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电视剧:一场伟大的普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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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电视剧:一场伟大的普及(上)

发布时间:2020-08-02 20:29:22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有戏」栏目

我们在鉴赏古诗词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个主题门类,专用于怀古遣怀,抚今追昔,譬如“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眷念过往而感慨涕零,乃人之常情。晚明文人张岱,一生不事科举,不求仕进,他曾经给自己写了一篇著名的墓志铭,其中有这么几句: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这位张岱先生玩世不恭,细数其人生经历,我们会发现倒和贾宝玉有几分相似,而“皆成梦幻”云云,也是萦绕整部《红楼梦》的一种基调。

现在,距离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问世,已有三十载,期间亦是沧海桑田,人世变幻,令人不胜唏嘘。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发展的时期,全国一整年的电视制作总量,不过百余集,而随着技术革新,资本涌入等多方面原因,现在的电视剧年产量,早已达到了一万多集,不可以道里计,然而个中精品寥寥,多是批量作业、跟风逐利的浮躁产物。

遥想87版红楼梦的年代,一部电视剧,就要耗费数载时光,对演员精心挑拣,对剧本反复打磨,对服化道详实考据,如曹公字字沥血,从筹备到选角到培训到置景到拍摄到剪辑,俱要穷尽数代人才的心力。

抚今追昔,当我们重新回首三十年前的“盛况”,不禁有繁华落尽之感,恐怕也只有这四个字足以概括了:

真如隔世。

木石「前缘」

1979年,我国第一代电视导演王扶林,随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出访英国,在看到BBC对狄更斯、席勒、莎士比亚等世界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后,他萌发了将我国古典名著搬上荧屏的想法。

王扶林导演(代表作品《敌营十八年》、《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这一念头很快便得到了实施,1981年底的某次文艺部会议上,时任央视副台长洪民生部署了两部长篇连续剧的开拍计划,第一,是由王扶林执导《红楼梦》,第二部则是杨洁导演的《西游记》。

《西游记》拍摄之路当真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资金也好,其他资源也罢,可谓步步荆棘,处处掣肘,后来杨洁导演回忆起那段往事,总会不自禁地羡慕隔壁的《红楼梦》剧组阵容庞大,而且似乎予取予求,没有什么不配合的。

其实,王扶林导演的压力并不小。

首先,正如上述所言,当时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而且多为单本剧,第一出连续剧,还是王扶林和都郁执导的九集《敌营十八年》,当时为了赶在春节前播出,它实际的拍摄周期是七十五天,而且剧组毫无经验,对一些历史背景并没有做太多功课,闹出了不少笑话。

其次,除了经验稀缺,还有更重要的——王扶林导演这次拍的,可是四大名著里的《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封面人物林黛玉·清代改琦绘)

曾经有人评论过,《红楼梦》对中国人而言,就如同普鲁斯特作品之于法国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于俄罗斯人。虽说文无第一,但如果从漫漫中国小说史中,去选择一部作品加冕的话,那它的票数一定最高。

想要摘取这颗明珠,就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分量。这也是我们观赏电视剧《红楼梦》时,必须做的一点功课。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情僧录》等,它从乾隆中期流传于北京庙市,至嘉庆初年,已是“遍于海内,家家喜闻,处处争购”。同其他几部名著一样,它的作者不乏争议声。

除了小说开卷自述及脂砚斋批注外,乾隆间富察·明义在《绿烟琐窗集·题红楼梦》绝句下的小序最早记载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佐以其他资料,我们通常认为,该书前八十回的作者确为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约1715年—1763年)。

过往曾有不少解读,或说此书暗写大学士明珠家事,或说影射康乾间宫廷政斗,或说寓指董小宛与顺治,但自胡适考证以来,这些说法已被驳斥,一般认为《红楼梦》系曹公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或“假语存焉”),半真半假间糅合了自己过往的经历、杂陈了曹家得意至失意的人生况味。

小说以女娲补天时未用的一块石头为引,写它被一僧一道携入花柳繁华之地,成为男主角贾宝玉出生携带的“通灵宝玉”,它是无用良材的隐喻,也契合了男主作为“富贵闲人”的一生。

书中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现在仍有不少人奉为格言,事实上,贾宝玉对这句话却退避三舍,读者从他这种厌恶的态度,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贾宝玉爱西厢,爱老庄,就是不爱科考取仕、治世经学。正是这么一个视所有功利世俗的劝诫为“混账话”的人,他的对立面,是他整个家族,是整个僵化的、腐朽的体制。

