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治主张 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 古希腊就出现了

今年美国大选热闹非凡，其中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大嘴特朗普。有国内学者打趣道，无论特朗普能否当选总统，都肯定会有人给他拍一部电影。是否有人给他拍电影不得而知，但特朗普由于自己的大嘴，招致很多人的骂声，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特朗普因自己在娱乐界的出色表现，而位列“星”班，这里也成为众人发泄对他的厌恶的重要场所。有人曾在夜里偷偷围着他的名字建了一圈墙，讽刺他的移民政策；笔者也曾亲睹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儿，一边对着特朗普的名字竖中指，一边对着家长的镜头大笑，似乎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与此同时，支持特朗普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戏剧和评论中的克雷文

还未当选总统便能在全球搅动风云，不得不说，特朗普真是个人物。纵观人类历史，有如此能耐的恐怕也不多。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中，也曾诞生过一位与特朗普能量旗鼓相当的政治人物——克勒翁。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对克勒翁的评价都非常糟糕，乐于针砭时弊的戏剧家阿里斯多芬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

在阿里斯多芬的《蜂》中，有父子二人，父亲名叫“菲洛克勒翁”，直译过来就是“喜爱克勒翁”；儿子名叫“布得吕克勒翁”，直译过来就是“憎恶克勒翁”。父子二人对雅典民主制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父亲由衷地支持民主制，哪怕钻烟囱也要跑去参加陪审法庭；儿子则认为陪审法庭等一系列制度不过是欺骗民众的花招，一再劝父亲在家享受老太爷的生活。父亲被劝动，但仍要在家里过判案的瘾，便审了一只狗起诉另一只狗的案子，其中发起诉讼的那只狗影射的便是克勒翁。

在《骑士》中，阿里斯托芬构建了一个象征性的家庭，一家之主德莫斯，也就是人民，拥有三个奴隶，狄摩西尼、尼基斯和帕夫·拉戈纳三个刚刚买下他们的奴隶。前两个是当时雅典著名政治家和将军的名字，所谓的“帕夫·拉戈纳奴隶”显然是暗指克雷冯的。在剧中，帕夫·拉戈纳的奴隶更受主人德莫斯的欢迎。根据神谕，帕夫·拉戈纳的奴隶将被一个卖香肠的小贩打败，他将成为德莫斯的新宠和雅典帝国的领袖，手中握有雅典民主最重要的机构和场所，如市政广场、港口、布匿山、议会和主席团。小贩不负众望，不断追求德莫斯，最终打败了帕夫·拉戈纳的奴隶，成为德莫斯的新宠和更合格的崇拜者。

阿里斯多芬不仅和克勒翁是同时代人，还吃过克勒翁的官司，彼此之间颇有些过节。曾与克勒翁同时效力于雅典的修昔底德也不喜欢克勒翁。尽管在后世眼中修昔底德以客观中立闻名，他对克勒翁的憎恶却似乎不怎么节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个着名的章节里，他将伯里克利和伯氏之后的政治家进行对比，称伯里克利依靠其个人能力、判断和品德，能够以自由的方式领导人民，而不是让人民领导自己，不需要为了追逐权力而无度地讨好人民。而他之后的政治家，虽然才干大抵相同，但人人争为第一，竞相讨好人民，结果不惜将国家大事任由民众处理。这是雅典内政混乱和外战失利的根源。

修昔底德

在这些政治家中，修昔底德认为克勒翁是最激进且最有影响力的。克勒翁在修昔底德的着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第一次登场，便扮演了极为激进的角色：公元前428年，勒斯波斯岛的重要盟邦密提林反叛，雅典人在攻破该城之后决定将城邦中所有的男性公民处死，将妇孺变做奴隶。这项残忍的提案的提议者便是克勒翁。提案通过的次日，雅典人颇有悔意，希望能够推翻昨日的决议，从轻发落密提林人。克勒翁此时站了出来，痛斥民主制不适合统治他人，雅典人太过软弱，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帝国乃是一种僭政。海上帝国统治的基础是强力而非怜悯，只有在盟邦犯错时给予严厉的惩罚才能使他们心生畏惧，从而不敢造次，无谓的仁慈只会鼓励盟邦的反叛。在接下来的描写中，克勒翁被刻画成一个色厉内荏、大话连篇的投机分子，并被明确称作“民众蛊惑家”。

