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 红军长征除了强攻智取外和军阀还有"默契"

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系列

论长征中的军事地理环境及红军的应对

长征途中，红军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二是沿途复杂的军事地理环境。军事地理环境是“地球表层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地理因素所构成的综合体。”主要由地理实体和军事设施等组成。红军长征主要经过了中国南部、西南和西北地区。该地区在自然环境上十分恶劣，多崇山峻岭、大江大河、雪山草地；在人文社会环境上也十分复杂，多为大小军阀统治地区，沿途民众多不了解红军，且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此外，国民党军和地方政府又在红军前进的途中，或利用已有城池和关隘，或临时构筑碉堡，实施堵截。上述自然、人文社会环境及军事设施构成了红军长征途中必须面对的军事地理环境。现就红军长征途中军事地理环境的概况和红军的应对情况进行简要的论述。

红军长征途径地，泸定桥。

一、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和岩石等。红军长征所经过之中国南部、西南、西北地区，多绵延的山脉，汹涌的河流，巍峨的雪山，茫茫的草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

翻越山脉

就地形而言，中国南方、西南方的高大山脉不胜枚举，有五岭、苗岭、乌蒙山、大凉山等等。如五岭横亘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大片土地上，发育着赣江、北江、潇水、湘江、资水、巫水、浔江等水系。红军突破湘江进入五岭之越城岭山区后，翻越高山的艰苦行军就开始了。其中，老山界为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山势险峻，在雷公岩、百步陡等地方，几乎是九十度绝壁。在绝壁上开辟的栈道、石梯则宽不足尺。面对如此艰难的行军环境，红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险阻，征服了大山。“红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人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红军上至首领下至兵夫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所不及者。”

青藏高原东部的川康边界地区，横亘着许多高大山系，雪山连绵，积雪终年不化。红军三大主力北上途中，都需要翻越多座雪山，如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折多山、合巴雪山等。如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将，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来自南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越这些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面对大雪山，红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

涉渡江河

就河流而言，红军的足迹基本上覆盖了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之中上游的干支流。如潇水、湘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渭河等等。由于渡河工具有限，红军横渡这些大江大河是非常困难的。如大渡河是长征中红军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大声一点，对方会听不到。”蒋介石在大渡河地区部署防线，妄图依靠天险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由于安顺场渡口只有1条小船，大部队无法渡过，因此，红军必须抢占安顺场上游160千米处的泸定桥。大渡河两岸都是祟山峻岭，仅沿河有一条羊肠小道，部队行军极其困难。为夺占泸定桥，红1军团第2师第4团以急行军的最快速度，于1935年5月27日晨从安顺场出发，边走边消灭碰到的敌人，日夜兼程，终于在29日晨6时到达沪定桥西岸。当天即夺取了泸定桥，打开了红军前进的道路。

红军与黔军激战地，娄山关。

征服草地

红军走过的松潘草地位于川北至甘南之间，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草地上“荒无人烟。气候乍暖乍寒，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儿雨雪交加。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都是陷人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它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对饥寒交迫的红军来说，几乎是一块生命的禁区。但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怕艰难万险，毅然进入草地。他们在“荒原上，燃篝火，食野菜，冒风雨，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在沼泽草丛中顽强前进。多数同志挺过来了，数以百计的战友倒下了，把忠骨留在了草地上。”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和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终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了茫茫的草地。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长征的道路上，自然地理环境给予红军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有时是几条木船，有时是几条铁链，有时只能在悬崖峭壁上找出路。在远离敌人时，迎接红军是的则是冰冷的雪山和危机四伏的草地。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红军行军和作战自然不利，但却可以凭借其擅长的机动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其行踪，机动其兵力。在无敌军堵截的雪山、草地地区，凭借其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在生命的禁区硬是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同时，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追剿的国民党军来说，限制了其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给其行军、作战带来了困难，北方的雪山、草地，更使其望而却步。如国民党中央军第96师在追剿红2、6军团途中，辗转于乌蒙山区，备尝艰辛。以致该师师长樊崧甫感叹：“红军长征固然艰苦，蒋军‘追剿’也同样受尽折磨。”在这场利用自然地理环境、克服其不利因素的较量中，红军依靠其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优越的机动能力占据了上风。

二、人文社会环境

军事地理环境中的人文社会因素包括国家、人口、民族、宗教、经济、交通和城市等。红军长征是在失去根据地依托情况下的长途远征，途经地区的人口、民族、经济、交通等人文社会环境极其复杂。以上这些因素，对红军来说，是不利的多，有利的少。红军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同时将不利因素降至最低。