陈晓旭饰演林黛玉、欧阳奋强饰演贾宝玉

这个家族不只是宁荣两府,而是贾史王薛所代表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阶级,他们富贵而攀慕虚荣,荒淫而腐败堕落,他们牢牢抓住依附权势的稻草,一朝挣断,便“食尽鸟投林”——《桃花扇》里有一段唱词十分妥帖: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与主流价值观相背离的贾宝玉,精神无处安放寄托,只好躲进闺房,躲进干净脱俗的乌托邦大观园,他痴迷于脂粉,在爱情中寻找他的存在意义。与男性主导的浊世对照,作者塑造了各路小姐丫鬟等美好性灵的女子群像,是为“水作的骨肉”,“见之便觉清爽”,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的情爱悲剧,也变成了贯穿小说始末的线索,其悲剧根源,仍然是“木石前盟”所代表的诗化恋情与“金玉良缘”所象征的俗世姻缘的彼此冲突。

顺着这条主线索,无数枝蔓延展伸长,可卿妙玉,晴雯鸳鸯,香菱尤氏,原应叹息(元迎探惜)……一群具备一定觉醒意识的青年男女们,如同锦簇花团次第开放,又在山雨倾覆中相继凋零。

小说于盛世伏末世,逐渐为我们揭开了一幕幕破落的繁华,破败的美好及破灭的自由,我们时而感于张岱般的“色空”之叹,时而感于旧时女子卑微的命运,时而,又感于封建“天理”对人类天性的摧残。

曹公以丰富的生活阅历、细腻的生命体验、文采斐然的笔触,塑造了数百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又含蕴诗词歌赋、曲艺杂学,文备众体,道学家看到淫,经学家看到易,纵横捭阖,包罗万象,可以说,论艺术价值,《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

也因此,文本的复杂多样、厚重深邃,向来是改编《红楼梦》时极为棘手的地方。

87版电视剧,当然不是第一次改编。

往上追溯,最早将这部巨著变成剧作的,是1792年乾隆时期,泰州一个叫仲振奎的文人。他写了一出《葬花》戏,当时距离曹雪芹过世不过三十载。其后四年,另一个叫孔昭虔的,亦创作了昆剧《葬花》,并正式将《红楼梦》搬上舞台演绎。

纵观整个清代,约有二十部《红楼梦》改编传奇、杂剧诞生,良莠不齐,五花八门。

清代以后,《红楼梦》在戏曲的舞台上一直都未绝迹,其中以五六十年代蔚为大观。由于当时一次著名的批斗,及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祭,各地掀起了改编《红楼梦》戏曲的浪潮,代表作包括川剧《王熙凤》(1963年,徐棻)、昆剧《晴雯》(1963年,王昆仑及女儿王金陵)等,多有鲜明的“阶级斗争”烙印。

昆剧《晴雯》(王昆仑、王金陵编剧,顾凤莉主演)

当然,我们仍要回归影视剧领域,重点谈谈。这类艺术形式自清末民初诞生后,《红楼梦》也一直都是颇受欢迎的题材,百年间,两岸三地不断翻拍,林林总总,迄今已有三十余部电影,六十来部电视剧,但多截取小说个别片段,或演绎“葬花”,或“魂归离恨天”,或以二尤为主,或写晴雯故事,复原全豹者并不多。

最早拍成电影的,是1924年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摄制的京剧《黛玉葬花》,时由梅兰芳先生出演林黛玉,也开启了将红楼戏曲与影视剧融合的序幕。

梅兰芳饰演林黛玉

本是一段可贵的艺术创作,却遭到了鲁迅几番冷嘲热讽——他素来对京剧有偏见,后在《论照相之类》一文讥刺道:“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闹得十分尴尬。

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将其处女作《红楼梦》搬上大银幕,这版分上下两集,由作家徐碧波编剧,长度仅四个小时,剧情自然也作了浓缩,故事以刘姥姥的一场梦境作为视角,牵出了三进荣国府的线索,并串进了宝黛爱情悲剧及王熙凤用计害死贾瑞、尤氏等重要剧情。核心虽然抓住了,却因为多以现代时装演绎而遭到了无数人的抨击。

同一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也推出了一版《红楼梦》,剧本参考了几位专家的意见,以元妃省亲作为开头,着力体现贾府衰败的过程,并在古装服饰上下了一番功夫。但因为被复旦版《红楼梦》抢先上映,该电影在商业上惨遭重创,甚至导致了公司的倒闭,这部作品也没有机会掀起太大的波澜。

此后《红楼梦》参演者几经更迭,金嗓子周璇、粤剧演员小燕飞……皆是惊鸿一瞥,后来甚至衍生了不少风月情色,如张国荣初出茅庐、饰演贾宝玉的《红楼春上春》,总之亦是鱼龙混杂,不胜枚举。