煽动者在芬利的正名之后，逐渐失去了贬义的词类，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中性词，但在古典世界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地方，煽动者已经成为区分民主好坏的标准。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五种民主制度，最后一种是最糟糕的，因为在这种民主制度中，公众是主人，而不是法律，公众在公民大会上通过的法律高于法律，而这一切都是人民蛊惑家庭造成的；在依法治国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煽动家是不能产生的，但当法律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时，人民煽动家就会应运而生；那时，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将行使国王的权力。在谈到民主的崩溃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民对家庭的肆无忌惮的蛊惑行为是推翻民主的主要原因。就雅典的民主而言，人民蛊惑家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是谁？克雷冯。在《雅典政治制度》中，亚里士多德说，从梭伦到佩里克莱斯，人们总是选择著名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但佩里克莱斯死后，人们选择了克雷冯，他“通过暴力极大地破坏了气氛。他是第一个在讲台上大声咆哮和咒骂的人，也是第一个在公开演讲时卷袍的人”。总之，他改变了雅典的政治氛围，败坏了人民的风气，导致了民主的质变，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转折点。

亚里士多德

克勒翁其人

在这一点上，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克雷文和特朗普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至少克雷文的批评者描述的克雷文和特朗普的批评者描述的特朗普非常相似。相似之处主要有:语言粗鄙、暴力、修辞；形状乖张；对内败坏人民风气和民主；外交政策激进，相信权力；道德水平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人缘。特朗普不言而喻。虽然竞选中各种“黑天鹅”满天飞，但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相反，他紧紧抓住希拉里不放，最终击败了直言不讳的希拉里，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在雅典这样的直接民主制度下，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克雷文更难有所作为。且不说雅典和希腊世界的性别问题，恐怕连提案都无法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因此，修昔底德等人所描绘的克雷冯形象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例如，公元前425年雅典人在离斯巴达不远的派罗斯旁边的小岛上成功包围了一批斯巴达重装步兵，但由于给养等方面的问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雅典人无法有效发起进攻，斯巴达人也难以突围。克勒翁坚持激进路线，拒绝斯巴达人的和约，除非斯巴达人归还早先占去的亚该亚、特罗增等地，并称派罗斯的境况远非人们想象的那般棘手，随便派个将军，如尼基阿斯，就能把问题解决。修昔底德记载，尼基阿斯顺手把难题推给克勒翁，民众也被克勒翁的狂言激怒，要求他亲自率兵去解决派罗斯的问题。他眼看无法推脱，被迫接手，并称自己不从雅典带一兵一卒，只带上盟邦支援的轻装步兵和弓箭手，配合已经在派罗斯的重装步兵，二十天以内就能解决斯巴达人——要么杀死，要么活捉。民众被他的胡言乱语逗乐，那些“聪明的人”则想，要么克勒翁能够解决问题，要么他战死他乡，横竖不是坏事。于是，大家居然就投票同意他的计划了！

雅典市民大会现场

雅典人会出于对克勒翁的厌恶和轻视而投票通过他的计划吗？即便他不从雅典带一兵一卒——严格来说是不带一个雅典公民兵，但参与围攻的重装步兵和浆手都是雅典公民，而且有数千之众。即便不考虑这些，派罗斯之役的成败对于雅典也是相当重要的，毕竟双方正在交战，能在斯巴达人眼皮底下俘获斯巴达重装步兵，无疑是极大的胜利。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克勒翁提出了较为可行但听起来很大胆的计划，成功地说服了大众，他看似无的放矢的狂言，其实都是早有预谋：提名尼基阿斯其实是为了让尼基阿斯在恼怒之下反向提名他自己；提出自己在不带雅典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可以在二十天之内解决战斗，是因为他已经仔细判断过派罗斯的兵力和地形等因素；而他之前拒绝斯巴达的和约，除非斯巴达人拿亚该亚等地来换，是因为他知道被围困者中有身份显贵之人，而一旦收回亚该亚等地，便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对斯巴达形成威胁。更让人起疑的是，他自称不带雅典一兵一卒，盟邦的轻装步兵和弓箭手就恰恰在雅典，而且事实证明，真正打败——或者说拖垮——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正是这些轻装步兵、弓箭手以及浆手。后者利用自己机动灵活的优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成功耗尽了斯巴达重装步兵团的体力，击溃了斯巴达人的心理防线。斯巴达人并不习惯这种战斗方式。虽然靠着他们的纪律，斯巴达人成功集结到某险关，但被斯巴达人亡国并集体奴役的美塞尼亚人靠着熟悉地形的优势，成功抄小道从背后合围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再度落入当年温泉关的境地。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斯巴达人选择投降，保全性命。这震惊了整个希腊世界。

