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1-06 17:27:45
还有其他战犯将山西的情况描述如下。这一天，我要求他们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寻求庇护者开枪。这是因为，作为警备区的队长，我向普通治安区和八路军控制区的居民宣传“皇军会爱护和协助皇军的好公民，如果支持八路军，那么皇军来了逃跑的自然会被当作敌人打死”，但这些遗民真的是一群莫名其妙的家伙，这让我很讨厌...当时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给这些煽动仇恨的八路军一个狠狠的教训。
枪杀29名居民，射伤44名，此外还掠夺了百余件衣服家具类物品……反正这个地方的村民看到日军就会全村逃跑，与服从八路指示的敌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我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报复性惩罚。在了解了武乡县庄底村和韩壁村的八路军后方根据地后，我在10月中旬花了两天时间，计划在那里进行歼灭战。我命令我的中队彻底歼灭和消灭敌方居民。当时我认为，即使多打一个设施，多打一个民兵，八路军的战斗力也可能被削弱。我在给中队下命令的时候，指示他们把避难的村民当成协助八路军的敌对分子，各队可以按照处理民兵的标准自行处理。因为抓不到八路军，所以不能成功。几乎每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民兵和地雷的阻碍和干扰。反正这个地区完全是八路军所在的共产主义地区。考虑到居民，一起报复，如果我们彻底反复攻击，民兵和居民就会停止抵抗。因此，我们命令我们的中队:“利用村民在黎明和黄昏做饭和返回村庄时进行反复攻击，逮捕遭受酷刑的民兵和居民，并调查武器、食物和其他材料的藏匿情况。”除了特别有价值的民兵和居民，都由中队处理。”有的日军以“留在城里”为借口，有的则以“皇军进村时逃跑”为借口，杀害当地百姓。也就是说，按照日本人武断的判断标准，被判定为“敌人”的居民成为了杀戮的目标。他们被杀，只是因为看到日军就逃跑，因为孩子戴着八路军的帽子，也因为没有调查确认是否对日军采取了敌对行动。对于被判定为“治安区”和“八路军区”的居民，日军本身就有敌对思想，这也导致了对居民的大规模滥杀。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正如“支那的居民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家伙”这句话中感受到的那样，日军从骨子里就存在对中国人的侮蔑意识。这些侮蔑意识，再加上身处无法一眼看出是敌是友的居民中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导致了无差别屠杀。此外，作为杀害居民的动机，我们也可以看到与敌视当地居民有些不同的“报复”意识在起作用。例如相乐圭二进行过如下供述。1940年7月，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一大队在山西省西北部的保德县实施的作战，就是对第三中队在行宫墕附近的扫荡时有2名士兵被“民兵”杀害的“复仇”，在这次作战中“将大约70名居民中的30多名拉到行宫墕东一处，将他们半身埋在土里后用机枪扫射”，全部杀害。还有1940年9月下旬，该第十大队奉命实施“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反击战”，队伍从山西省宁武县出发，相乐的第三中队急袭了任家村，但是没有获得相应战果。为了“报复受到的民兵打击”，他们抓了当地20名居民，将其全部枪杀。日军杀害这些平民，与其说是因为敌视当地居民，倒不如说在受到抗日游击队攻击后，出于泄愤才屠杀附近居民的色彩更加强烈些。铃木启久交代，他在担任第27步兵团团长、驻冀期间，曾多次袭击八路军进攻的地方，并对与八路军关系密切的村庄进行研判。随后，他们烧毁了数百至1000个村庄，屠杀了数十至1000名当地居民。在这些情况下，日军在详细调查了八路军与村庄的关系后，并没有发动进攻。铃木承认，为了给被八路军袭击的约10名士兵报仇，日军借口与八路军合作，烧毁了战场附近一个村庄的500间房屋。
铃木所说的“借口”，意味着对日军来讲，袭击的村落与八路军到底有无关系、关系的深度等并不是主要问题。日军仅仅因为怀疑与八路军有关系就将整个村子全部烧光，把村民全部杀光，企图通过这种行为迫使八路军失去当地居民的支持。“反抗就是终点。”有的供述中，也谈到了明确意识到警告效果的行动。1941年10月，在山西省偏关市，在居民面前，菊地修一命令宪兵队“当场击毙保安队副队长、一名共产党员和四名疑似居民”。“射击场景选在偏关城西200米的野外，将6人绑在木桩上，然后命令15名下属以格斗射击的方式各射出两三发子弹，随后宪兵准尉斌文平和宪兵吴昌源石郎用手枪指着他们的头部将其击毙，并故意将尸体扔在野外”。鞠迪还交代，1943年2月，他在山西省神池县时，为了警告当地多次切断电话线、破坏通讯线路的居民...他斩首了被俘的居民...把头挂在电线杆上向公众展示。为了让当地居民产生“抵抗就是这个下场”的恐怖感，日军采取公开杀害和斩首示众的方式用来显示其残暴性。“他们无视我的命令吗？好吧，我会让他们服从的。”
而当地居民不仅仅因被判断为“敌人”才会遭到杀害。如果日军认为其不听话，也会以此为理由加以杀害。据说日军部队在进行一次作战时，向宿营民家中一位50岁左右当家的中国人强行索要锅，男人回答说锅已经被日本兵抢走了，因此现在家里没有。于是别的日本兵就说“你不听话就杀了你”，并将其枪杀。也有一些当地人，如果帮助日本军队，就会被杀。在山西省，一名50岁的居民被日军抓住，被迫带路。然而，由于他的“故意带路错误”，Judi命令他的下属“把他从悬崖上扔到一个大约70米深的山谷里”。为了从抓到的老百姓口中打探出八路军的情报，日军施加恫吓和暴力已是家常便饭，但是有很多时候由于没有探听出情报，最终将老百姓杀害。其实老百姓如果真不知道情报的话，也只能回答说不知道，而如果是八路军的话，那么即使受到严刑拷问也不会招供吧。山西省沁县就有一个例子。日军为了从被俘的村民那里收集八路军的情报，用军犬进行逼供。相反，村民吓得不敢开口。结果“我命令军犬咬他的腿和手，最后咬断他的喉咙杀死他”。
有关这种由刑讯升级为杀害的心理，有如下供述。用棍棒和枪把进行殴打后，一边让他们喝水，一边向他们的头上浇水，继续进行刑讯，最后因对方拒不交代，就用刺刀刺杀，或用手枪射杀。我本人直接进行了刑讯……在开始进行这样的残杀时，我的思想意识是这样的：我进入村庄后，马上命令工作人员让全体居民集合。然而居民们非常害怕，不但没有集合，反而都藏了起来。此时我的心里萌生了“是他们无视我的命令吗？那好，我就让他们听话”的傲慢心态，因此进行了这样残忍的刑讯。刑讯后我认为如果这样放他们走，他们一定会跑到敌人那边找我复仇，这就等于是壮大了敌人。还是杀了他们的好，于是我就下令枪杀了他们。一名怀疑是抗日武装情报人员的嫌疑人《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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