张国荣饰演贾宝玉

在87版电视剧诞生前,最知名的,当属越剧版《红楼梦》。

这还得从解放后说起。由于当时越剧界在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中表现活跃,再加上许多艺术家自身的不懈努力,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并获得了海内外巨大成功,随后这个剧种迎来了煊赫辉煌。

越剧擅长演绎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独具细腻委婉深情的唱腔,再加上多年发展,它已成为一个以女性表演者为主导的剧种——这一切,都为《红楼梦》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于是1959年,《梁祝》的编剧之一徐进正式推出越剧版《红楼梦》,由徐玉兰、王文娟两位艺术家饰演宝黛,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剧目赴京演出,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

1960年,上海越剧团前往香港表演,广受观众的追捧,但剧团并不能驻港常留,观众的热情又始终不减,怎么办?

有人便想到,何不如搬上银幕?于是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与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摄制,岑范导演,原班人马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正式诞生。

越剧电影《红楼梦》,徐玉兰饰演贾宝玉,王文娟饰演林黛玉

由于时限,这部电影仅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删减了贾府兴衰的繁琐剧情,虽是越剧,却不拘泥于单薄的舞台,应用了电影式的剪辑与时空转换,从而奠定了戏剧影视化的一座丰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978年又在内地重映,竟累计了数亿人次观看,“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经典唱段,更是经久不衰。

这部电影甚至影响了1962年邵氏黄梅调电影《红楼梦》(李翰祥导演,乐蒂出演林黛玉),及1977年邵氏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时由林青霞反串扮演贾宝玉,张艾嘉出演林黛玉,许多唱词对白更是直接参考了越剧版。

张艾嘉饰演林黛玉,林青霞饰演贾宝玉

也就是说,王扶林在接到这个重任之时,大家对徐玉兰、王文娟的版本记忆犹新。但是央视第一次将名著改编成电视剧,又不容有什么闪失,一瞬间,争论、质疑、嘲讽……巨大的压力如潮涌来。

首先,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当时他两次找台里领导,要求这个项目立即下马,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许多电影大导演毕生的梦想,就是拍《红楼梦》。言下之意——你们电视剧制作才刚刚起步,你王扶林也没拍过什么重量级作品吧,能比得上成荫吗?能比得上谢晋吗?感觉不太靠谱吧。

那么……换电影名导呢?

当然不可能。交出导筒,意味着《红楼梦》基本与电视剧、基本与央视无缘了。而根据过往经验,很多《红楼梦》版本限于篇幅,基本只能截取原著的一部分剧情或精神,所以许多人认为,唯有长篇电视连续剧,才能充分利用其容量大的优势,全面地反映小说宏大的叙事、社会时代风貌及深刻的、多线的主题内核(其实1977年,香港佳视就曾斥巨资拍了一部100集的全本《红楼梦》,由伍卫国、毛舜筠、米雪出演宝黛钗,但这部从选角、服化道上都差强人意,实在难称精品,当时也未引进内地)。

第二个压力,来自红学界。该剧的拍摄计划定下后,当时就有专家说了,《红楼梦》是什么作品?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那些演员怎么找?全中国有谁能演宝黛钗?基本上就把话题终结了。

但大家心知肚明,小说归小说,电视归电视,这部分人,可以不用理会。在总监制戴临风副台长、电视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等领导的坚持下,《红楼梦》电视剧仍然要拍,而且,绝不可能当成儿戏。

阮若琳女士(左)

于是,为了表明诚意,更为了这部剧的质量,在选角开拍之前,他们就拉来了一班神秘的人马撑腰。

这班人是谁呢?

总之,即便过了许多年,当我们在荧幕上重新看到这些名字,还是会忍不住,用这个词去形容:

旷古绝今。

初建大观

电视剧《红楼梦》从1981年底拍板后,直至1983年2月,《红楼梦》筹备组方始成立。

剧组确定了总监制戴临风(1920-2009),副监制中国红学会的秘书长、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总导演王扶林的班子。

胡文彬先生及戴临风先生

当时戴老六十来岁,深入剧组,并与官方斡旋,明明已临近退休,却不作明哲保身之想,顶着巨大的压力将这个项目扶持上马,可谓一身傲骨风度。

王扶林的夫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曾因一档《红楼梦》广播节目与胡文彬结识,此后拍摄电视剧的过程中,胡老一直都是剧组与中国红学会沟通的主要媒介。

除了他们,电视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1929-2010),还有前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周扬先生(1908-1989),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先生(1919-2002)等领导也参与顾问指点。

