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格斗孤儿事件 悬崖村、悲伤作文、格斗孤儿背后，关于凉山的一些不重要叙述

这些年，凉山总是出现在社会新闻之中：毒品艾滋、东莞童工事件、史上最悲伤作文、悬崖村、格斗孤儿……在大众模糊的印象里，那里经年贫困，充斥着毒品和艾滋病，以及许许多多幼年辍学的孩子，还有为数众多的民间慈善组织。

关于凉山的一些不重要叙述

每年从十一月初开始，我的微信朋友圈便会被朋友温暖地彝族年祝福和杀猪宰羊的热闹情景“刷屏”。彝族谚语讲：年尽的时候过彝历年，月好的日子过火把节。此刻，一年一度的彝族年又到了。

在诸多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彝族显得有些“沉默”，大众对他的所知，似乎只有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其实彝族人也有自己的年节。2011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过新年”彝语叫“库史”，“库史”定在什么日子，由各地毕摩根据彝族十月太阳历——通常认为，玛雅人创造的十八月历法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阳历，创立时间一般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大致相当于我国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民族学家、彝学家刘尧汉教授曾发表过一个论断，称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源出远古羌或伏羲氏族部落时代，在玛雅十八月历法诞生之前，已经运用了几千年之久——来算日子，大多选在秋收后的农历十月。听老人们讲，彝族年本来是统一的，后来由于各地的收获时间有所差别，就按以往过年的日子或者通过毕摩和懂行的老人拣选好日子来决定当地的过年时间。

每年从11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小凉山地区都在轮流过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沉浸在彝历年的欢乐之中，祭祖，杀猪宰羊，走亲访友，这是大小凉山地区所独有的景象。彝族谚语讲：“过年三天没有吃错的，过节三天没有玩错的，嫁娶三天没有说错的”，彝族年又是舌尖上的节日。

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川、滇、黔、桂四省，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彝族总人口约871万，这还不包括散布在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地区的境外彝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广阔分布铸就了彝族文化的多元形态与差异格局。彝族是中国56个少数民族中，自称和他称最多，支系最为复杂的一个少数民族。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显示，如今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市的彝族，自称和他称多达200种以上。除了自称和他称的因素，历史传说、区域分布、语言、服饰风格、风俗习惯等因素，也是造成至今对彝族支系数量没有一个权威而准确统计数据的原因。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521万人口中过半数是彝族，他们自称“诺苏”。说起凉山，总是带点忧伤的情绪。就像有一年冬季，我去昭觉，云雾弥漫，公路旁的远山上，远远看见一个身披黑色查尔瓦的背影走在山腰，山路很烂，这个人走走停停，进进退退，只叫人觉得阴阳交错。

说起凉山，大家一定不会对它感到陌生。这些年，它总是出现在社会新闻之中：毒品艾滋、东莞童工事件、史上最悲伤作文、悬崖村、格斗孤儿……它是这些新闻的背景地或发生地。在大众模糊的印象里，那里经年贫困，充斥着毒品和艾滋病，以及许许多多幼年辍学的孩子，还有为数众多的民间慈善组织。

说起凉山，大家也总是对它满了想象。毒品艾滋、贫穷、孤儿……所有这些，叠加上“凉山彝族”的标签，总能分分钟刷爆朋友圈，人们想象着那个地方的模样。确实，凉山州是中国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州辖下17个县市，国家级贫困县占到了11个，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凉山也在发展，只是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凉山的贫穷只是国家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很多人关于凉山的新闻的评论，总会莫名指向彝族人好吃懒做，品行恶劣。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劳动，就能够获得对等的收入。他们不知道，凉山境内六万余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山地，平均海拔2000～2500米，那些贫困户大多居住在偏远闭塞，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高寒山区，在那种环境中，无论人如何辛苦耕作，产出都是低下的。试问：假若你寻常劳作一年能收入1000元，拼命干活一年能收入1200元，你会选择哪一种方式呢？在这种条件下，人努力劳动的意义何在？

在这种条件下，懒惰其实是人的理性选择。“懒惰导致贫穷”在某种条件下是一个悖论，懒惰与贫穷并不是因果关系，而都是客观条件的产物。大家之所以认为他们是由于懒惰而导致了贫穷，是因为大家根本没有去过当地，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家的言论全凭想象，推己及人，用四川话讲就是“站到说话不腰痛”。

也有人会说，那让他们搬到自然条件更有利于农业种植的河谷地区就好了啊。确实，搬迁到这些地方，农业产量可能会提高，收入可能会增加，但是持这种想法的人显然不了解彝族文化，不知道那片看上去偏僻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的土地对于彝族人意味着什么。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是彝族人“三灵论”——凉山诺苏认为人死后会有三个灵魂，一个回到祖地，一个在家里的灵牌，一个留守火葬现场——中死后其中一个灵魂会留守的地方。

抛开政策因素，对于彝族人，让他们改变观念，接受搬迁，需要时间，在这之前应该尊重民族习俗。文化差异不等于文化落后。我坚信，人作为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存在，当他们获得了异地搬迁带来的好处，过上了好日子，没有人安土重迁。我采访过许多居住在高山上的彝族人，其实居住在平坝和县城周边的彝族是他们羡慕的对象，一有条件，无需动员，他们就愿意从山上搬下来。根据《凉山日报》10月9日刊登的《关于创新规范管理已自发搬迁农户的调研报告》一文显示，“群众对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向往”和“群众对更好的就业、务工条件的向往”是促使群众自发搬迁的主要原因。

