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这些文章是我用钢笔写在桌子上的。因为上上下下的不便，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基本没有查资料，都是凭记忆写的。写完之后，只有几篇文章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所有写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标题等细节。虽然实际上写了，但我不能保证我准确地记住了这些细节。如果文中提到的书友看到我说的不准确，可以一笑置之。因为写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和书读朋友，描述一个关于书林的故事，将来会被有兴趣写当代藏书史的人采用。虽然有戏谑的话，但纯粹是调侃，为了让读者会心一笑，从不故意得罪别人。 我渐渐觉得，自己把藏书之事看得太过郑重，将其视为名山伟业。诚然，研究书史应当严肃认真，但藏书之事，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些得书与失书的过程。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欢愉如此之少，若再让严肃认真侵占一大半，则人生之乐所余几何。所以，得书之乐与失书之痛，就像汪峰所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这首歌名好像叫《北京北京》，我觉得可以把它改名为《古书古书》。古籍是人传下来的，藏书的历史其实就是藏书家的历史。然后，我的秘书也有点与学者接触的记录。卞支林在诗中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月亮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想。”所以，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 这些得书记中，大部分我给提到的人去过电话，征求他们是否愿意让我这么胡写。得到的回答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数同意让我随意写即可，有一些则强调要写成正剧，还有些人同意我来写，但要求写成化名，另有几位坚决不同意我把故事写出来，那么那些有趣的往事，也只能继续停留在我的记忆中。朱印本《甓庵诗录》1996年，天津古籍书店准备举办春节书展。根据往年的惯例，一些新产品将在一年一度的交易会上生产。这是书友们的主要节日之一。这次发现店里从一个收藏家手里买了一批清末民国的小品文。 在几年前，此类书还少有人关注，价格要比清代刻本便宜许多，每册的均价在八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之间，但这几年，北方出现几位藏家，突然间争抢这类书中的稀见品种。藏书圈如果能称为是一个行业的话，那就是典型的池浅王八多，一部书，只要有几个人看得上，价格立马扶摇直上。有人买有人卖，这就是市场；买的比卖的多，这就是牛市。而1996年这个阶段，正处在民国精刻本的涨价初期，从1994年到2004年之间，应该算是民国精刻本的黄金时代。我当然不能免俗，众人争抢的书，那必定是好书，于是，我也跟着起哄。这次展销会开展前的几天，我就跑到店里做义工，帮着店员们将书上架。当然我没有雷锋同志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实就是贼来踩点儿，我是想牢记清楚，哪部书放在了哪个位置，待开卖的时候，比较容易顺手牵羊。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得已，虽然我是店里的常客，能够捷足捡点小便宜，但这么做也同样树敌，因为大多数书友，都痛恨我的这种不公平。其实这种行为就像挤公交汽车，自己没上来时，除了拼命往上挤，同时心里默念千万别关门，而自己挤上车门的那一刹那，心里的默念立刻翻盘，赶快关门吧！展销会前书店经理告诉我，我不能提前选书，只能到开展的当天购买，并说是总店领导规定的。鉴于我以往的劣迹，我觉得这条规定就是冲我来的。当然，我不会因为这个规则而屈服，我急中生智，提前想出了一个自愿劳动的妙招。三天后上线的时候，门口等着70-80家书友，很多都是熟人，也有专门从北京过来的。当时网络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些人是从哪里得到消息的，真是不可思议。买书最怕狼多肉少的情况。我其实在人群中看到了唐海先生，因为他的目标太大了。如果他按重量排座位，唐海一定会在书友会上获得第一名。虽然感觉自己是个准硬汉，但比起唐海，恐怕至少要乘以三。这一次，我不是很想见他，因为黄飞的幼儿园是宋朝，唐海是民国。