克莱恩成功实现了他看似疯狂的承诺。这要么是因为他与驻扎在皮洛斯的雅典将军狄摩西尼演了一出好戏，要么是证明了克雷冯不仅有高超的政治艺术，洞察雅典民主，而且有出色的军事领导能力，并利用地形优势打破了斯巴达重步兵的优势。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克雷文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而不是没有才华和美德的一代人。或许是受皮洛斯战役的影响，斯巴达人开始使用骑兵对抗弓兵，并诞生了一位擅长使用轻步兵的布拉西达斯将军。这个人成功的占领了雅典的殖民地城市，安菲波利斯，这使得修昔底德自己被雅典人流放。克雷冯亲自率领部队进攻该城，被布拉西达斯的轻步兵击毙。与此同时，布拉西达斯也战死沙场。

民主政治的拐点

因此，克雷文并不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悲惨，而是很有才华。他之所以在道德上受到攻击，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政治风格与以往的政治家截然不同。但这种风格上的改变是否应该完全归功于他呢？答案是否定的，芬利在《雅典人民领袖》一文中指出，在评价雅典人民领袖现象时，道德评价和政治分析应该尽量分开，就像公元前五世纪末的“老寡头”所说的那样，虽然雅典的民主制度似乎不被人喜欢，但它成功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捍卫了雅典海上帝国的地位。接着，芬利列举了雅典民主的四个特征:直接民主；城邦之间的狭窄。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公民集会是在开幕期间进行的群众活动空。这四个特点使得每一个试图在议会提出议案并领导人民的政治家和议长，都要经受议会的考验，赢得每一张选票。这种考验是持续的、无差别的，无论政治家的政治立场和道德水平如何，都必须忍受。因此，所有想在雅典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结构上都是人民领袖。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发展出“克雷文风格”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政治家在讲台上的竞争不仅仅是智慧和策略的竞争，更是表演的竞争。在领导水平相近的情况下，鲜明的政治风格更容易打动人心，从而获得人们的关注和支持。

而且，根据美国古典学家康纳的研究，最早转变传统政治风格的政治家，并不是克勒翁，而是伯里克利。在康纳看来，伯里克利既是传统政治风格的继承者，也是新政治风格的创造者，正是伯里克利，开始选择以民众为友，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远离自己旧日的上层精英伙伴，并鼓励人们成为城邦的“爱慕者”。换句话说，伯里克利选择同传统的、更为平和与体面的政治风格决裂，走更为平民化的道路，克勒翁继承而非背离了伯里克利的道路。他之所以被后世目为民主政治的拐点，多半是因为风格太过鲜明和激进。

身穿希腊长袍的特朗普

反观特朗普，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相似的痕迹。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听起来很偏激，但并非都没有道理。他的批评者主要的聚焦点，多半也非他的政策，而是他的道德品质。但是，他是这种政治风格的创始者吗？他要为这种政治风格的异军突起负起全责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以夸张、鲜明、甚至有些丑陋的风格吸引眼球是网络时代的产物。网络，使得美国这样的典型的间接民主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直接民主的影子，每一个人、甚至不一定非得是美国人，都可以跟政治人物互动、对政治产生影响，甚至成为政治人物，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政治不再限于庙堂之间，溢出了传统的话语流通渠道，涌向了每一个与互联网联结在一起的人。在这样的场域中，每一个试图在现实政治中有所作为的人，都会尽力在虚拟世界拼出头。如此，出现特朗普这样看似反传统、非主流的政治人物，并不让人意外。并且，和克勒翁相似的是，风格鲜明的特朗普很可能也预示着美国民主制的一个拐点，“特朗普式”的政治风格以后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