这段时间,王扶林导演不断研读原著小说,经历了大小无数研讨会,为了组建团队、筹划选角,又拜访了不少文艺工作者、文化名人。

首先是编剧。想当编剧,红学素养毋庸置疑,关键是还要有创作能力。

1982年中国红学会第三次年会上,许多专家提议,由写过《红楼梦论稿》和小说《风萧萧》、《黄梅雨》的红学家蒋和森(1928-1996)写剧本。

蒋和森先生立马提笔,每天跟学界研讨,态度滴水不漏,但电视剧马上就要拍了,蒋先生年纪也不小,事务又繁忙,剧本千呼万唤,就是出不来。

无奈,剧组只好把眼睛瞄向更年轻的专家。在胡文彬、蒋和森的共同举荐下,五月份正式确定,由写过电影《谭嗣同》剧本的吉林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刘耕路、北京社科院研究院的周雷、淮北师院青年教师周岭担纲编剧。蒋和森先生则列入编剧顾问一席。

当时刘耕路、周雷四十多岁,正值壮年,周岭却仅有三十岁出头,可是他并不是没有履历的愣头青。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师从红学家蔡义江及古籍研究所教授刘操南,1970年代末就写了不少《红楼梦》研究文稿。1981年,三十一岁的周岭曾以一篇解读贾元春判词的论文,在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赢得满堂彩,颇得胡文彬的青眼。

那时的周岭年轻力盛、创作欲强,又是脂砚斋批注的拥护者,在上级决定对原著后四十回进行改编后,便承担了改写结局的重任。而鲜有创作经验的周雷负责前四十回(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剧情仍由周岭改写),刘耕路则负责改编矛盾丛生的中间四十回。

其实剧作上,不只有蒋和森顾问保驾护航,后来剧组甚至搬出了这些响当当的巨擘——

曹禺(1910-1996),天津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代戏剧的泰斗,中国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代表作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左起:蒋和森、王扶林、曹禺、戴临风、王立平(作曲)、胡文彬

吴祖光(1917-2003),江苏常州人,著名戏剧家、书法家、学者,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等。

赵寻(1920-2010),湖北武汉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戏剧活动家,主要作品有独幕话剧集《人民的意志》、《生活小喜剧》,戏剧评论集《话剧创作散论》、《赵寻戏剧论集》等。

左一吴祖光,右一戴临风

《红楼梦》剧组一直在组织完善他们的顾问团与制作团队。当时王导根本没有导演过古典名著戏剧,自然不可能孤军奋战,所以,王扶林心知,导演这块,也必须请专家名导协助。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越剧版《红楼梦》的导演岑范。然而请了没多久,岑导便拂袖而去了,虽然他没有表态,但王导也明白,对方是对剧组不放心、没把握,不轻易接这个烫手山芋。

好,不泄气,那就继续找电影名导把关指正,以堵住某些悠悠之口。

后来,他们真把当时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1917-1984)请了过来。只可惜成荫先生不久便过世,没来得及看到这部作品的问世,但导演顾问一席,一直保留着他的名字。

影视戏剧领域相关的学者专家,还包括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戏曲艺术研究会会长林辰夫先生(1924-2006),以及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钟惦棐先生(1919-1987)。

要拍《红楼梦》,只有几个红学家拿主意自然是不行的,所以剧组也不可能绕过权威机构——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及附设的中国红学会。

但是时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的冯其庸先生却希望顾问人选能经过他的同意——这的确很难办到,毕竟红学界争辩乃是常事,由此还衍生了不同学术派别,若答应这个条件,无异于自缚手脚。

另外,时任红学会副会长的李希凡先生也一直不赞同对原著做出改编,他公开表示曹雪芹之所以选择小说体裁来写《红楼梦》,不是用绘画、诗歌、戏曲,就是因为,小说才是最佳载体。

是以最终顾问团与这两位红学家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冯、李二人后来也加入了《红楼梦》演员的培训班,为其授课解惑,这份功劳自也不能抹杀。

官方机构的两位负责人惜未列席,没关系,还有更为资深年迈的前辈大家们。

1979年红楼梦研究所成立,次年办红学会,推举吴组缃先生担纲会长,当时均设立了顾问团,全是如雷贯耳的红学元老组成——于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那些隐匿江湖的世外高人,都被《红楼梦》电视剧请了进来。

你们一定还记得我们提过昆剧《晴雯》的作者王昆仑(1902-1985),他是江苏无锡人,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也是著名的红学家,著有《红楼梦人物论》、昆曲剧本《晴雯》,由于辈分极高,他同时也是电视剧整个顾问委员会的主任。

王昆仑先生还举荐当年晴雯扮演者顾凤莉加入剧组,作为北京昆剧团的名角,后来她成了导演助理,负责选角、身段培训等事宜。

还有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红学巨匠,著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会真》等,他受胡适影响颇深,为红学研究倾尽一生,可以说,是自有新红学以来的集大成者,是任何《红楼梦》研究者都不可能绕行的一座里程碑。