与军阀的“默契”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并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在追剿红军之际，蒋介石希图一边剿灭红军，一边乘机使中央军进驻南方和西南诸省，以彻底解决军阀割据问题。为此，在追剿红军的军事部署中，蒋介石有意把粤、桂、湘军等地方部队摆在第一线，威逼他们与红军硬拼，而让薛岳率中央军嫡系部队躲在第二线，以坐收渔翁之利。据樊崧甫回忆：“蒋介石那时好像对红军突围不大在乎，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势力范围，送到那些据省自雄的独立王国去，达成一箭双雕的企图也是好的。”

因此，对湘粤桂及西南诸省军阀来说，防蒋与防共是同等重要的，只要红军不在他们的地盘上立足、建立根据地，就不会真正同红军拼命。于是，红军长征途中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南方、西南诸封建大吏们，虽无事前商议，却一致采取了的“送客”行动。如广东方面，陈济棠主动派出代表与红军谈判，双方达成“秘密借道”的协议，使中央红军迅速通过了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广西方面，白崇禧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方针，令桂军主力南移至龙虎关、恭城一带，意在让红军从龙虎关以北各关通过桂北。使红1、3军团得以迅速抢占湘江两岸渡口，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四川方面。刘湘与红军建立联系，约定“互不侵犯”，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川军的芦山、宝兴防线。可见，“各省都为自己的安全打算，忙于堵截红军，使不致威胁自己省区的腹地。”

宣传与团结民众

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大部为国民党统治区域，那里党的群众基础薄弱，民众在反动政权的欺骗宣传下，对红军抱有偏见和误解。同时，该地区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由于历代政权采取了错误的民族政策，致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矛盾很深。红军在长征中，十分重视同各族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注重军民团结。这不仅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夺取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1. 宣传共产党、宣传红军。长征途中，红军每到一地，都大力加强宣传工作，使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红军。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冕宁县境彝族聚居区后，四处张贴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逐步消除了彝民对红军的误解。1936年5月，红2、6军团进入云南中甸地区。为消除藏民对红军的误解，红军发布，指出了红军“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的目的，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藏族僧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2. 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长征途中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是长征途中群众工作的重点。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地区后，在通过彝民聚居区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对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具体规定了严格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县，红军释放了被国民党当作人质关押的不少彝族首领，并向他们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刘伯承司令员还按照彝族的习俗，同沽鸡部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团结了彝族上层人士。

3.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性质，仅仅靠宣传，是无法使群众真正相信的，只有靠红军指战员去身体力行，严格地执行党的群众纪律，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相信党、相信红军。1935年5月，红1军团第1师第1团进入彝族沽鸡家辖地后，沿途枪声不断，红军亦有伤亡。稍后跟进的红军工兵连战士也被彝族头人武装缴去枪械，脱去衣裤。但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与彝民爆发冲突，并退出彝族区。给彝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后来的谈判打下了基础。

4. 领导群众斗争。红军长征途中，只要条件允许，就主动帮助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建立少数民族武装，没收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人民群众，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苗族聚居地区后，即在汉苗群众中开展工作，“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中央红军经过彝族地区时，帮助彝民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并赠送了武器、弹药，支持彝族人民开展反压迫斗争。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等地整顿时，还帮助甘孜、道孚、丹巴等县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帮助藏族人民开展斗争。

对国共两党来说，长征既是一场军事较量，也是一场争夺民心的较量。对地方军阀，蒋介石和红军都有所图。但红军意图多在“借道”，用“北上抗日”的口号，与其达成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使红军一路西行、北上，最终胜利到达陕北。而蒋介石意在达到其“一箭双雕”的阴谋，自然遭到诸军阀的一致反对。对人民群众，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极力争取。但国民党在民众中对共产党、对红军的欺骗性宣传并不能掩盖事实的真相。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给人民以切实的利益。上述举措使人民意识到：与军纪败坏，只知抓丁拉夫、抢夺民财的国民党军队相比，红军才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所以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三、军事设施 重重关卡

军事设施是军事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相应地域空间范围内，为达成一定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目的，结合地理环境特征而构建的具有一定军事价值的实体。”如城池、要塞、军事基地、阵地工程等。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国民党军一方面利用城池、关隘等永备工事，一方面构筑碉堡、野战阵地等临时工事，以阻止红军前进。

