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per 德国的贵族青年如何变成抵抗纳粹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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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per 德国的贵族青年如何变成抵抗纳粹的军人

发布时间:2022-01-19 20:09:46

施陶芬贝格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一大批189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既不满技术中心主义和物欲至上对社会造成的腐蚀,又看不惯魏玛共和国所代表的市民社会和代议制政体软弱涣散的现实,纷纷起来倡导“青年自己教育自己”、“青年自己实现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1890年后出生的大量年轻人不满于技术中心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对社会的腐蚀,不理解以魏玛共和国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和代议制政府软弱涣散的现实。他们纷纷起来倡导“青年自我教育”和“青年自我实现”。

大规模的“青年运动”

1921年,100多个大小青年团体自发组建了“全德青年团体联合会”;到纳粹上台之前,全国1/3以上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各种社团,总人数超过500万人。他们读尼采的哲学、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登山、野营、演出民族音乐和戏剧,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强烈的道德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以及青年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希望以此改变令人沮丧的现实。冯•席腊赫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最初也是青年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希姆莱则加入过非政治性的社团“自由青年联盟”。在国家社会主义开始兴起的那个阶段,青年运动成了重要的开路先锋。

1933年纳粹上台后,希特勒下令将青年运动纳入“全国青年运动”的轨道,解散原有的青年团体,只保留由国家控制的希特勒青年团。这种警察主义的逻辑当然是大多数年轻人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那些来自富裕阶层、有着深厚宗教信仰的年轻人。希特勒青年团禁止其成员使用著名的科哈特帐篷,穿着苏格兰衬衫,唱过去青年团体的歌曲,自己出版任何出版物。然而,广泛的社会力量很难被法律和暴力阻止,秘密青年团体仍然活跃在地下。

“青年运动”的魔力也渗透到了传统上一直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的容克贵族中间。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贵族阶层是帝制和军国主义的亲近者,他们高傲保守,自成一个小团体,竭力阻挡市民化和社会主义的浪潮。不过当纳粹的褐色浪潮掀起之后,清廉、尚武、反对革命的新老贵族却成了传统道德和国家观念最忠实的扞卫者。士瓦本一个有着近700年历史的宫廷容克施陶芬贝格家族就为“青年运动”贡献了两位优秀的成员——律师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及其二弟、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改编组组长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少校。

施陶芬贝格在1926年

施陶芬贝格兄弟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乃是末代符腾堡国王威廉二世的宫廷事务大臣,笃信天主教;母亲冯•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女伯爵则来自普鲁士的新教贵族家庭,是大名鼎鼎的格奈森瑙元帅的外孙女。因此从辈分上说,施陶芬贝格兄弟乃是那位创建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的伟大人物的曾外孙。格奈森瑙不止一次声称:“为了军队和祖国,国王也必须退居其次。”这一点给这个并无多少军事传统的南德家族带来了重大影响。

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生于1907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思想缜密的学生。他的双胞胎兄弟康拉德在出生仅一天后不幸去世,这对克劳斯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他还在斯图加特的埃伯哈德-路德维希人文高中学习时,去图宾格大学学习法律的贝特霍尔德将他介绍给了德国新探路者联盟,这是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它激发了克劳斯对充满挑战和纪律严明的军事生活的向往。1926年高中毕业后,他没有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上大学学习高深的历史或法律,而是回到家乡班伯格,成为当地第17骑兵团的预备役下士。班贝格被称为“德国的罗马”,著名的末日审判和先知站在当地大教堂北墙正门外,这是德国南部青年运动的重要中心。参军一年后,贝特霍尔德的挚友阿尔布雷希特·冯·布卢门撒尔将两兄弟引入了诗人格奥尔格的圈子,年轻的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结识了他一生的精神导师。

“青年运动”的精神领袖斯特凡•格奥尔格一辈子都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个高鼻深目、相貌狰狞的人物早年曾在巴黎、慕尼黑、柏林和海德堡四个城市间流浪,1902年在慕尼黑创办了文学刊物《艺术之页》,并和当地一名14岁的中学生马克西米利安•克隆贝格尔坠入爱河。当克隆贝格尔在两年后突然夭折时,格奥尔格突然觉得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原初体验”,自此进入创作生涯的巅峰期。一战结束之前,他写出了杰作《战争》,热烈地歌颂敌基督的异教、“超人”哲学和英雄史观。