周汝昌(右一)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学会会长。(不过剧本出版时,吴教授还在顾问名单里,电视剧播出时却不在片尾的顾问席中)

吴世昌(1908-1986),浙江海宁人,著名汉学家、红学家,著有《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等。

启功(1912-2005),北京人,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红学家,是清雍正帝的第九世孙,同时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等,更曾为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作注释。

杨宪益(1915-2009),天津人,我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曾与妻子戴乃迭合译《离骚》、《唐代传奇》、全本《红楼梦》、《儒林外史》等。

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红楼梦》剧本改编,但也曾在剧情和人物塑造的研讨中,在演职员的培训中,提供过自己的宝贵学识。

没过多久,另一个难题马上又浮出水面——场景怎么办?

山山水水都好说,中国地大物博,兜兜转转一圈即可。但建筑呢?曹雪芹写大观园,胸有丘壑,里头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分列有序,布局有文章。还有宁荣二府、宁荣街,这又到何处找?书中道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总不能随便搭个摄影棚了事吧?

有人提议去苏州园林取景,但是苏州园林成百上千,却不一定符合曹公原著描写。也有人提议,上海早在兴建一个大观园,就是按书里来的。经过实地考察,这组建筑确实很好,但一来这是旅游景点,若租了拍戏,自然得需要大笔开销;二来这园子也还没有完全完工,不是每个景都能充分满足剧组需求;三来,这大观园跟原著相比,还是有不少瑕疵的,因为原著里的大观园,集江南园林及帝王苑囿特征于一体,如书里的“怡红院”、“潇湘馆”,是“小小的五间抱厦”、“抄手游廊”的京式规模,而上海这里并不是。

综合考量,剧组决定将上海大观园做为取景地之一,此外再新建一座大观园。但问题又来了,国务院有规定,拍戏是不能随便建亭台楼阁、动钢筋水泥的。而且当时上头先拨款三百来万,置景费只有七十五万,要建起偌大大观园及宁荣府,根本九牛一毛。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联系了一个企业家帮忙筹资献策,那就是著名戏剧家黄宗江的弟弟黄宗汉,他当时是一个电视机厂厂长,经过多番奔走了解,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妙招。

他参考迪士尼主题公园、东映太秦映画村,与政府合作,投资兴建影视城,那样日后电视剧一旦大热,自然会带动影视城及周边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上级的批复及额外的资金,都由地方政府去争取。

这一前瞻性的举措,既解决了政策问题、场地问题,又解决了资金问题,一举三得,后来王扶林拍摄《三国演义》,兴建影视城的思路也由此而来。

87版《红楼梦》剧照,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观园最终落户于北京宣武区南菜园,找到了方法,宁荣府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不久,河北正定县政府联系《红楼梦》制片主任任大惠,愿提供场地及一部分资金,建荣国府及宁荣街。

剧组几番考察,认为正定虽然落后,但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浓厚,称得上“风水宝地”,于是欣然应允,便严格参照《大清会典》中规定的王公府第的建筑制度,兴建了一座仿明末清初建筑群,是为“荣国府”,府门外又建了一条繁华的“宁荣街”,有“南北海鲜、飞觞醉月”的酒楼幌子, “锦章庆云、杭纺贡缎”的绸缎庄……合情合景,应有尽有。

后来孟飞的《雪山飞狐》、金超群的《包青天》等两百余部影视作品,都曾在此取景。

如此看来,王扶林导演说这部电视剧总投资六百八十万(包含山东潍坊康乐公司及其总经理陈增友集资赞助的部分),可能应该不止。

按欧阳奋强、陈晓旭、邓婕及剧组王贵娥(也是尤氏的扮演者)编写的《宝黛话红楼》一书中,就说是八百五十万。

言归正传,要建造大观园、荣国府,非常人可操刀,剧组请到的这位设计师,正是中国建筑权威梁思成的高足杨乃济先生。1963年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他曾与老师一起参与设计并制作大观园模型,此次加入电视剧顾问团,当真是适逢其会、大展身手。

中间左起:杨乃济、蒋和森、王扶林

《红楼梦》未列明朝代,下笔也如汪洋恣肆、纵横古今,特意混淆,但书中已有钟表、玻璃镜、“哆罗呢”等物,着装特色也是多皮具、多浓艳等,近乎清朝,再考虑到作者所处年代,电视剧便大致假定了明清的背景设定,此后梳什么头,簪什么花,便有了一个大范围的参考系。

