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 治道丨从雾霾治理看印度国家能力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美国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名字命名，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经济体在到达临界点即图中曲线的最高点之前，其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但一旦过了临界点，之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少。

这一总结和我们的经验观察非常符合：在曲线的最右端，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完全可以用得起清洁能源、清洁技术，所以不仅城市人居环境非常好，自然生态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在曲线的最左端，则是完全原始丰饶的地方，如东非草原、亚马逊雨林深处，这些地方因为没有大规模现代经济活动，自然生态保持原样，是真的纯天然、无污染。

但除了最左端和最右端以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于曲线中的某个位置上，印度、中国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曲线临界点附近，环境破坏也处于峰值位置。

虽然中国和印度都处于峰值附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前者在临界点店的右侧，后者在临界点的左侧。中国一些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已经迈过了临界点，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污染会逐步缓解，其他地区也在沿着这个轨迹不断前进。然而，印度全国似乎还处于临界点左边，还处于经济越发展、人均收入越高，环境破坏就越严重的阶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伴随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推行的“印度制造”和大规模基建狂潮同步出现的，会是雾霾危机。

可见国家发展过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向环境“借贷”，从而集中力量冲破“临界点”。因此，污染某种程度上说是“必要的恶”。但是，印度国家能力的长期“低信用”状况，导致印度老百姓不相信“发展的希望”，也不愿意任何人继续向环境借贷。因此，印度涌现出大量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从生态主义、环保主义出发，宁愿放弃发展，也不愿意承担污染的痛苦。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先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再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问题，是一种强大的时间维度上的协调能力。可惜，印度做不到。

三、中国的空气治理经验：全国一盘棋

在治理层面，中国的另外一条重要经验是“全国一盘棋”，即在空间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某些地方先实现突破，再顺次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

例如，在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下，北京和河北出台了大量举措。再比如，中央政府会根据河北涵养了多少水源、植了多少树、淘汰了多少落后产能，为河北提供相关补助，用真金白银告诉你什么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来，利用从空气治理中受惠地区贡献的税收，相对落后地区搞环保也有利可图。

然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临近的三个邦之间却不断陷入政治大乱斗。因为缺乏中央统一协调，面对污染问题，印度出现各种政治乱相。比如，新德里的平民党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呼吁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政府加大力度帮扶农民处理秸秆，以减少焚烧污染大气。但是，旁遮普邦首席部长阿马林得·辛格却直接指责凯杰里瓦尔“胡说八道”，他说农民烧秸秆是成百上千年年的传统做法，这么多年都没有造成雾霾，为什么现在却出现雾霾问题？因此，新德里的雾霾肯定是工业、交通和放鞭炮造成的污染。

这样互相推诿、扯皮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最过分、最搞笑的一条，要数印度人民党某邦的高官甚至把这个问题国际化，说雾霾是印度某两个领国的阴谋。

由于中央和地方职能缺位，在治理雾霾问题上，冲在最前面的居然是印度最高法院。因为，只有最高法院能较少受政治缠斗影响，得以告诉各方“竞选不应是各政党的唯一要务”，并召集有关行政人员进行问责，要求拿出解决方案。但仅凭高法一方，影响仍相当有限。

四：印度国家治理的囚徒困境

“什么样错误最难纠正？人们自认为‘正确’的错误最难纠正。”新德里周边的贫困农民没有先进农业技术，只能烧秸秆肥田，由此每年都会造成不小的污染。他们有错吗？没错。印度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廉价的燃料发电、炼钢、烧水泥。这有错吗？没错。印度环境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了，环保组织抗议新建电站。有错吗？也没错。这些诉求单独拿出来都有充分合理性，但是放在一起，却造成了每个人都厌恶的后果。

归根结底，问题的根源正在于印度的国家能力薄弱，这体现在印度无法将种种互相矛盾的“正确行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进行选优排序，因此无法从国家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利于中长期利益的明智决定。

与此相应，印度的国家治理陷入了囚徒困境：因为缺乏协调，相关利益各方似乎都做出了最利于自己的正确决定，但种种并行的“正确行为”缺乏协调，在互相作用、互相牵制、互相抵消后，反而造成了最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