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金斯 国际思想周报 人人都恨道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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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 国际思想周报 人人都恨道金斯

发布时间:2022-02-18 12:49:40

阿兰·瑞安评玛莎·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

玛莎·纳斯鲍姆:一定有爱。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玛莎·纳斯鲍姆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情感在伦理学、政治学中的重要性。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情感:为什么爱对正义很重要》一书中,她继续探索政治情感在维持“体面”的自由社会中的作用,引起很多关注。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瑞安评论了新一期《纽约书评》,并评价了其意义。纳斯鲍姆在书中认为,伟大的民主党领袖明白适当压制“政治情绪”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她非常清楚,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将情绪带入公众非常谨慎空。洛克曾呼吁宗教宽容,但没有探究不宽容的心理根源。从那以后,西方政治哲学继承了洛克对体面社会心理维度的沉默。纳斯鲍姆质疑这种警惕性。她考察了卢梭、孔德、密尔、泰戈尔等在历史上呼吁“公民宗教”或“人类宗教”的提案,指出“把塑造情感的领地让给反对自由的力量,会为对方赢得人心提供巨大的优势,会带来风险,会让民众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缺乏热情,令人厌烦。”因此,我们需要在政治上培养情感,“以便产生和保持对必须努力工作和牺牲的宝贵事业的坚定承诺。”

       瑞安说,纳斯鲍姆以长期与之对话的罗尔斯正义论作为她的出发点,但极大地扩展了其范围。比如,她想从罗尔斯“无知之幕”背后的假设和理性立约者转开,把重点放在真实血肉组成的个体上来。正如她说的,“爱是给予人性生命,使人性不仅仅只是一个躯壳。”在其早期着作中,纳斯鲍姆就关注那些没有贡献却要分享经济产出的人,如儿童、精神病患者、残障人士、孤老,甚至非人的动物。由于缺乏互惠,它们不能被正义的职责约束,获得他们对应的权利。瑞安认为,无论是罗尔斯或其他人都不曾说我们对那些依赖者、伤残人士,甚或对非人类的动物没有义务,但在尽这些人道义务时,我们会使它们看来比完成正义的要求显得懈怠。纳斯鲍姆将正义的要求包括了有感知能力的生物的足够紧急的任何需求。这标志她与罗尔斯观点的巨大分野,甚至比她自己承认的还要大,但瑞安认为其本身是有足够说服力的。

政治情感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雄心勃勃的挑战。然而,瑞安认为,那些喜欢米尔《论自由》等被原谅的自由主义的读者会后悔的。纳斯鲍姆花了这么长时间穿上紧身衣,然后试图脱下它们,因为他支持罗尔斯的观点,并想扩展它。其他读者可能会认为,早在30年前,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陌生人的需求》一书中就很好地阐述了同情心在现代福利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说《政治情感》中的主题不重要,也不能说纳斯鲍姆的书唤起了这种情感,就此结束。

       

纳斯鲍姆论不平等与减贫

       玛莎·纳斯鲍姆近期在《新共和》网上连发了两篇文章,一篇短文讲述年老与身体,一篇长文评论普林斯顿大学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的《大脱贫:健康、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书。足见其兴趣之宽广。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否让社会更加平等?面对这个永恒的命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巨大分歧”造成了巨大的国际不平等。西方逐渐摆脱了贫困和疾病,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儿童活到5岁的概率仅高于1918年伦敦的水平。这种不平等也很快蔓延到美国等发达国家。

       为什么贫穷国家没能赶上呢?迪顿拒绝了人口过剩的浅显答案。他认为,说人越多越穷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看到,严厉限制生育违背自由,而且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它们可能最终减少贫困阶层的政治影响力。迪顿认为,“脱贫”的问题应该从政治机构的本质和服务质量中找寻答案:“脱贫”需要有效的政府治理、法治、有效的税收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公众信心等等。

纳斯鲍姆认为,迪顿书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他认为全球贫困问题不会得到解决,但事实上,由于广泛的外援和国际私人慈善,它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富裕国家的人们觉得他们有道德责任帮助他们。然而,他们的钱通常无助于解决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彼得·鲍尔很久以前所说,如果除了资本之外,所有的发展条件都得到满足,资本很快就会在当地产生,或者从外部借给政府或私营企业。如果发展的其他先决条件不存在,资本的流入将是无效的。

       

不爱叛逆的马塞尔·格歇

不爱反叛的马塞尔·格舍尔

马塞尔·格舍尔和《解放日报》上的抵制文章。

       法国小城布卢瓦在历史上以皇室和贵族各派之间的血腥斗争而闻名,最近法国知识界各派对正在那里举办的第17届“历史的会面”大会吵得不可开交,在媒体上上演了知识界的“血腥斗争”。