其次,曹雪芹出身豪奢,许多服饰器具花样繁多琳琅满目,譬如汗巾,就有白绉绸汗巾、松花色汗巾十几种,这自然对电视剧的服化道、美术等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剧组不能像现在的许多电视剧动辄阿宝色韩式平眉,他们不断钻研咨询,预先做足了功课。所以,除了上述启功先生等人,我们还看到了——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许多人都读过他的小说《边城》,流连于湘西风光和美丽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怀念那种特有的田园牧歌式的质朴与诗意,但他们不一定知道沈先生的学术成就——他曾在北大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

《红楼梦》原著对服饰描写的用心程度不尽相同,写北静王“洁白簪缨银翅王帽”是梨园装束,姑娘们的打扮就十分细致,衣裙楚楚,负责服设的史延芹女士为全剧设计了两千七百多套服装,沈从文先生的大作功不可没。

《红楼梦》电视剧部分服装一览

王朝闻(1909-1996),四川合江人,雕塑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作品包括《论凤姐》、《审美谈》等,他同时也是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

朱家溍(1914-2003),浙江萧山人,文物专家、清史专家及戏曲研究家,朱熹的后代,著有《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等。

前排左一朱家溍,左二杨宪益;中间左一吴祖光,左二李希凡;右一戴临风

请动了这些从民国走出的耆宿出山,意味着当时全中国最顶尖的学术水平坐镇剧组,他们各擅胜场、同赴红楼一梦,不问报酬,不似现在影视作品的“顾问”多挂虚名,他们是真真切切、无私地在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及专业意见。这种百家齐鸣、共襄大事的盛况,在过去及以后,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让我们记住这些大师的名字吧!可以说,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轰动并惠泽后世,因是一群匠人,用他们的匠心及敬畏心,殚精竭虑雕磨所致。

在电视剧播出时,王昆仑、成荫、吴世昌、钟惦棐遗憾作古,未能目睹。长沟流月去无声,时隔多年,到如今,这些老前辈们多已云游天外,目前,仅杨乃济先生一人在世。

召将飞符

1983年8月28日,梦幻般的顾问委员会成立,于北京饭店召开盛大集会,事实上,也相当于对外昭告——《红楼梦》剧组正式成立了。

而其实,还有一位大师值得大书特书,他并不在顾问团的名单里。说起这位大师的来头,我们得再往上溯源,简单理一下师承。

“红学”清代固已有之,以脂砚斋、畸笏叟、杏斋为代表,但民国时期的“新红学”,则由胡适、俞平伯等先贤所奠基。当时剧组请的这位名宿,就是俞平伯的学生邓云乡先生(1924-1999),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著名的民俗学家,又与徐恭时等人并称“上海红学四老”,著有《红楼梦风俗谭》等作。

邓云乡(右一)

1984年2月,剧组在苏州甪直初试拍序集(甄士隐、贾雨村情节),周雷亲笔致信,烦请邓云乡前往姑苏协助布置阊门外的“十里街”。

原著对“十里街”并未赘笔多言,但邓老初接任务,便诚心以待,他联系苏州画家、诗人王西野先生,参考“七里山塘”的山塘街,布置摊贩:

如卖桃花坞年画的——这里的年画,竟是苏州刺绣研究所主任徐绍青先生所珍藏的乾隆年间的木版年画;

还有卖虎丘泥人的——这里的泥人,是苏州博物馆领导支持的馆藏清代“虎丘泥人”(这种泥人在原著六十七回提到过);

还布置了消失于苏州街头的老古董——卖赤豆糖粥的竹制“骆驼担”。

连一条仅仅在荧幕上一闪而过的“十里街”,都如此大费周章,电视剧之严谨,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小姐丫鬟公子老爷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元妃省亲、嫁娶白事这些大场面,譬如哭灵、法事、出殡、路祭,事无巨细,都需要仰赖精通历史风俗的邓老师的点拨。

由于跟随剧组时间长,邓云乡先生实不只“顾问”三两事了,于是我们会看到,片头单独为其列了“民俗指导”一席,以敬其劳苦功高。期间邓老还跟俞平伯先生多有书信往来,交流探讨拍剧的轶事。

其他工作人员的召集,还有几番曲折。就拿摄影来说,当时没有什么成名的摄影师肯加盟《红楼梦》电视剧,因为外界看来,这是一段要耗损数载的漫长征程——他们不敢妄想缔造传奇,谁也不愿浪费精力去冒险,去耽误前程。

辗转几个人选失利后,王扶林突然想起,电视剧团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表演系,演过戏,配过音,也拍过《走进暴风雨》、《能媳妇》近十部电视剧,并且大都拿了金鹰奖、飞天奖,有过多方面的艺术实践,这个年轻人,名字叫李耀宗。

