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研究员：长征时毛泽东都用了哪些兵法计谋

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系列

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与毛泽东军事思想

结构性因素的关系

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和红军将领，资料图。

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是海内外史学研究的一个经久未衰的极具回溯性的课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已形成丰富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一些重要史籍史料的开放仍受到一定限制，以及科研水平的限制，对于马列主义新军事理论与现代西方军事文化精典和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相交融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长征胜利的关系的结构性因素的研究仍显不足，甚至对于在中国革命年代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殊战略指导价值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混淆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一般政见认同政党及其军事理论的结构性差异，因此难以给予长征中毛泽东军事思想重大战略指导价值以公允的评价。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学理和实证的梳理，以期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向历史的真实再靠近一步。

一 毛泽东军事战略和战术理论形成于长征之前的反“围剿”战争，其区别于同时代一般中外军事理论而表现为不仅汲取马列主义新军事理论，而且汲取了现代西方军事文化精典，从而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积极防御和运动游击战略为基本结构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先进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制胜之道

红军创建之初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亟待新的革命军事理论指导，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对此进行过大量探索。毛泽东通过对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和恩格斯“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的军事学说影响，结合红军“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由此产生了中共及其红军的最新作战军事原则。

这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是承认了的。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原则。等到战胜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形成。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大要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些战术原则产生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承认和推行。

毛泽东将马列精典论述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市武装起义发展为在农村组织长期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一套战略指导原则和战法，并且将这一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发展至其自身前所未有的境界。这一理论在结构上既涵盖了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即弱小国家的军队，如果只知采取坚守硬拼，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的俘虏。主张要避开敌人开始时锐利的气势，等待敌人疲劳松懈时再去打它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还合理吸取了西方现代军事文化的精典，通过深入研究华盛顿、拿破仑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他对该两位军事家创造的机动战术、游击战述颇有研究，他还借鉴了西方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从待敌和地形之利出发，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但反对消极防御。

主张“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关于此点，从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其对于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已有深刻的研究。可见遵义会议上凯丰曾当面直斥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的指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谬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红军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指出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的正确性。

12月瓦窑堡会议中，重申和强调红军作战指挥应遵循的这一基本原则，从而进一步坚定了这一理论在党和红军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总结的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创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是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胜利的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是中国国内其他军事理论所无法与之相媲美的，正是有了这一理论指导才使得长征转危为安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对于长征胜利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局性指导受命于长征之中,中共中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将红军的战略防御(战略退却)与北上抗日建立西北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构想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共中央及红军广大干部和指战员众望所至的共同意愿以及长征进入极端危险时刻的必然选择

通过在中国土地革命运动中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军事斗争检验，红军中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军事领导者的军事战略指导已经近乎成熟和完备。然而，由于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推行消极防御战略，采行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使得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退却。

蒋介石为追剿并消灭红军，调集上百万军队， 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蒋介石认定此次国内共产主义休矣，中共中央及红军的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由于“左”倾路线领导者李德、博古对代表着中共党内正确军事战略指导意见的毛泽东等人的排斥，使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意见得不到正当的反映和运用。

中共中央“左”倾领导者在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不能实现的时候，进退维谷，一筹莫展。而毛泽东认为从全国政治形势出发，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完全正确。这个战略方向的确定使长征由消极行动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进军。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实际主持了中革军委日常工作。他请毛泽东参加通道军事紧急会议，提高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

毛泽东在会上力主放弃原定在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是向国民党军兵力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周恩来不顾李德反对，支持毛泽东意见，会议最终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向贵州进军，这一重大决策挽救了中央红军，为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之后的黎平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李德主张折往蒋介石已布罗网的黔东；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在激烈争论中通过了毛泽东等人还在通道地区就提出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解决了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

根据黎平会议的战略决定，中央红军横扫黔东，突破乌江，将数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乌江南岸，赢得了进占遵义后的休整时间。毛泽东本人在长征中也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1935年1月底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战略指导地位。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苟坝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新的“三人团”是红军指挥的最高领导权威组织，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

毛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红军行动毛是“总设计师”。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为重要的续篇，是一个确立毛泽东能够运用自己成熟的游击运动战军事理念指挥红军的最为重要的会议。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将红军的战略退却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长征的军事战略指导问题。