但是一想起来还是很踏实的。毕竟我埋过地雷。呵呵，没看到鬼子就不牵线。然而，这里的魔鬼指的是他自己。 胡思乱想间，猛听到一声大喊：冲啊！众人蜂拥随即挤入店内。冲进之后，书友们面对两大排满满的书架，左顾右盼，就像上唇顶着天，下唇顶着地，完全无从下口，只能站在书架前，盲目而随意地抱下一些书，急速地打开函套，翻到卷首看一眼，觉得不是想要者，就随手插回架上。这种挑书方式效率极低，因为挑不了多少部，其他的书已经到了别人手里。而我的心仪之书，因为位置记得很牢，走到架前有如探囊取物，可谓百发百中，虽然也有几部被他人夺去，但清点战利品所得超过八成。这个成绩，评个优-总说得过去。我知道自己这么说有些厚颜，但是对敌斗争总要讲方式方法，敌人潜伏我方，可称之为间谍，但革命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那就叫地下工作者，自然就成了英雄。在那次交易会上，我买了30多本书，其中泰半是民国小字。书友们逐渐散去后，我去前台结账，发现了一些装满书的旧纸箱，但里面装了六箱。装订好后，请店员帮我搬到一楼的店门口，打电话给司机，让他开车过来。这时，我看见唐海站在门口，好像特意在等我。他看着我出来，摇晃着巨大的身体，径直走向我，然后小声对我说，他想看看我买了什么书。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一般来说，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我和唐海最多也就熟悉一下。我犹豫了一下，没想好怎么拒绝他。他似乎不在乎我脸上的不悦。他重复着自己的话，甚至说了三遍:“我就是想看看。”仔细考虑了一下，我买的书没什么问题，就跟他说这些箱子都打开很麻烦，车马上就来。让我打开一个盒子给你看看。唐海没有说话。站在箱子前，他直接打开一个箱子，一个个看了个遍。姿势比在店里挑书更随意。他翻着朱茵的《福安诗录》，拿在手里，不再看别的书。他只是把它翻过来，看着每一个细节，好像他想找到任何瑕疵。我静观其变，等他看完。看了一会儿，他终于抬起头来，真诚地看着我说:“我想要这本书。”太多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回绝了。他不介意。他双手紧紧握住书，坚持要把它拿走。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信封里的书都是用书盖的，但是有西方书的很少见。他打开信封，给我看。我没有注意到这张书票，但即使我没有注意到，这本书也不应该属于你。他见我态度坚决，就说:“他要去找经理，为什么不能拿着藏书票把这本书挑出来？”。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威胁，我觉得有点生气。但是如果他真的去找经理，他可能会再次给商店带来麻烦。想了想，还是觉得应该稳住他。于是，我平复了心情，诚恳地告诉他，我没有注意到这张藏书票。我可能买了这些书。等我回来，我会仔细检查的。如果能再找一个，肯定会转给他。他怀疑地看着我，我肯定地朝他点点头。所以他把书还给我了。但是动作和表情都挺舍不得走的，就像他给了我一本好书一样。 在书友中，唐海最要好的朋友就属王洪刚，无论是在各个书市、书店、还是古玩市场，只要你看见其中一位，那么另一位一定在不远之处，那种形影不离的形象，就差手拉着手了。但在拍卖场中，这两人却从不并排坐在一起，而是各分东西地坐在不同角落。底下是兄弟，上阵是对手，因为大家都有想得到的书，如果坐在一起，兄弟间白刃相向，总还是伤和气。好在两个人的藏书重点并不相同，虽然偶有交叉，但重叠的部分很小。唐海的重点，是买自己钟情的民国精刻本，而王洪刚则最看中活字本。有一次，拍卖场中出现了一件重要的漏儿，那就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叠积字本。叠积字本本来就很是稀少，而此次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中，那本书的外观很不起眼，卖家和拍卖行都没看上眼，所以起拍价标为一百元。我觉得捡漏儿的机会来了，没想到拍场中一直有一个号牌跟我争抢，直举到一万七千元，我才拿到手。回头看一眼这个可恨的人，竟然是王洪刚。他也铁青着脸看另一侧，故意不看我。像王洪刚这种眼力极佳的人，能把拍场上的一切漏儿都填平。不过，这些钱我花得也不冤。后来韩琦先生修订《中国印刷史》，书里用的叠积字本照片就是我的这部书。唐海在现场张贴标语牌，通常是隐藏的。他从来不把牌举得高高的，而是冲下来把号码放在膝盖上，突然给拍卖师看，又马上按下去，所以现场只能听到拍卖师的号声，但其他人回头一看，根本看不到标语牌是谁。然而，如果他拍到白热化的状态，唐海就会一反常态地疯掉。他会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直接走到射击场的后墙，左手扶着墙，右手高高地举着车牌，再也不折胳膊了。他似乎想让所有的观众都看。