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形式”与“形式的教育”

教育离不开一定量的“形式”。只是，教育的“形式”，永远只能服务于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内容，是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其他的一切内容，都只能是这个核心内容的派生。

在日常的教育管理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学生这一群体的个体生命成长质态，却忽视了教师这一群体的生命健康发展。因为这份忽视，有些学校便采用企业化管理的形式来“规范”教师。比如，有的学校为了抓教师的出勤率，竟然安排专人一天八次深入各办公室检查教师的在岗情况，对教师上厕所的时间都进行了“精准控制”。这样的考勤形式，虽然可以借助罚款等制度把教师全部捆绑在办公桌前，但却没办法推动他们设计出高水准的教学设计方案。

制订出此种考勤制度的校长，其心理认知是：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保证教师的办公时间；要保证办公时间，就必须把通过某种“形式”把教师控制在办公桌前；只要教师被控制在办公桌前了，他总要备课、改作业，这就一定比任教师四处闲逛甚至不到校上班有效果……这样的心理认知，和前面那位校长的“形式不存，内容焉附”的主张大体相同。

教师队伍中难免有偷奸耍滑之徒。这样的人，一旦缺少了必要的“形式”约束，就会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但这样的人绝对是教师群体中的少数。更多的教师，走在路上、坐在饭桌上、躺在床上都还会思考自己遇到的各种教育教学问题。此种随时随地的思考，难道不属于教师的“备课”？很多精妙的思考、精巧的设计，恰恰诞生于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内容”，哪里需要“考勤”“坐班”这些形式的支撑？

由上述分析可见，校长在教育管理中一味地强化“形式”，背后必然对教师职业素养和职业情怀的不信任。

现实的教育情境中，“形式”与“内容”间主次关系的确定直接影响着一所学校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学校文化。蹩脚的管理形式，将大事小事统统纳入量化考核范围，用数字和奖金把教师“管死”，再借助被“管死”的教师来达成“管死”学生的目的。智慧的管理形式，承认差异，承认缺憾，用丰富多样的“形式”激活师生的创造力，提升师生的幸福感。这样的管理形式，便是“管活”——因为管理而激活。

有一个客观现实，常常被某些校长忽视：教育不是流水线，不可能在规定时间打开传送带，要求所有人一刻不停地忙碌至下班铃声响起，然后关闭电源，完全脱离工作环境，不再做与流水线上与工作有关联的事情。在考勤上跟教师斤斤计较的学校，其大部分教师会懈怠于空余时间内对工作的主动思考与探究。形成懈怠的缘由，并非教师的慵懒不作为，而是“流水线”的时间限制引发了教师的逆反心理。

我在和各地的同行交流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学校管理中的条条框框越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职业幸福指数越高。表面上看，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职业幸福感似乎来自丰厚的经济收入，事实情况却是源于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带来的价值认同和职业尊严。教育永远属于创造性的工作，唯有心情舒畅者才能心甘情愿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创造性地思考与探究。“我要做”能够带来的劳动果实，绝非“要我做”可以匹敌。遗憾的是，太多的学校，习惯运用行政命令和各种固化的“形式”指导并“规范”教师的行为，却不习惯开动脑筋激活教师的创造力。

现在，新一轮的教育变革蓄势而待发，个性与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教育的最基本着力点。值此时代背景之下，那些在单纯应试环境中确立的“形式”必然无法适应生命健康成长的客观诉求。这将迫使学校的行政管理者改变既有的管理思路，主动打破已然固化的各种“形式”，让“内容”走出桎梏，去创造新的“形式”。在这些新的“形式”之下，学校既不必追求“统一教学内容、统一教学进度、统一重难点、统一教案、统一作业”，也无需追求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行政例会、全体教师会、集体备课，更要远离“高考百日宣誓仪式”“月考考前动员”等仪式，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差异化教学方法的研究中，放在健康人格心理的培养中，放在对创造性劳作的鼓励中，放在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探究与敬畏中……

大美无形，大爱无声。教育应该追求的，正是大美和大爱。这是教育的“内容”，也是生命得以幸福成长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只有同样美好的“形式”才能与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每一位教育管理人员，都必须认真反思由自己画设的那些“形式”，审视其是否真的能够激活师生的创造性、提升师生的幸福感。

一百多年前，契诃夫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塑造了一个试图将一切装在套子里的艺术形象。小说中的那些有形或无形的套子，何尝不是各式各样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