1936年2月，蒋介石亲自督战，集结120个团兵力将红2、红6军团挤压在毕节一地。红2、红6军团按照毛泽东的战法在乌蒙山区同强敌周旋月余，转战千里跳出重围摆脱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对此，蒋介石本人在手令中承认萧贺红军“如此猖獗，本是穷途之末，又逞赤焰千里”。1935年6月，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及红军作出了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选择。9月，红25军到达永坪与陕北红军会师，成为各路红军中最早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

10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1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随后，红1方面军通过东征、西征作战，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1936年10月，红2、红4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与红1方面军会师。至此，历时两年的长征即以中共中央及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西北时蒋介石不禁颓然长叹“六载含辛，未竟全功”。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确立为中共中央及红军的全局性指导后,将其运动游击战略理论同反对国民党军”追剿”战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共中央及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赢得长征胜利及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毛泽东在长征中运用红军反“围剿”作战时期所形成的运动游击战的理论，一改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洋顾问”李德的支持下所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六面出击”、“短促突击”以及用阵地战的死打硬拼来粉碎敌人的围剿的错误。一反长征之初的呆板战法，敌变我变，实行大范围机动作战，忽南忽北，避实就虚，即打即离，纵横穿插于“围剿”军重兵集团之间。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长征军事指导艺术的本质特征。战略目标、战略决定必须依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此外，恩格斯军事理论中关于“较少地要求机械式的教练和阅兵式的形式主义”，“要求上自总司令下至普通兵每个人都非常敏捷地行动，花费更多的精力，发挥高度的机智”的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应有一定影响。

长征中，红军在敌重兵围追堵截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运动战的优长，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战争奇观。用“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打”则使敌闻风丧胆，“走”则叫敌望尘莫及。红军以迂为直，善于以奇谋方略调动敌人。即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以高度的灵活机动，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

长征中，毛泽东战略指导艺术被称之为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奇就奇在间接战线，“以迂为直”的运用，迫使蒋介石作出错误的判断，以致接连失败。红军以战斗的胜利掩护逐段的转移，以转移来争取战场主动；并且凸显出善于夺隘、渡江和打骑兵的战术优势。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及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重兵“追剿”在云贵川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较长时间的运动游击战，充分展示出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挥才干。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曾将此战誉为平生的“得意之笔”。

面对红军的运动游击战的胜利和国民党“追剿”军的不断失利，3月2日，蒋介石表示了对“追剿”部队薛岳指挥不力，并试图调顾祝同接替黔省军事；3月16日，又怒斥“追剿”部队周浑元“不足教也”；28日再次指责周浑元“束手无策”，“屡令不进，屡戒不悛，孺子诚不可教也”，红军的骁勇给予蒋介石带来极大的恐慌。

当国民党军第1纵队司令吴奇伟两个师被歼后，蒋介石于3月20日给吴奇伟的信中要他“对飘忽不定的共军作战要极为慎重”。红2方面军声东击西战术的成功及乌蒙山回旋战的扑朔迷离，使蒋介石十几万大军东奔西驰，徒劳无功。红4方面军披坚执锐，首战土门歼灭川军1万余人，再战包座歼灭胡宗南等部5000人，为红军前进开辟了道路。

红25军虽不足3000人，但勇战独树镇，再战庾家河，为进入陕南杀出了一条血路。毛泽东十分重视情报和通信建设，红军在长征路上办起了通信学校，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的骨干，使红军耳朵更灵眼睛更亮，决胜于千里之外。长征进入中后期后红军在战役战斗中的捷报迭加也雄辩地告诉世人国民党军“围剿”、“追剿”的失败，加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势力左右，中共中央及红军已不是蒋介石想“剿”就“剿”得了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从此进入了一个不再惧怕国民党军“围剿”和“追剿”的时代。

结语

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政党，红军这支由小米加步枪夺取天下的军队转变为执政党领导下的保卫国防的现代化人民军队，中共和人民军队都面临着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执政党政治所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及必须应对的复杂图景。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军略运作的结构性优势因素作为中共特有的政治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