试着看看世界上谁能成为敌人的精神，肯定会给竞争对手很大的心理打击。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民国的精刻，孟的性格也是那种不计金钱也能赢得好书的大师。他们有时在射击场打架。每当大家看到这个情况，这两个人都在为之奋斗。其他想在射击场得到这本书的人也愿意放弃双手，看着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剑。 唐海对书很是痴迷。有那么几年，我自己也同样是疯狂地到处买书，除了北京之外，国内其他地方的古旧书店，也同样家家跑到。而那几年，我每到一处，不是遇到唐海，就是听说唐海刚刚来过。但从店主的语气中，时常能听到他们对唐海的微辞。主要是说，唐海来到店里，只是掐尖儿，必要看店里最好的书，把书拿在手里后，再坚持不懈地跟店家砍价，砍到半价他都不满意，一般都会以三四折的价钱拿走。他的砍价水平至少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店方给我打个八折，我就挺高兴，若能以七折拿到手，就高兴得不得了了，而唐海打到五折，他都从来没有满意过。遇到这样的高手，店主能高兴吗？他的密友王洪刚告诉我，他也很烦唐海的这种磨蹭劲儿，为了能够还下价来，唐海会在店里呆上大半天，王兄都忍不住出店去办自己别的事了，等办完事回来找唐海，他竟然还在那里折磨着店主的耐性。王洪刚说唐海原来的身份可能是律师，但后来跟他人合伙，开了电器店，这两项工作，似乎都跟他的软磨硬泡功夫没有太大关联。我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本领。但王洪刚也承认，唐海是真心爱书，他不像有的人，只是把书当成赚钱的商品。唐海为了一部必得之书，敢跟别人玩命。唐海对新书也很挑剔，有时他为了买一本只是平常读的书，无论此书架子上摆了多少本，他都不看，因为他认为这些书被别人摸过了，不能再要，他一定让店员从仓库里搬出整包的书，自己在那里一本一本地挑选，一定要挑到绝无瑕疵者。就是这样一个爱书的人，从2001年左右突然从书友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最亲密的战友王洪刚同志不知道他失踪的原因和方向。b哥告诉我，虽然和唐海交往了很多年，但也只是经常一起看书，唐海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人生经历。那些年，手机并不流行。唐海给他留了个家里的电话号码。某天王哥哥急着找唐海。接电话的人自称是唐海的表哥，说唐海不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事，她会告诉他。从那以后，B哥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失踪几年后，遇到王洪刚，我总是问他唐海的事，以至于B哥跟我开玩笑说，你不是他追你要书最讨厌的人吗？这是事实。在那个愿望之后，我一直在躲避唐海，但是被他抓了两次，问了书的事。我说了一些不合理的理由来搪塞过去，从此我尽量避开他。但是人们生病了。对于这种避不开的人，如果他真的走了，我有一种怕见面，怕思念，怕想你的感觉。后来我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人再提起他。王洪刚告诉我，唐海愿意花钱买书，但在其他方面很吝啬。90年代初，王师兄和唐海经常一起去琉璃厂等地看书。当时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公交车，票价一度只有两三毛钱。和唐海一起骑马的时候，唐每次都赶着去买票，却拿不到几毛钱。结果买票的大部分都是B哥。和唐海一起吃饭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2005年，翰海拍卖公司在京广中心搞预展。我嫌在现场站着看展太累，就让拍卖公司安排了个房间，把要看的拍品拿到自己坐的桌子前，慢慢地翻看。两位工作人员帮着我拿进拿出，在我看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坐在对面的桌子上等候。然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我的余光感觉到对面那个工作人员，一直在不错眼地盯着我，我觉得有些异样，抬眼看此人，虽不认识，但好像不是刚才的工作人员，于是问他有什么问题？此人迟疑了一下，小声地说，你不认识我了？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肯定他不是工作人员。因为那些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学生，而此人看上去应当在四十岁开外。他看我不说话，又小声地说：“我是唐海呀！”闻此言，让我一震。