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 通缉特朗普 伊朗为何明知无效也要这样做？

　　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记忆逐渐远去，加上伊朗近年深陷经济与阶级结构困境，烈士政治这张牌，显然不再如过往管用，就算苏莱曼尼本人的确亡于美帝阴谋，此事的动员力度也已难达80年代规模。

　　被阶级割裂的革命现代性

　　根据伊朗神权政府的历史叙事，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解放了位处底层的“被压迫群众”，就现实发展观之，也的确如此。神权政府在80年代力行福利计划与社会政策，既扩大社会支出建设贫困区，也普及中等教育，让伊朗的国民识字率上升到了98%。而革命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动员，则提高了中下阶层群众的“赋权感”与“主体意识”，尤其是两伊战争期间，即便伊朗伤亡惨重，仍以鲜血沃出了革命的现代性。

　　然而这般意识，随后却走上了吊诡的分裂之路，并导致了烈士政治话语的部分失能。首先，石油经济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美国日渐严峻的制裁更令伊朗市场急遽萎缩，由此催生出了一群赤贫的底层阶级，包括工人、巴扎小贩、蜗居市郊者等。而其生活虽苦，却多为意识型态上的保守派、神权政府的拥护者，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是清真寺。

　　此外，革命造就了富商、革命卫队与技术官僚的崛起。在国际多年制裁下，革命卫队已从初期的军事部门茁壮为巨大的经济集团，不仅经营建筑公司，垄断大型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也控制港口与边界，管理进入伊朗的货物；技术官僚则透过自身专业，发展裙带关系。此一阶层者，内心未必有虔诚的信仰，也未必让下一代留在伊朗本土发展，但往往倾向维护神权政府的话语权，支持现有秩序。于是极富与极贫者，原本看似为两世界的居民，却在支持烈士话语上意外契合。

　　然而，在经历长年的政治动员后，伊朗社会也涌现一批具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其追求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认为高压的宗教纪律已无法响应当代伊朗的社会需求，故对神权政府千篇一律的反美反帝、烈士叙事相当不耐，期盼伊朗能走上改革进程。

　　在此一群体中，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如今许多人至清真寺往往是为拍美照上传社群媒体，而非作礼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术馆、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有些人家中更装有卫星电视，能收看海外伊朗人经营的电视频道，甚至私下酿酒、购酒。其与极贫极富者的政治光谱歧异极大，对烈士政治的话语也是普遍疏离、厌恶，是为革命后的另一种现代性图景。

　　然而近年一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示威，却让上述几种革命现代性意外驳杂，使得平日里对宗教相对冷漠的中产青年们，运用了什叶派的烈士叙事来反政府，其便是2009年的绿色运动。

　　2009年，德黑兰，示威群众聚集在维里阿瑟广场

　　当民间与国家竞争宗教话语

　　绿色运动起于民众对选举舞弊的不满，在当时西方满怀期望的凝视下，又被称作“绿色革命”、“波斯之春”，以符合颜色革命与民主化的想象框架。然而若由伊朗本土视角观之，在这场骚乱中，许多青年重复的，皆是1979年革命、乃至两伊战争的烈士范式，只是此次的叶齐德是神权政府，烈士则是死于枪下的牺牲者。

　　综观当年街头，象征伊斯兰与侯赛因的绿色成了示威主题色，许多平日不怎么关心宗教的青年，此刻都包上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绿色头巾，举出绿色旗帜、横幅，甚至画上绿色眼影、指甲油，接着爬上高处大呼“真主至大”、“独裁者下台”等，1979年时，示威者的口号是“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这次则换成了“独立、自由、伊朗共和国”。

　　在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枪口下，这场运动最后烟消云散，但示威者们在城市多处留下了绿色标语及涂鸦，让巴斯基清理时疲于奔命，其中有不少是1979年革命时出现的绿色手印与血手印，手印五指分别代表了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之女法蒂玛、先知女婿阿里、阿里之子哈桑，以及阿里另一子、同时也是烈士政治的核心符码：侯赛因。而命丧枪口的女示威者内达·阿格哈·索尔坦，则被反政府阵营封为烈士。

　　对中产青年而言，在这场运动中，其传递了心中最深层的愤怒：反对国家垄断宗教话语，不论是对烈士的形象塑造，抑或是对宗教象征主义的运用，并以此向大众争取政治合法性。

　　在许多伊朗青年看来，信仰的实践应当个人化，而非由国家以集体主义的形式灌输，故其反对政府禁酒与强制包头巾，对烈士政治的回应也充斥着类似情绪，认为这种场面庸俗又牵强。但许多人并非真对烈士的贡献全然麻木，而是厌恶国家系统性地广设烈士壁画与符码，连地铁站与街角都不放过。

　　对许多青年而言，国家的宗教戒律已与政治权术工具无异，虽说其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往往有过度浪漫的倾向，但这些人毕竟没有参与1979年的革命，就连对两伊战争的记忆也是从教育得来，与上一代相比，自然难有共鸣。

　　而神权政府其实对此并非毫无意识。自1979年革命以来，其能在西方无数次的预言、诅咒、攻讦中屹立不倒，靠的不仅仅是石油与革命卫队，更有对国家记忆的编写，意即将“伊斯兰的生活形式”化育为新代伊朗思维，简化过去、消除了历史的辩证性，创造出一种强大的国家神话，将宣传工作、伊斯兰元素、对殉国者的追念巧妙地合拼，成立了烈士政治的话语。

　　这种叙述性胜利遇上两伊战争后，仿佛国家主旋律遇上流行元素，两者的效用皆被放大数倍。无情战火为烈士政治提供了无数的素材，此后国家便竭尽全力要保持国民的战争记忆，好巩固精英的统治力量。

　　面对现下青年的“敬意衰退”，神权政府冀望能再有像两伊战争那般的流行元素，却遍寻不得，苏莱曼尼遇刺可谓是近年罕见的天赐良机，故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与送葬活动，然而这些努力在革命卫队承认误击客机后，便被愤怒的群众抛诸脑后。如今政府再拾此事大作国际文章，为的便是团结疫后民心，但民众是否买单，尚要视情况发展而定。

　　对伊朗政府而言，烈士政治是把多面刃，既受两伊战争灌溉，也反哺了战火，令人民为国家前仆后继；既动员了无数群众，也反噬了己身根基，令中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崛起。

　　如今伊朗国内经济凋敝，民心思变，神权政府若无法主动在烈士政治上寻得与青年中产的共鸣，则崩解的裂缝将不断加大，届时或恐等不到下一个苏莱曼尼，而是等来一场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