风暴的中心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马塞尔·格舍尔,他是研究现代民主社会的著名学者。他写过《世界的觉醒》和《民主反对民主》等书。前者期待西方的世俗化,后者探讨当代法国的民主病,认为其根源在于个人主义的泛滥。格什和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于1980年开始编辑双月刊《争议》。自20世纪末以来,该杂志一直被认为是法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事情的原由是,10月9日至12日举办的盛会邀请格歇作开幕演讲,这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光荣的事。本届大会主题为“反叛者”,而自今年夏天以来,就有不少左翼、极左翼知识分子在报上呼吁抵制格歇和此次大会,理由是他没有资格。作家Edouard Louis和哲学家Geoffroy de Lagasnerie这两位青年学者7月时首先发难,在左翼的《解放报》上发出愤怒的抗议,他们说:格歇反对1995年大罢工,反对女权运动,反对布迪厄、福柯等“68学人”,根本就是“反动派”和“新保守派”,有什么资格去参加“反叛者”大会!同时又有另外一组人,包括历史学家Enzo Traverso和Julien Thery,认为格歇在其着作中仇恨同性恋。他们的抵制活动征得了不少人的签名。

9日,葛燮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我讨厌逆反心理...叛逆只是改变社会的蹒跚学步的阶段。”他认为,“当代个人的结构性恐惧症是,他们害怕和别人一样,甚至企业主假装叛逆。”这正好对应了他在《民主反对民主》中指出的法国民主的弊病。

       格歇遭抵制的闹剧在法国知识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论者说,学术的辩论应当远离媒体的噪音和政治的喧嚣,不幸的是,法国校园的学术自由现在渐被政治侵蚀。

人人都恨道金斯

格雷诉道金斯案。

       “世俗主义者的不宽容”是最近颇热的话题。总是“咄咄逼人”的“无神论之王”理查德·道金斯每次都要被论者拎出来,树为攻击对象。这也难怪,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他时常出言不逊,前阵子莫名其妙的“强奸论”就惹来许多笔墨官司。

英国《新政治家》最近发表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的长篇书评《道金斯的封闭思想》,评论道金斯2013年的自传《渴望惊奇》,言辞相当辛辣。格雷说,这位无神论者在自传中无意识地透露了他对世界的使命感。毫无疑问,道金斯认为自己是一个达尔文式的人物,传播着维多利亚时期自然主义者的启蒙思想。然而,与19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相比,这位现代传播者的无神论思想并无相似之处。达尔文经常犹豫、怀疑和困惑。他认为科学是一种经验的考察,其中的真理从来不是自证的,理论总是在变化的。科学让达尔文在真理面前保持开放的心态。对道金斯来说,科学是毫无疑问的。他似乎总是掌握着真相。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人都被焦虑和不确定性所困扰。相比之下,道金斯似乎从不怀疑人类思维的能力。

       格雷举了个例子,抨击道金斯对待宗教问题时,其实更像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说,道金斯根深蒂固的死心眼,即落于文字的见识令人瞩目。他告诉我们,“保罗认为,每个人都出生在罪中,它继承自亚当,这是基督教中令人困扰的问题。”并对这种贯穿整个基督教历史这种想法冷嘲热讽。格雷说,即便如此,它也包含一个重要事实:邪恶不是错误,不是心灵的蒙蔽,不是可以通过更智能的思考得到纠正的智识之失败,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人生中更为构成性的东西,是人类本性中一种破坏的能力和倾向。不必信教,我们也会认识到这个黑暗的事实。弗洛伊德一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也认为仇恨和残忍的冲动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心理。格雷说,“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自己认为在这点上与信教者交流没有困难。”

根据格雷的说法,如果宗教有很多变体,那么无神论也有。道金斯认为无神论者注定是宗教的敌人,但无神论不一定与对宗教的敌意有关。实证主义思想家孔德曾创立“人之道”,并自称为领袖。这种新的宗教是荒谬的,因为它依赖于基于骨科伪科学的仪式。但实证主义者至少明白,无神论不能放逐人的需求,只有信仰才能满足。

       格雷说得很激动,甚至开始了“人身攻击”。他刻薄地说,与帕斯卡这个在智识上有无穷能量的思想家相比,道金斯是个没头没脑的确定性的“纪念物”。最后,他开始诛心,认为道金斯暗怀被女王封爵的“秘密梦想”。

格雷洛轻浮的写作风格引起了芝加哥大学杰里·科因教授的长篇反驳。在《新政治家》第10期上,科因说道金斯就像《利未记》中的替罪羊一样,最先被所有讨厌无神论的人批判,格雷用自传来批判自己的性格,搞人身攻击,对学者来说不是一种仁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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