年轻时的李耀宗

但是李耀宗很干脆就回绝了,原因也很简单,他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此去山高路远,时日漫长,跟女朋友一旦异地恋,岂不耽误了终身大事?王扶林导演号准了他的脉:很简单,你若是来了,你的女朋友我也调来,当场记。

他当时的女朋友在武汉儿童艺术剧院,是一名演员,名叫“东方闻樱”,后来她不仅成了场记,更因为个性好强,精明能干,成了贾探春的扮演者,还承担了一部分执行导演的工作,与书中“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如出一辙。

而年轻的李耀宗更因此走马上任,成了《红楼梦》的总摄影师,他扛着摄像机,走南闯北,拍下了九千六百多个镜头。

东方闻樱

譬如化妆师,原本钦定的,是来自北影制片厂的金鸡奖最佳化妆师王希钟老先生,年轻一辈对他最熟知的作品,应该是86版《西游记》中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造型。但当时两部电视剧同时拍摄,王希钟老师参与一段时间后,渐感力之不逮,难以兼顾,剧组不得不再另觅人才。

1979年,甘肃敦煌艺术剧院有一出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以丝绸之路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为素材创作,歌颂了画工神笔张及歌伎英娘的光辉形象,并获颁文化部奖项。其后多地巡演,载誉世界,曾被媒体誉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至今久演不衰。当时演员的造型可谓惊为天人,如从壁画走出,而那个化妆师,便是后来加入《红楼梦》剧组的杨树云。

左一史延芹(服装),右一杨树云

他与邓云乡一见面,就拿出了一篇讨论唐代仕女画眉的文章相互交流,对待红楼梦中人的妆容,更是仔细做足了功课。

从清代画家改琦的“红楼梦图咏”到梅兰芳先生的“黛玉葬花”,都是古代仕女发型,而电视剧既然定了明清的朝代背景,簪花首饰,头发妆容,都费尽思量,不同的人适合不同面型,而同一个人,还分为盛装、淡妆、晨装、病妆等等,针对剧情要富于变化,又不能过分背离时代历史。

杨树云先生与沈从文、邓云乡等多位老师反复研讨,精心设计,最终,也呈现出了形态各异又贴合小说的理想效果。

尤二姐妆容对比(张明明 饰)

还有配乐的王立平先生。

当年王扶林夫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王之芙女士曾问他是否有兴趣为电视剧《红楼梦》作曲时,王立平老师当即直陈愿倾尽心力,将自己创作的黄金年华押上,为《红楼梦》谱曲。不过这一度遇到阻碍——这次的阻力来自当时文化部的一个主任,又怎么了?

原来王立平先生当时四十来岁,小有名气,当时最热门的作品,莫过于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少林少林》、《牧羊曲》,以及《太阳岛上》及《大海啊故乡》等作。其中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还登上了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但某些领导认为他的作品多为流行乐,是下里巴人,与兼具思想深度及艺术高度的阳春白雪不可同日而语。

薛宝钗扮演者张莉与王立平

但王立平先生态度坚决而诚恳,愿先行尝试一二,再交由专家们审慎裁定。他与王导畅谈半天,说到对红楼音乐基调的理解时,提出“满腔惆怅、无限感慨”八字,初步得到了对方的认可。王导认为他出身中央音乐学院科班,具备“大雅”的专业素养,其作品又有普及年轻人的“大俗”魅力,值得放手一试。

这的确是段非人的煎熬,毕竟《红楼梦》的艺术门槛,论文字论镜像论音色,都非等闲所能触及。

要知道,明清古典小说的主要创作模式,其一是来源于众口相传的市井传说及经年的文本积累,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另一种则是完完全全的独立原创,曹公的写作经历如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饱经沧桑后,在被命运摧残后,不世出的天才,选择用文艺创作来宣泄情感重构自我。

影视剧口口声声尊重原著,那就要尊重这种作为艺术来源的“痛苦”与“悲哀”,要切身地投入到全书所构建的氛围里。

年轻时的王立平也曾认为《红楼梦》是味同嚼蜡的家族琐碎,然时过境迁,经事更多,重塑了往日刻板印象,方悟出“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这种感慨人世皆有,过去如是,现在如是。

以往王立平创作神速,有时一曲数日即可挥就。这次却彻底沉淀下来,用整整四年多的时间,去反复阅读小说,去解读故事角色,去冥思谱曲。

原著写人物情节,有神态对白,有穿戴妆容,有配饰道具,至于音乐,却只寥寥“轻敲檀板,款按银筝”数语,再无琐细。这种与作者写作时几乎同轨的“无中生有”,使得王立平早早便投射了自己的离合与悲欢,代入到全书的基调中。

他的再创造,是与曹公相隔百年时空的对谈,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的摸索,初时还记挂着故事,念叨着人物,到后来,什么都没有,只剩意境,只剩喟叹。

