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的结局是怎样的 在遵义会议上，极力反对毛泽东的凯丰，后来怎么样了？建国后去了哪里？结果却出人意料。

　遵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它承载了中国革命历史，也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点。因此，也被称作转折之城。

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在相隔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两次前往贵州遵义市，参观遵义会议旧址和遵义展览馆，对中国革命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做了进一步的了解。

通过大量翔实的史实资料，和讲解员的认真宣讲，遵义会议的真实情景，逐渐在我的脑海里，清晰明朗而铭刻在心。同时，我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遵义会议是我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它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基础，也为党和人民军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纠正了党的错误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我们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特别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或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全国人民对遵义革命历史念念不忘，每天前来参观和瞻仰的群体，络绎不绝。

　　当你走进展览馆的大厅，一排雕塑像矗立在参观者的面前，这是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部分列席人员的塑像，一共20位。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名单：

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分别是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陈云；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分别是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各军团领导7人：林彪、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李富春、杨尚昆和李卓然；

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望着墙上悬挂的参加遵义会议领导人的照片，我陷入了沉思。正是这次不寻常的会议，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正是他们的英明决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史册上，必将名垂千秋，代代传颂。

当时，毛泽东42岁，周恩来37岁，朱德50岁，而其它入会的领导人，年龄大多在20多岁至30多岁之间。

　　这座修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初的阁楼建筑，是原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因党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被称为遵义会议。从此，闻名中外而载入中国史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仅有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接着，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会议还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遵义鸭溪、苟坝一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在会议进行中，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因为“力挺”博古，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争论，对毛的理论和观点极力反对，甚至当面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凯丰的态度和言行，遭到了入会大多数人的批评与抵制。在会议的最后阶段，面对各方面的质疑和事实，凯丰虽然承认了博古等人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心里面却非常的不服气，甚至在会后放话：“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那么凯丰是谁？事情还要从凯丰的真名说起。

凯丰，原名何克全，生于1906年，江西萍乡人，和张国焘都是一个故乡。他很早就参加革命，21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在苏联中山大学期间，他勤奋学习马列主义，结识了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同学，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

1930年，根据上级组织安排，凯丰回国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巡视员、团广东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重要职务。

　　遵义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红军凭借机动灵活的战术，经过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金沙江等战役战斗，巧妙地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同时还在运动中，残灭了大量的敌军。

　　在红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大胜仗面前，凯丰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由衷地佩服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后来，成为了毛泽东的“铁杆”支持者。

　　在红军后续的长征途中，张国焘仗着兵多枪多，野心开始膨胀，想要借“南下”的名义，分裂红军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时候，凯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在随后的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重大会议上，凯丰坚持真理，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为避免红军分裂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根据组织安排，凯丰先后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党报委员会成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加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参与讨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的制定。

同时他还以《新华日报》和《群众》等党的报刊为阵地，先后发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著作，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工作。

　　在工作中，凯丰和毛泽东的关系也逐步在加深。当他们再次谈起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毛还对凯丰说，当时，你说我看《孙子兵法》，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因为在战争期间，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看书。而凯丰也对毛说，我也没有看过这本书。

毛主席还在给他的信中鼓励他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儿也就好了。

　　解放战争爆发后，凯丰奉命到东北主持宣传工作，担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务。在凯丰的指导下，东北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搞得风风火火。后来，毛主席还回信为他创办的《东北日报》题写报头并给予鼓励，信件内容如示：

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好些吗？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从毛主席回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凯丰之间的深厚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先后担任了沈阳市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职务。尽管工作职位在变化，但他始终任劳任怨，忘我地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工作积劳成疾，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葬于八宝山，年仅49岁。

　　值得一提的是，凯丰一生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对子女要求近乎“苛刻”。建国后，他的二女儿何淑英，从乡下进城来看望父亲，凯丰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女儿找工作，而是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回家安心务农。临走时，凯丰送给女儿的物品，竟然只有两件打满布丁的旧衣服：一件中山装，一件毛线衣。后来何淑英经过自学进修，在湖南当地一处加油站，找到了一份会计的工作。

1955年凯丰病重时，见到女儿，留下这样的话语：从事经济工作一定要廉洁自律，管公家的钱，一分一毫也不能动！

这种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真是令人感动！

　　当我走出遵义展览馆的大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风姿，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公开反对毛泽东，但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能够深刻反思，知错就改，继续为中国革命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不失为我党早期的一位优秀领导人。

遗憾的是，革命胜利后，他却因病英年早逝，令人始终未及，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值此清明来临之际，以此文章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丰功伟绩已经载入史册，他们的风彩与精神，将永远留在人间！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遵义会议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