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是一部历史纪实类的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www.NiubB.NET］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据粗略统计那场灾难饿死了三百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10倍。几乎所有看了《1942》的人都会觉得这部电影很压抑，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深陷于一场内心的煎熬。有个问题大家都会去想，为什么一场旱灾和起蚂蚱能让一个地方死三百万人呢？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旱灾和蚂蚱嘛？这个问题或许也很好解答，那就是政府救灾不力，那为什么政府会救灾无力呢？或许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蒋介石的原因。但是真的又仅仅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原因嘛？看完了《1942》，其中对李培基这个人物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想从影片中的李培基这个角色中挖掘一些或许可以利用的信息来从某个方面解答下这个问题。
李培基场景之一和受灾最严重的延津县岳县长的谈话，关于粮食的问题
从其出场和岳县长的交谈可以看出，他还是个比较温和的人，说话也比较委婉，没有什么官架子，典型的儒雅知识分子，他将上头交代的筹措军粮的事情委婉的转达给延津县岳县长。其中有两个值得去说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吃饭时上了盘“鲤鱼培面”，按常理，一个省的主事，亲自来延津县视察，招待时上仅有的一个的荤菜应该是很正常的。李培基摇了摇头说了这么句话：“岳县长，大灾之年，过分了！”第二个细节：岳县长在述说延津灾情之严重，希望政府着重解救受灾最严重的延津时，两次给李培基倒茶，两次都被其婉谢。
李培基场景之二和河南战场司令官蒋鼎文的谈话，也是关于粮食的问题
“蒋司令率威武之师奔赴前线，河南三千万民众箪食壶浆，祝司令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蒋鼎文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不会文人的那一套文绉绉的说辞：“老李，这套虚词就免了吧，咱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但是他面对如此儒雅的李培基，也跟玩起了故作迷障，以退为进这一套把戏。这里也有三个细节值得说一说。第一个细节就是当李培基诉说河南灾情之严重，请求蒋司令豁免军粮的事情时，蒋鼎文旁边的副官一系列心不在焉，不屑一顾的动作；第二个细节李培基在看到“豁免军粮”成功的希望时的表情、表现和感到绝望时的表情、表现的对比，前者欣喜激动，万般感恩，后者呆若木鸡，神情凝滞。第三个细节：“如果两个人要是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我们就会亡国。”“蒋司令，这一码不对一码。”看似前面蒋鼎文说的话的很有道理，逻辑也很严密，刚开始我听到这句话时，也觉得如果是这样比较的话，我也愿意饿死一个灾民留个活的士兵。但是真实的天平不是这样称的，真实的天平没有这样的比较，如果真要是做比较的话，姑且不说社会舆论压力和民心丧失，就单从物质的角度，养一个士兵的所花费的说不定可以救活十个灾民。
李培基场景之三和蒋介石的对话，核心也是关于粮食的问题
此场景核心虽也是关于“粮食”的问题，但从对话开始到结束，从未提到过河南出现了吃的问题，而更多的是蒋介石的秘书在汇报工作的事情，与开头的独白相呼应：“1942年我的故乡河南出现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当我们纵观史实时，在这些事情中，我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河南发生的吃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问题一，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李培基认为秘书汇报的事情件件比河南大灾荒要重要呢？问题二，虽然蒋介石很忙，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给他机会说事，细细发现其实李培基还是有机会向蒋介石报告河南大灾荒这件大事，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报告？
李培基场景之四和河南各部门官员的对话，核心也是关于粮食的问题
管城市的开口说发粮食应该侧重城区，管教育的说发粮食应该侧重老师和学生，管警察的说发粮食应该发给警察。很具有讽刺性，他们考虑都只是自身的利益，全然没有任何轻重缓急意识，同时也讽刺性的放映当时政府的腐败。
李培基场景之五和秘书商量贿赂蒋鼎文的事情，也是围绕粮食而展开的
看着各种棘手的问题，一是向中央要粮食难；二是分仅有的救灾粮难；三是河南政府领导班子中有人还处处为难他；四是还得和蒋鼎文这个眼里只有粮食的人谈判。李培基萌生了解甲归田的想法，其秘书说“如果我们要解甲归田，那说不定现在就成灾民了。”这间接可以说明李培基的清贫，说明他不是一个腐败分子。
李培基场景之六和岳县长谈论救荒丸的事情，同样是围绕吃的问题
李培基一眼看出了救荒丸的荒谬之处，说明其还是比较明智的人，同时也并没有因为灾荒严重而乱投医。
李培基场景之七和蒋介石的对话
“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政府统计1062人”“实际呢？”“大约~~~三百万人！”
总的来说，按照小孩子看电视的逻辑简单的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那李培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好人。的确他是一个好人，温良恭俭让，他样样都有，而且都做得很好，典型的也是优秀的儒家文化培育者。假如他没有调到河南来，或是河南救灾得力的话，他应该会是一个恪尽职守、爱国爱民、功德圆满的好的模范官员。但是在这个情景下好人还是做了坏的事情，这跟我们接受的常理不相符，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最明显的毫无疑问是当时腐败不堪的政府和政治决策者的错误选择，还有其他原因吗？当我去细究时，我惊恐的发现这或许跟李培基所影响他的儒家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也是我第一次对我所敬仰和崇拜的儒家礼学产生了怀疑。
假使你是李培基，你能做的跟他会有什么不同，这“不同”能不能给这个“三百万”这个数字带来一些变化呢？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的我觉得我最好的结果只是维持这“三百万”这个数字不再增加。对于我来讲，是不是有点讽刺了，那么这又是不是一种悲剧呢？我在想我还是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充实自己所信赖的基石。
附注：可能大部分看到这篇日志的人都不会懂我在讲什么，特别是后面吧，但是也无妨，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所关注的、所追求的东西的都不同，只是想写给现在的自己。文中提出了很多问题，其实每个问题自己都有仔细去想过，但是有些我只是发问，并没有作答。一是怕自己的想法贻笑大方，二是那些问题的解答涉及很广，但是真正用来为本文服务的也只是其中的些许，所以要是一一阐述不免累赘，三也是希望给看到这篇日志的人更多思考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