他的说话音量虽小，但字字清晰，我肯定没听错，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把“唐海”两个字跟眼前的这个人重合在一起。唐海是书友中，公认的第一胖，而眼前的这位，形体却长得很是苗条，尤其唐海那充满着目录版本学智慧的肥头，跟眼前的这位标准瓜子脸，反差太大了。我仔细端详着他，依稀从眉眼间辨出一些熟知的特征，如果他真是唐海，那也彻底脱了相。我猛然想起，前几年几位书友曾跟我提到，唐海是因为阿芙蓉之好而出了问题，难道这个脱了相的人，就是染上癖好之后的唐海？我觉得用这种传闻直接问他，太过不礼貌，至少有对友人污蔑之嫌。于是我用试探的口气问他，你真是书友唐海？他眼睛明亮地朝我点了点头。为了证明自言不虚，他告诉我，近两年一直看我在报纸上写的一些文章，还跟我说，某篇文章中的某一件事我说错了。我记不清那天我和唐海到底谈了什么。我只记得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心，问他为什么变得这么瘦。他的回答是:“是的，我瘦了，很多人认不出来。”和我聊了大概二十分钟后，他礼貌地站起来，和我说了声再见，并为耽误了我的阅读时间道歉。他的礼貌与以往大不相同，反差很大。我看不出他有坚持到底的独特力量。他走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我忘了问他，你是怎么消失的？你还玩书吗？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说他还在看和书有关的文章，这说明他的心还没有离开书圈。突然，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不应该有人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又想起了王洪刚的话。认识十几年了，不知道唐海是干什么的。如果我这样想，我会觉得背凉。 自那次见面，到今天又过了近十年。这十年中，再没有听到过唐海的任何音讯。不知道他过得怎样，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喜欢书，我真盼望着他能重新回到书圈里来。如果他愿意回来，我真想把那部他钟情的朱印本《甓庵诗录》白送给他，只是不知道从怎样的渠道，能让唐海知道我的这个心愿。
《福安诗话》四卷李继勋写了两卷民国时期用朱印制的宣纸
大明嘉靖四十二年《桂海大历》 约2009年，德宝在首都图书馆办古籍拍卖会。我在看预展时，德宝公司的古籍部经理王建亭跟我说：“陈总刚收到一部明嘉靖的大统历，我记得您对这类书感兴趣，您可找陈总谈谈，把它买下来。”我问他多少钱，王兄告诉我，收购价是八千元。这个价格低于当时的行市。那个时候，明代大统历的均价，在一万两千到一万五千元之间。我跟陈东认识这么多年，就凭这点交情，我感觉他能以行市价卖给我。我和b哥正在说话，陈先生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说马上，就找你。刚刚听说你收到了一份明嘉靖的大历。给我就是。陈侗犹豫了一下，说刚收到一份，但是要价挺高的，2万元。陈东的声明让站在他身边的王建廷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当然我发现不了这个事，就是卖B哥，所以我得跟陈东说太贵了，我不想要。在那之后，我继续看其他的拍品。当时我有点不开心，但冷静下来后，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从商业角度来看，报出高于市场的价格意味着对方不想卖。陈东虽然经营古籍，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骨子里也是一个爱书的人。他刚收到一本珍本，在感情上真的很难接受手里还没有那么多热度就要求助别人。 当天晚上，我又接到了王建亭兄的电话。他说今天的事，很抱歉，是他事先没有跟陈总沟通好，就贸然把收购价告诉我，为这么件小事让我不高兴，他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我告诉他，的确无妨，陈东做得其实没什么不对。但王兄接着跟我说，陈总让他再问问我，还想不想要这本书，可以便宜两千块，以一万八转给我。这句话又让我来了气，我想占便宜没错，你陈东想挣钱也没错，但这种态度让我受不了。其实我生气的是，自己自作多情。于是，让王兄转告陈东，此书无论多少钱，我都不会要。
大明嘉靖四十二岁桂海大同历明嘉靖四十一岁刻黄棉纸
