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右翼 福山：很多人指责我将右翼民粹崛起的责任推给左翼，但我并没有

自1989年或者1991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日益发展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及其在欧洲、北约和远东的盟友促成的。该秩序有其经济上的组成部分，即自由贸易体系：商品、人员、服务、观念和投资跨越国际边界的自由流通。它也有其政治上的组成部分，即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这的确是一整套非常成功的倡议。

在这个时期，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970年的35个上升到最高峰的115个或者120个，这主要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民主国家。到了200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的全球产量翻了两番。在几乎每个方面，经济条件都越来越好：这不仅体现为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收入的增加和中产阶层的崛起，而且表现在生活质量方面，例如儿童的健康程度——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所有这些都在2000年代中后期的某个时刻翻转了过来。最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民粹主义在老牌民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内部兴起。在我看来，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至关重要，因为整个第三波民主化看起来正在被摧毁。

一、定义

现在，人们对民粹主义有着多种理解。本文只简要谈及其中的三种，因为能够区分这三种理解非常重要。

第一种定义是经济层面的：民粹主义者是那种鼓吹在短期内深受大众欢迎、但是从长期来看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政策的领导人。比如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免费开办眼科诊所和发放食物；汽油价格每加仑不到一毛钱。但是，这些措施都是不可持续的：2014年石油价格暴跌。

第二种定义关注政治风格胜过其他任何东西：民粹主义领袖试图展现个人魅力，喜欢说“我和你们——人民——有着直接联系”。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民粹主义者成为事实上的反建制派。民粹主义者宣称：我代表你们，现有的所有其他组织机构，如法院、媒体、立法机构、官僚系统等统统都在阻挠我把你们想让我给予你们的东西交给你们。民粹主义者与所有这些机构为敌。它导致的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民主的部分攻击其自由的部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自由的部分都是制度性结构，是试图限制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民主制不仅仅是大众选举，它也是对少数派权利的保护，还包括真正反映民众意志的温和政府。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威权主义政治，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有组织机构碍事。当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共和党提名时，他在演讲中说了这样一句引人注目的话：“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个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我才能挽救它。”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在1940年代可能也会说出这样的话。

第三种定义是，当民粹主义者宣称“我支持人民”时，他们所指的通常不是全体人民。他们所说的人民是某一特定类别的人民，通常以种族或民族来定义，并且常常依照传统文化价值观或者传统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来划分。这通常与该国的实际人口并不完全对应。匈牙利的维克多·奥班曾露骨地说，匈牙利的民族身份就是匈牙利族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是匈牙利族人，你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如果你是生活在匈牙利之外的匈牙利族人——有很多这样的人，你就是该国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匈牙利总统维克多·奥班

所以，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之间作出区分。查韦斯是典型的第一种民粹主义者：经济民粹主义者和左翼民粹主义者。根据第二种定义，他也是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但是，第三种定义并不适用于他，因为他并没有对“谁是委内瑞拉人”持有一种种族层面的理解。奥班持有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他还试图成为一个鼓动者，一个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当然，他对谁有资格成为匈牙利人有着非常严格的看法。有一大串新近崛起的领袖们都属于这一类别，我们都对他们很熟悉。他们就是匈牙利的奥班、波兰的莱赫·卡钦斯基、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意大利也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联盟，拉美则推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个北欧风格的民粹主义者领袖——巴西新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拉美大部分民粹主义者一直与南欧的民粹主义者相似：有左翼色彩，在民族观念上没有排他性，更多是经济民粹主义者。但是，巴西已经决定随波逐流，选出了一位拥有种族偏见的领袖，他对这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似乎有一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认识。这是区分左翼民粹主义者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方式。

二、解释

为何这一现象出现在2010年代的中期？我认为，这主要有三大类原因。首先，就像关于这一议题的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其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如果在大学里选修过贸易课程，你可能学到的是，自由贸易提高了所有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人人都变得更富有。如上文所说，在30年时间里，世界经济产量翻了两番。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的说法是没有错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事实上，如果你是富裕国家里技术水平低、受教育少的工人，你很可能被贫穷国家中具有类似技术的工人挤掉饭碗。

这种事一直在发生。由于外包和国际竞争，在1990年代东欧剧变之后真正开始强化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导致很多工作从富裕国家流向了其他地方。这也导致原有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变差。比如，在美国，从1990年代后期到2015年，在收入分配中90%的民众的平均收入实际上稍微有所下降。如下情况是非常显著的：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收入减少了。对男性而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倍的，因为在收入减少的同时，我们也正在从一种工业经济转向一种服务型经济，而女性在服务型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男性工人丢掉了在工厂的工作，只好到快餐店烤制汉堡，挣的钱可能比他父亲甚至比他祖父还少，而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却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男人遭遇收入和地位的双重丧失。我想说，这是解释民粹主义现象的传统观点。

第二个解释与政治有关。从一开始，民主就被指责为它会产生弱势政府，民主体制难以高效地作出决策。民主中充斥着辩论不休的议会、各种结盟和利益团体以及游说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主社会很难具有决策力。因此，很多普通人强烈渴望出现一位强人领袖，他能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快速作出决定，把事情办好。

在美国，我们认为有钱的企业家就是这样的领袖。所以，美国一直存在从商人中挑选出领袖的趋势。而对于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而言，企业首席执行官的经历往往是其受过的最糟糕的培训，因为企业实际上带有相当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尤其是家族企业。但是，很多人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将成为真正强悍的领袖，如日本的安培、印度的莫迪和美国的特朗普。

第三个原因是文化上的，这与身份认同有关。我认为，一直存在一种过多强调经济动机的重要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意义的趋势，因为事实是，这最终是关于身份认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