斯特凡·格奥尔格和施陶芬伯格

施陶芬贝格兄弟加入格奥尔格的圈子时,诗人已经进入暮年,身边围绕着像霍夫曼斯塔尔、贡多尔夫、沃尔特斯这样的一流文学大家,但依然对这对天资聪慧的兄弟高看三分。贝特霍尔德尤其深得格奥尔格的赏识,后者为他写了两首名作《秘密的德国》和《新帝国》,勾勒出一个依据精神上的天然差序进行统治的“新帝国”。这样一位奇人,自然不会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欢呼雀跃——当早年曾追随贡多尔夫学习文学的戈培尔在1933年邀请格奥尔格出任普鲁士艺术学院诗学部主席时,对俗劣的纳粹革命毫无兴趣的诗人予以断然拒绝。1933年12月1日,在生命结束前两天,为了避免被抬进林立着万字旗的纳粹式追悼会现场,格奥尔格出走到了瑞士,死在洛迦诺近郊。在病床前陪伴他直到最后的三个人是两位施陶芬贝格伯爵以及他们的长兄亚历山大,格奥尔格指定贝特霍尔德为他那个文化小圈子的第二任领袖,并点名让克劳斯主持自己的葬礼。

克劳斯在军事生涯中也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1930年,他被提升为少尉,并在后来的坦克明星哈索万·曼特费尔手下服役。当施陶芬贝格在柏林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现代军事时,他的战争史老师埃尔泽教授郑重地想:假以时日,这个年轻人将成为陆军参谋长的有力候选人。1937年,当第17骑兵营并入中将·赫普纳的第一轻师时,施陶芬伯格上尉成为该师的第二作战参谋。在1938年9月的政变中,第一轻师进军柏林的计划就是由他制定的。波兰战役结束后,哈尔德将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调到左森的大本营,成为总参谋部组织部改组组组长。

和国防军里的大多数年轻军官一样,在1939年之前,施陶芬贝格并未与纳粹党结下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布洛姆贝格-弗里奇事件以及贝克的退役使他对希特勒身边的纳粹亲贵们充满敌视,但对“元首”本人,施陶芬贝格还是抱有审慎的好感。毕竟,是这个人领导了那场使整个德国“再启动”的革命,并为军队争取到了重新武装的资格和源源不断的预算。

不过,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纳粹新贵那种野蛮、缺乏教养、有时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令他相当反感,当班贝格的犹太教堂在1938年被党卫队捣毁之后,哥哥贝特霍尔德发现他时常低声吟诵格奥尔格的一首名作《敌基督》中的句子:“尔曹弹冠相庆,沉醉魔鬼之夺目光环/未知晨曦将临,缱绻残存之点滴甜蜜/早晚气数将尽,且看灾祸已迫在眉睫!”他的远房表兄彼得•约克•冯•瓦滕伯格伯爵和舅舅尼克劳斯•冯•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伯爵当时都已经加入毛奇伯爵的“克莱骚集团”,他们希望把克劳斯也拉进反纳粹运动的核心圈子,但被施陶芬贝格婉拒了。这位在法国战役之后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少校表示:现在推翻希特勒“无异于叛国”,对“褐色瘟疫”的清算最好等战争结束后再进行,但变革的确在所难免。

然而,戈林、希姆莱、戈培尔和其他纳粹新贵对他们野蛮、未受教育、有时完全自命不凡的做法相当反感。1938年班伯格的犹太教堂被党卫军摧毁时,他的哥哥贝特霍尔德发现他经常在格奥尔格的著名作品《反基督》中低声说出这样一句话:“二曹奏冠庆祝,陶醉于魔鬼的耀眼光环/未知的黎明即将来临”,他的远房表亲彼得·约克·冯·瓦滕伯格伯爵和他的叔叔尼克劳斯·冯·尤克斯库尔-古伦本德伯爵当时已经加入了毛奇伯爵的“克莱索集团”。他们希望把克劳斯带进反纳粹运动的核心圈子,但施陶芬贝格拒绝了。这位在法国战役后获得铁十字一级勋章的少校说:现在推翻希特勒“等于叛国”,清算“褐色瘟疫”最好在战后进行,但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施陶芬贝格在1939年

“新人”特雷斯科夫

像施陶芬贝格少校这样的年轻人在总参谋部里并不是少数。自从西克特、贝克等老军人退休以来,总参谋部军官团内部的结构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1940年法国战役之后,一大批40岁左右、年富力强的中级参谋军官被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他们大多在“一战”结束后才加入国防军,虽然也出身贵族家庭,行事风格却与拘谨保守的老人家截然不同。这批“新人”思维更加敏捷,行动也更果断,对未来德国的命运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当贝克和哈尔德在1938年为“推翻希特勒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伤脑筋时,“新人”们已经有了更加明确的结论:重新树立第二帝国的黑白红大旗,把过去二十年被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弄得四分五裂的德国社会团结起来。在苏德战争开始的时候,担任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的亨宁•冯•特雷斯科夫上校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像施陶芬伯格少校这样的年轻人在总参谋部中并不占少数。自西克特、贝克等老军人退役以来,总参谋部军官团内部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1940年法国战役后,大量40岁左右的中层参谋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他们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入了国防部队,虽然也来自贵族家庭,但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僵硬保守的老人大不相同。这些“新人”思维更敏捷,行动更果断,对德国未来命运有自己的看法。当贝克和哈尔德在1938年担心“推翻希特勒后怎么办”的问题时,“新人”有了更明确的结论:重新树立第二帝国的黑白旗帜,团结过去二十年被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撕裂的德国社会。苏德战争初期,担任中央集团军群作战部主任的亨宁·冯特·利斯科夫上校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亨宁·冯特·利斯科夫上校