这也是为什么,王立平会因为《分骨肉》、《葬花吟》等曲子,一再失声落泪,情难自已,他在用痛苦浇灌艺术。他说“一朝入梦,终身不醒”,四年多的凝注,简直入了魔障,有时候,都已经难分梦境真假,难分曹公彼此。

于是,我们最后终于看到,从一声长叹的《序曲》,到诠释宝黛爱情悲剧的全剧主题《枉凝眉》,到《红楼梦曲》(《引子》)、《好了歌》、《红豆曲》,到黛玉的《葬花吟》、《秋窗风雨夕》、《题帕三绝》,到王熙凤的《聪明累》,探春的《分骨肉》,迎春的《紫菱洲歌》,晴雯的《晴雯歌》,香菱的《叹香菱》。这些作品,既是无中生有,又是书中所觅。

如果说许镜清老师为《西游记》创作的音乐表征各异、天马行空,有传统民乐,也有时代电音,那么王立平先生这一十三首歌,却全部用了古琴、二胡、琵琶等古典乐器,委婉而哀怨,一以贯之的“共情”,是红尘甚嚣后的天地空寂,是深入骨髓的“曲终人散”,如同晏几道晚年回忆——“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

为了寻找这几首歌的演绎者,王立平同样“疯魔”,他舍却那些成名的歌者,他不需要这些歌手居高临下的姿态,不需要他们已经风格定型的唱腔,他要全新的嗓子,哪怕不是科班出身,也要为《红楼梦》量身定制。

在长春的一次联欢会,他偶然发现了长春一汽的化验员陈力,她从小学京剧,嗓子条件好,未经特别的专业训练,纯真而青涩,恰恰满足了王立平的要求。他让她加入了演员的训练班(后还扮演了“柳嫂”一角),切身感受《红楼梦》的氛围,他逐字逐句教唱,发音吐纳,抑扬顿挫。筹备期间,陈力的丈夫因癌症过世,所以她后来的演唱更是声情并茂、柔肠百结,成就了一段段不朽的天籁。

邓婕、陈力(中)和陈晓旭

如同挑选主题曲的演唱者,在选角上,领导与剧组也作出了一项让人跌破眼镜的重大决定:大观园的少年男女,不选名人明星,全部由新人出演。

这在当时,不啻平地惊雷。

当时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由谁出演金陵十二钗,譬如王熙凤,甚至有人提议,让刘晓庆出马。可是选新人的报道一出,意味着大家将看到一群素不相识的草根出现于荧屏,那些影坛红星,什么刘晓庆、李秀明、姜黎黎等等女星,全都看不到了,这似乎是一个不顾收视率的盲目举措。

当时的剧组,就是在如此压力重重的情境下,做出了一个个争议百出的决定,尽管眼前未必是云开月明。

而这次的选角也是铁了心,原因无他,其一,实在是经费有限——事实上,为了克服这点,剧组演职人员已然身兼多职,扮演贾政的马加奇、扮演南安太妃的孙桂珍均是副导演;贾敬饰演者韩准、钱大人饰演者任大惠都是制片主任;贾母的演员李婷、贾赦的演员李颉、贾雨村的演员刘宗佑、甄士隐的演员王忠信(同时也是《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均是培训演员的表演老师;而负责选角的助理王贵娥、夏明辉,则分别扮演了尤氏及邢夫人。

至于卜世仁、彩云、多姑娘、贾蔷、林之孝家的、司礼等戏份较低的配角,更是由剧务、场记、美术、剪辑等直接兼职担纲。置景道具服饰早已占了经费大头,再请明星,实在不划算。

甄士隐(左上,王忠信)、贾雨村(左下,刘宗佑)、贾政(马加奇)、贾敬(韩准)、贾母(李婷)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红楼梦》里的少年男女们多在妙龄,很多角色刚出场时,甚至只有十岁出头,他们纯良烂漫、心无渣滓,譬如原著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节,贾宝玉与林黛玉在床上互相嬉笑,又不见淫见色,唯有两小无猜、天真无邪,这是那些久经名利场的明星无论如何装嫩不来的。而新演员表演经验虽少,但鲜经人间烟火,清水出芙蓉,自有天然的质朴与纯真流露。

1983年筹备组成立后不久,剧组就在正月十五那天,拥有了第一个演员于洁——后来在剧中扮演玉钏(她同时还是剧组的美体设计师)。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演员的消息通过《大众电视》等媒体更加广泛地散布开来,中国第一次大范围的电视选秀正式拉开帷幕,帷幕后,无数豆蔻年少、芝兰秀发,俱各整理好妆奁行囊,预备着逐一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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