说,老弟呀,你看看道长,看见专赌的人,比见了岳丈还亲,还叫我烧饭给他们吃,我越烧越气。

我两个小侄子,二十来岁,正月里,也基本上坐在小店屋檐下打炸弹,没打火机了,叫:“道长,拿个打火机来。”没水喝了,叫:“道长,拿瓶水来。”我发现几次了,回到家,我便对小侄子说,你怎么也道长道长地叫,他是你们老师,你应该叫吴老师,不叫老师,也要叫伯,一点教养都没有。侄子说,别人也都这样叫。我说,那是别人的事。侄子说,叫吴老师,叫不出口。

暑假了,我带着小孩回枫林住几天,吃了晚饭,我也爱去小店走走,在他院子,架起脚,躺在椅子上,乘凉。他院子特别凉爽。院子不远,便是饶北河,河风凉幽幽送来,也送来河岸植物的香气。道长也躺在椅子上,打赤膊,把大褂挂在竹杈上。天慢慢暗下去,灵山在暗光中消失。我说,吴老师,大家叫你道长道长的,你原名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他说,叫登升。我说,好名字呀,你父亲对你冀望很高。“冀望高有什么用,他教书一辈子,茅厕也没留一个给我,叫我怎么登升呢。”他说。我说,你父亲教过我历史,课上得好,是个读了很多书的人。

“他是读了很多书。教书要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话不能这样说,好的老师影响人的一生。”

“我辜负我父亲了。说起来,我的名字还是有来历的。登升取意于: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两株金银花,去年种下的,如今已经爬满了院墙。没一会儿,和我说话的人,已经鼾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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