几个月后，陈东给我来电话，说德宝公司再过半年，就是成立五周年的日子，他想就此事，跟我商量一下细节。我这个人有时的确小肚鸡肠，大统历的事已经过了几个月，虽然情绪已经平复，但依然无法淡忘释怀。但我还没有小气到为了这么一本书，连交情都不讲了。于是，接到电话后，我按约来到了德宝公司。陈东跟我说，他想搞一个纪念专场，从征集的拍品中，精选出了十二种善本，然后分别请了十二位书友和专家，每人给一部书写一篇文章。他认为我喜好收藏批校本，就把潘伯鹰所批《桐城吴先生评选瀛奎律髓》让我来写。我说没问题，肯定按时交搞。接着，他又从书橱内拿出一个楠木匣，打开木匣，里面正是那本嘉靖大统历。他说上次的事很抱歉，是自己记错了收购价，本想原价转给我，没想到引起了误会，让我不开心。而这次写文章，稿酬不给了，就把这本大统历送给我，算是抵了。我立即把这书推了回去，说自己不干这种巧取豪夺的勾当，一篇千字文，抵不了两万块，以我的这个烂文章，能值两千就不错了。他还是推让。于是我跟他说，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写了。陈东看我态度坚决，于是把书又收了回去。一出门，我就后悔，特别痛恨自己的这种虚伪：其实自己特别想要，就为个面子，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
《通鉴》释误12卷胡三省在《嘉庆影刻》中写了一封信和两卷旧棉纸
有那么两年，陈东因为在嘉德拍下了一部书，而惹出了一段烦心事。起因是2008年底，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拍了一部《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此书二册在图录中版本项标为“明刻本”，估价为两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元。从纸张上看，确实是早期刻本，并且卷首钤有藏印多枚，而刊刻的字体，也是典型的赵体字。这让许多书友认定这是一部原刻本。但每个人都不愿说破这一层，盼望着别人没能发现这个大漏儿，而专等自己去捡。当时，我对此书也不能认定，究竟是什么版本，也觉得这可能是个便宜。拍卖会上的书，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把它带回家去，跟其他的版本进行比较；同时，又不便带上自己的书，去拍卖公司或者预展现场，进行核对，那样就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即使核对出来是个漏儿，那捡漏儿的可能性，也就变成了泡影。此书的行格，跟北大所藏的原刻本明弘治二年修补本，完全相同。所以我觉得，此书即使是明补版本，也是部元刻明修。那价格也不仅仅是这两三万块。因此，在拍卖会上，也想将其拿下。可能是捡漏儿心理的驱使，拍场的竞争程度远超我所料，最终以二十一万元被他人买去。几个月后，嘉德的总经理王焱楠找我谈事情。当我到达会议室时，不仅有王总，还有拓小棠先生和嘉德公司的法律顾问。如此严肃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些教条。陀哥拿出《通鉴释文辨误》这本书，说今天要召集大家一起对这本书的版本做最后的定论。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松了一口气，这与我无关。王先生说这本书最后是陈东拍的。因为和古书四季拍摄经理李冬玉很熟，所以在申请车牌的时候没有收到押金。拍摄结束后，陈东派人去公司取书。当然，没有付款。陈东解释说，这是别人拍的。对方应该在付款前看完这本书。《卫报》很少不付钱就拿走这批货。然而，陈东打电话来说，他将保证两天内付款。所以他拿走了书。但过了两天，又让德宝公司的出纳把书送回去，说买家不要，因为不是袁版。李冬玉多次催促陈东付款，他找了各种理由拒绝付款。正因为如此，李和陈闹翻了。但嘉德公司律师认为，既然拍卖目录上注明是刻本，并未说明是元刻本，因此拒绝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今天的会议需要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由于守护公司准备走法律程序，请从法律角度讨论守护公司的做法存在哪些瑕疵。 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陈东怎么也算是书友，而另一边，我又是嘉德公司的顾问。我希望自己能在朋友和职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于是，细细地翻看此书。其实这个翻书的过程，是希望自己能够想出什么妙招来。爱书之人，因为买书之事而成为被告，此前还真没听说过。但翻着翻着，我就看出了这部书的问题：此书肯定不是元刻本，连明刻本也不是，而是清嘉庆年间的影刻本！这个发现先让我自己一惊：幸亏没拍到手，否则传到坊间，亏钱事小，丢人事大。我渐渐地有了解开此结的办法。我把自己的这个发现，指给拓晓堂先生看。他看后，承认了我的判断。于是我说，如果陈东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以此来指出，图录中标注的错误。我也知道，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拍卖会举办前，已经给了买家充分的查看拍品的时间，买家应当对自己的竞买行为负责。