和施陶芬贝格一样,特雷斯科夫也是一名出身贵族家庭的天才军人。波美拉尼亚的特雷斯科夫家族有着长达300年的军事传统,为普鲁士-德国陆军贡献了21位将军;当德皇威廉一世1871年在凡尔赛宫加冕时,小特雷斯科夫的父亲赫尔曼•特雷斯科夫骑兵将军就站在皇帝身边的将弁中间。1918年,年仅17岁、刚刚投身军旅几个月的亨宁•冯•特雷斯科夫就已经在马恩河前线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他所在的第1近卫步兵团指挥官欧伦贝格伯爵曾经预言:“你特雷斯科夫将来要么当上总参谋长,要么作为国贼被送上断头台。”

战后,利斯科夫一度离开军队,成为波茨坦的一名证券经纪人。他的事业非常成功。1926年,他与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元帅的独生女埃里卡结婚,后者于1914年至16年担任第二帝国参谋长;在婚礼上,证人兴登堡总统亲自要求特·利斯科夫重返军队,但后者当然不能拒绝。法尔肯海恩元帅的姑姑奥尔加·冯·法尔肯海恩-博克是冯·博克上校的母亲,当时冯·博克上校是第四步兵团的团长。在嫁给法尔肯海恩家族后,特·利斯科夫成为博克的侄子和女婿,并追随这位受宠的将军,事业蒸蒸日上。1936年,他以同届第一名的成绩从柏林军事学院毕业,后来在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结识了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总司令冰箱和时任第一军需官的中将·曼施坦因。曼施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利斯科夫,称赞他“机智、有教养、坦率、善于交际,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1939年,当曼施坦因开始私下制订闪击法国的“镰刀收割”计划时,时任A集团军群作战处副处长的特雷斯科夫是他最重要的帮手;这位擅长交际的能人还利用自己和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上校的私交,把曼施坦因计划的一些细节暗中透露给了“元首”,这才使得曼施坦因那个不受待见的方案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PK中胜出。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时候,施蒙特又想办法把特雷斯科夫调进了中央集团军群,让他在博克手下刷经验、赚取功名。

施密特还是不太了解这个老朋友。Lyskov的愿景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声誉。他不相信希特勒能赢得战争,也不相信“元首”对德国人的承诺。

在总参谋部军官团的“新人”里,特雷斯科夫是第一个公开提出“欲救国唯有先叛国”这个口号的。布洛姆贝格-弗里奇事件之后,他告诉自己的连襟施拉勃伦道夫律师:“希特勒是个疯子,必须干掉他。”他也不怎么受困扰哈尔德、布劳希奇等人的效忠宣誓的困扰,因为“以暴易暴是被僭主的残忍逼出来的,在这一问题上不容丝毫胆怯”。

动身前往东线前,特雷斯科夫开始秘密组建新的反纳粹密谋集团。他的班底大多来自人称“九伯爵”的国防军第9“波茨坦”步兵团,这个团的前身就是第二帝国的第1近卫步兵团,1918年特雷斯科夫曾和施蒙特一起在该团服役过。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第9团长期驻扎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担当市区外围的警戒任务,军官们都是出身普鲁士贵族世家的青年才俊。特雷斯科夫利用施蒙特的关系,把当时正在第9团服役的两位熟人——预备役少校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伯爵和预备役中尉冯•勒恩多夫-斯滕诺特伯爵安插到博克的司令部里,作为自己的联络官和眼线。另一个同谋林斯托弗少校则被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下属的第九集团军。“克莱骚集团”成员弗里茨-迪特洛弗•冯•德•舒伦堡伯爵也火线入伍,以预备役中尉的身份加入第9团补充营。加上曾经在“九伯爵”任职的冯•哈泽中将、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大将之子路德维希等人,到1944年“7•20”政变之前,有19位曾在第9步兵团服役的军官加入了特雷斯科夫的密谋集团。特雷斯科夫想方设法把他们都调往东线,在中央集团军内部建立了新的抵抗运动网络。