1. 永备工事。红军长征道路上经过的大小城镇均建有规模不等的城墙、护城河等防御设施，在主要道路上的险峻地域均建有关隘。这些城池和关隘都是随时可以用来作战的永备工事。如中央红军前进道路上的汝城、宜章、道县、通道、黎平、遵义、土城、会理、包座等大小城镇，以及娄山关、泸定桥、腊子口等重要关隘。国民党军占据了这些永备工事，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红军前进的道路。国民党军也注意利用这些永备工事，令沿途各县，修缮加固这些工事。如红军长征至甘肃地区时，蒋介石专门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要求甘肃各县加紧城防，死守县城，指出“各县长守土有责，尤应共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旨，以收军政合作之效。”娄山关、泸定桥、腊子口等重要关隘，更是建立在交通要道上，是红军前进的必经之路。如扼川康要道的泸定桥，建成于清康熙四十五年，又名“铁索桥”。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其中桥面由9根铁链连环组成，悬于河面，上铺木板，左右各有2根铁链作护栏。守城川军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由于安顺场渡口无法使大部队尽快通过，于是泸定桥就成为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

2. 临时工事。比起永备工事，临时阵地虽不牢固，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这些临时阵地往往就部署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一般依山势、依河流、依道路而构筑，其目的，就是让红军进不了山，过不了河，穿不过路，因此对实施高速机动作战的红军来说，也更为凶险和难以对付。长征路上比较著名的临时阵地，主要有为阻止中央红军的西进的四道封锁线，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于2、6军团会合的湘西封锁线，以及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长江封锁线、金沙江封锁线、大渡河封锁线等。其中准备最充分、兵力最为雄厚的是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封锁线。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何健为防止红军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师，急令湘西各县加紧修建碉堡，先后设置了四道碉堡封锁线，“计绥宁境内砖碉十一座，土碉八十四座，黔阳境内砖碉七座，靖县境内砖碉六座，城步境内九座，会同境内九十四座，共碉堡二百十—座。”

这些碉堡工事有的是军队所建，有的是当地政府征集民夫所建。早在红6军团西征之时，蒋介石便令各地大修碉堡，以资防堵。于是，国民党各相关地方政府纷纷征集壮丁，修筑碉堡。如湖南省政府令沿途各县“星夜构筑简易之竹木碉堡群，成为碉堡线，以防匪窜。”为防御红军北上，甘肃省政府“饬文县、武都、岷县、西固、临潭、夏河、宁定、和政、临夏、永靖、皋兰各县府及康乐设治局，征集民夫，协同驻军，就原有碉线及碉堡群，赶速补修，俾臻巩固。”

夺路前行

这些永备工事和临时工事，是人为产生的军事地理因素，加上据守在这些工事后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和民团，组成了红军在前进道路上的最大、最直接的障碍。红军对这些军事设施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尽可能绕行，二是绕不过就强攻，三是有机会就智取。

1. 绕行。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主要有两次绕行：第一次是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师计划，转兵贵州。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在湖南新宁、城步、绥宁、通道、靖县、黔阳、芷江一带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关头，中央红军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北上计划，西进贵州。第二次是转兵云南。1935年2月，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苏区。但此时，国民党军川军加强了长江沿岸的防御。中央红军遂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后突破国民党军的拦阻，向西挺进，自云南渡金沙江北上。红2、红6军团在长征途中，原计划在昆明以北渡普渡河，争取在元谋地区渡金沙江北上，后在敌军4个纵队的围追堵截下，遂改变计划，转兵西进，在丽江之石鼓地区，渡过金沙江北上。

2.强攻。红军在长征途中，有的城市和关隘是必经之路，实在绕不过去，就坚决进攻，强行通过。其中最为著名，也最为惨烈的就是湘江战役。此役，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但此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3.智取。除强攻以外，红军在地形、敌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化装袭击、迂回包抄、偷渡等战术，智取城市、关隘和渡口，以尽可能地减少自身伤亡。其中智取遵义城，就是一个典型战例。在第一次遵义战役中，红1军团2师6团1营奇袭遵义外围据点桑木桠，俘敌200余人。根据刘伯承的指示，一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换上俘虏兵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向遵义城前进。后在入城红军的配合下，红2师进占遵义城，取得了奇袭遵义的胜利。

在长达两年的长征中，面对严峻、复杂的军事地理环境，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克服军事地理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挖掘、利用其中的有利因素：依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依靠党正确的方针政策，获得了军阀武装一定程度上的“中立”，获得了沿途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长征途中，红军在对军事地理环境的克服和利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革命事业，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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