因为文物法没有规定，拍卖公司要负责拍品的真劣。但这只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方法。关键问题是，陈东也是开拍卖公司的。他同样能够深知，这个条款里面的漏洞在哪里。更何况，即使起诉后能够胜了官司，为这么一笔小钱而搞得动静这么大，恐怕有损嘉德公司为国内第一大艺术品拍卖公司的声誉。拓晓堂兄也赞成我的建议，不愿意把事情搞得动静太大。但他同时说，恐怕李东溟咽不下这口气。我问东溟兄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参会，王兄说因为他是当事人，所以让他回避。听了我跟拓兄的建议，王总说既然确认了这是清代刻本，那么显然这个成交价有些贵了。但事已至此，请大家看看应当如何收场。于是，我再一步进言曰，自己将分头做李东溟和陈东的工作，不要再让双方如此的意气用事。拓兄称，回头他也去说服李东溟，让李找货主去解释清楚，让货主能够理解，版本差异之大。下午，我给陈东打了电话，向他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同时，我也告诉他，如果他坚持这样，如果真的走法律程序，他会输掉官司的。陈东也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仍然强调这本书是为别人买的。如果是他自己买的，他当然会认出来。我说，你这样跟我解释没问题，但是能在法庭上得到认可吗？闻我所说，陈侗不再辩解。我没有告诉陈东我看到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明确的版本，以防他听到这个说法，他的心理反差太大，他的傲慢上升。他想让我给李冬玉提建议，我说我会尽力的。之后，我又给李东岳打了电话。听了这话，李真是生气了。他说这本来是陈东的错，但他不仅不承认错误，还让公司的人来卫报大吵大闹，这让他很尴尬，于是指着他。我每个人只能打50板。一句话，一番话后，终于让李的怒火逐渐冷却下来。 我猜测，陈东那天要把那本大统历送给我，有可能跟以上的这件事有关系。后来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猜测。有一天，我在嘉德看书时，陈东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本书让我帮忙看看。我告诉他，自己在嘉德。陈说这事有点急，一会儿让公司的人给我送来看一眼。不到一小时，德宝的出纳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已经到了嘉德的楼下。我明白她的意思，因为上次的事，就是她跟嘉德的工作人员吵了起来，所以她不愿意再到嘉德公司去露面。我来到了大堂，那位出纳从书包里拿出了那个楠木匣，我一看又是那部大统历。她说陈总其实是想把这部书送给我，让她送过来一定要我留下。这次我的拒绝比上次坚决了许多。我的心理是，如果此时接受了这部赠物，就等于接受了我帮他平事儿的酬劳，这种感觉让我不爽。于是我跟出纳说，你必须拿回去，我会给陈总打电话解释清楚，不会让你为难。说完我转身上了楼。一个小时后，我在《卫报》看完了，去了地下车库，开车走了。当我开车到地面出口时，我突然看到收银员，从路边冲向我的车。我一只脚踩死了那辆车。她的危险动作吓得我一身冷汗。放下车窗玻璃，刚想质问她，她转身到车边，把后事扔进车窗，转身跑过马路。我立即给陈侗打了电话，但他拨了几次都没接。从这个角度来看，收银员的举动也可能是他的主意。因为陈东经常来《卫报》，他很清楚图书馆的出口在哪里。因此，我只能接受这本曲折的书。 此后不久，就到了德宝拍卖的日子。我在预展现场见到了德宝内务主管宫学军，她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是陈总让她给我的稿费。我说不是已经给过我一本书了吗？小宫说不知此事。于是我拒绝接受这个稿费。正跟小宫说话间，陈东从旁边走了过来。我看到他，冲着他嚷道：“陈东，别来这套行吗？”他不回答我，笑着拱拱手，走进了房间。当天晚上，有书友给我来电话说，陈东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好半天缓不过神来。之后心里特别的难受。这个难受不仅仅是书圈中又少了一位重要人物，更难受的是，在其生前，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如此的粗鲁。这几年来，我时不时会想起他，每想到他都又回忆起自己说的那句话，这让我有着揪心的难受。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天堂里，已经原谅了我的无礼。但我知道自己，每当看到这部书，都会忍不住想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