在前往东线之前,利斯科夫开始秘密组建新的反纳粹阴谋集团。他的团队大部分来自被称为“九厄尔斯”的国防军第9波茨坦步兵团。这个团的前身是第二帝国第一警卫步兵团。1918年,特·利斯科夫和施蒙一起在这个团服役。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第9团长期驻扎在柏林郊区波茨坦,担负城外警戒任务。军官们都是来自普鲁士贵族家庭的青年才俊。利斯科夫利用施米特的关系,把当时在第9团服役的两个熟人,预备役少校卡尔·汉斯·冯·哈登伯格伯爵和预备役中尉冯尼多夫·斯滕诺特伯爵,安排到博克的司令部,作为他们的联络官和眼线。另一名共犯克里斯托弗·林少校被调到中央集团军群下的第九集团军。“克莱索集团”成员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也作为预备中尉参军,并加入了第9补充营。此外,哈默斯坦-埃福德将军之子中将·冯·哈泽等人在1944年“720”政变前,曾在第9步兵团服役的19名军官加入了特·利斯科夫的阴谋集团。利斯科夫设法将他们全部转移到东线,并在中央集团军内建立了一个新的抵抗运动网络。

施陶芬贝格在1944年

“白玫瑰”的牺牲

年长的同谋者,如冯·多赫纳尼、牧师邦霍弗和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夫也在继续努力。乔治·w·豪斯霍夫当时继续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在监视他的盖世太保逐渐放松警惕后,这位地缘政治学家接管了一个地下组织,代号为“红乐团”,经常出没于学校。“红乐团”的前身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1938年在比利时成立的间谍组织。其领导人是波兰犹太人特雷普和帝国经济事务部外贸司顾问阿尔维德·哈纳克。“红乐团”主要在柏林政府机构线下发展。除了在经济事务部设立一个小组之外,空军队还渗透到由上尉·博伊森领导的一个小组,通过无线电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红乐团”为团结德国各派造反派,建立统一组织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其尴尬的苏联背景,收效甚微。1942年初,阿尔维德·哈纳克和泊松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处决。特雷普逃到巴黎,投靠了法国抵抗组织。“红色乐团”在德国的活动基本停止。

阿尔维德•哈纳克最小的弟弟法尔克•哈纳克主要在慕尼黑开展活动,他把一位名叫汉斯•绍尔的当地抵抗青年介绍给了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认信教会”里的激进分子戈斯滕迈尔牧师。绍尔是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医学院的学生,1937年前后参加过青年运动,他的妹妹索菲•绍尔当时刚刚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也是一位热忱的青年。1942年初夏,绍尔兄妹在慕尼黑组织了一个有大学生、教师、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界人士参加的“白玫瑰”组织,核心是6位大学生,进行文化领域的反纳粹宣传。

《白玫瑰》

“白玫瑰”的成员大都认为,德国知识分子要对魏玛共和国灭亡和希特勒掌权负重大责任。值此战争扩大、局势岌岌可危之际,知识分子应当领头起来反抗,以便尽快结束无意义的战争。在朋霍费尔牧师的二哥、汉莎航空公司主管克劳斯•朋霍费尔的帮助下,绍尔兄妹在慕尼黑近郊一个偏僻的修道院图书馆里建起了地下印刷所,用简陋的设备印制各种反纳粹传单和报纸,邮寄给慕尼黑、斯图加特、科隆、乌尔姆、汉堡等地的知名人士以及普通市民。

1942年夏至1943年初,“白玫瑰”组织散发的五批传单在巴伐利亚大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反抗暴政”、“信仰自由”、“重建德国”等口号开始在平民中秘密流传,而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盖世太保则被这些神出鬼没的宣传材料所困扰。直到1943年2月18日,绍尔兄弟姐妹在慕尼黑大学主楼二楼散发第六批传单时不幸被捕,“白玫瑰”组织的活动才被彻底曝光。六朵“白玫瑰”的所有组织者都在1943年初被“人民法院”绞死。然而,他们印刷的最后一张传单是由“克莱索集团”的领导人厄尔·詹姆斯·毛奇送出德国,然后通过瑞典流入英国。

在丘吉尔和托马斯•曼的关心下,这份名为“慕尼黑学生的声明”的传单由英国情报机关大量印刷,装在航空宣传炸弹内。1943年夏天,带着这种炸弹的皇家空军“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飞临柏林上空,把牺牲者不屈的呼喊传达给了全德国所有的生者:“同学们!德意志民族正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像1813年挫败拿破仑一样,在1943年的今天,以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挫败纳粹主义的恐怖政权。东方的别列津纳和斯大林格勒已经陷入火海——死者正在向我们乞求!”

彼时,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已经成为整整85万轴心国部队覆亡的坟场。

       

当时,东部的斯大林格勒已经成为85万轴心国军队崩溃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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