2007年凉山州以工代赈办公室对2004～2006年易地扶贫搬迁的5822户、8536人搬迁户进行了回访抽量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有耕地从搬迁前的2.52亩减少为搬迁后的1.62亩，减少了35.7%，人均有粮却从搬迁前的639.73斤增加到了916.51斤，增长43.27%；现金收入从人均666.47元增长到了1059.07元，增长58.91%；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由搬迁前的种、养殖两种传统渠道增加到搬迁后的种植、养殖、加工、经商、务工、烤烟等六种渠道；搬迁前无一个就业渠道，搬迁后有种植、养殖、加工业、经商、务工、烤烟等六个就业渠道；搬迁后享受医保的人数达到17042人，较搬迁前的627人增长26.18倍，占搬迁总人数的58.39%；就学人数更是从2415人增长到了5232人，增长117%，入学率达到100%。

政府在凉山彝区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重点之一便是移民搬迁。2015年凉山州扶贫攻坚动员大会上，政府宣布“未来五年，凉山将对仍居住在高寒山区的约30万群众进行移民搬迁”，“由全州统一协调，进行跨县市异地搬迁等”。根据《凉山州“十三五”移民扶贫搬迁工作指导意见》，“十三五”期间，凉山州将重点完成23.5477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异地扶贫搬迁任务，实现搬迁对象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享有便利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收入水平明显提升，迁出区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同时，加大对已自助搬迁人员的帮扶和管理，妥善帮助解决户籍、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彝家新寨建设”项目还是“异地移民扶贫”项目都是要为贫困户盖房子，精准扶贫的主要资金都投入到了民居改造上，“住上好房子”成为精准扶贫要达到的首要目标。目前，凉山已经有数十万贫困人口住进了新房，成为受益人群最多，也是最受乡民欢迎的扶贫举措和民生工程。

但对政府来说，通过什么方式让异地搬迁的移民就业，如何让他们获得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收入，可能比让他们住进新房更加困难。我们也必须承认，政府的救助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人们过着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救济让他们舒舒服服地享受贫穷，而是鼓励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状态。对那些有能力自食其力的穷人，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越多，他们为自己提供的就越少，因而也就越穷。

让人有能力自食其力需要让人获得教育，懂知识，有技能。现代劳工市场理论要求，每个人通过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自由地与人签约来出售自己的服务，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Adam Smith的原话。但对于还在贫困线徘徊的人来说，个人对自己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可能应该由政府来完成，或者政府交由一些机构代为完成。年初，《人民日报》做了一篇关于凉山脱贫的报道，其中一部分涉及教育和职能技能培训，摘录如下：

2014年4月25日，《大小凉山彝区“十项扶贫工程”总体方案》印发，瞄向彝家新寨建设、教育扶贫提升、现代文明普及等突出问题。

“培训1人、改变1家、脱贫1户”，凉山州依托县委党校三年内将12.73万名贫困户适龄劳动力轮训一遍，培养新型农民。凉山州创办“农民夜校”3745所，组织群众学汉语、学政策、学法律、学技能，帮助算清政策账、收入账，由“要我脱贫”转变成“我要脱贫”，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小康幸福生活。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凉山州把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策，“砸锅卖铁”改善办学条件，全面落实民族地区15年免费教育，创办“一村一幼”幼教点3070个、招收幼儿11.5万名，帮助彝区孩子从小养成良好习惯，过好“语言关”，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举债24亿元新建乡镇幼儿园450所，改扩建寄宿制学校475所、新建158所，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及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达83.35%、99.54%、93.17%；3047名彝区“9+3”职业教育毕业生实现就业。

毕业于成都铁路卫校的杜基布池是凉山首批“9+3”免费教育计划学生之一，目前留校负责“9+3”工作。“抓住走出大山的机会，才有告别贫困的希望。”杜基布池说，教育有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2016年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教授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出版，这本中文民族志是从她2011年美国史丹佛大学出版发行的《Passage to Manhood: Youth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改写而成。2002年，刘绍华教授第一次走进大凉山，因为偶然的机缘得到当地人接纳，她开始深度观察和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并探寻毒品与艾滋问题给当地人带来的沉痛阴影。在历经十年，长达20个月的深度田野调查后，真实记录了凉山诺苏人的世界。

1950年代，凉山还处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并存的阶段，且较为完整地保持着该区域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式和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但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让彝族人的群体地位被贬得极低，成为“1950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在经历了民主改革和人民公社化后，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城镇化和市场改革，未受教育的彝族年轻人以一种“出去耍”的心态，走出大凉山，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沟通都有受挫的经验，在传统观念和挫折感的影响下，使盗窃和抢劫这些有违治安行为在这个群体中却成为某种荣耀，这些人在沾染上毒品后更加不可收拾。这些有违治安的行为令城市居民感到威胁不安，对彝族充满负面印象。且当越来越多来自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都迁移到城市之中，同时争取有限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资源时，彝族人的机遇便每况愈下。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那代外出的彝族人最初都是以一种“出去耍”的心态离开家乡，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低、汉语不流利甚至不懂汉语、没有职业技能、缺乏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和城市生活常识。知识和观念的落后，造成了个体生命的悲剧和凉山整体发展的落后。但随着凉山教育的发展，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整体性提升，如果80%的青少年都能够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民族复兴指日可待。

2016年还有一本关于凉山彝族的图书出版：《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刘东旭博士。本书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的流动彝族人为研究对象，主要对他们在当地的组织方式及引发的群体行动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深入研究。

已有的调查表明，彝族人进入珠三角地区大概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刚开始主要是采取零散务工的形式，从事一些低端的临时工工作，2002年以后逐渐开始发展出领工制，并在数量上形成规模。2006～2007年达到高峰。2008年以后珠三角的彝人开始向各地的其他行业转移，从而使得当地的彝人数量开始回落。据工头们自己估计，在高峰时期，珠三角的彝人总数可能达到20万人以上。近几年的沿海企业的用工荒，让企业把招工目光转向了凉山，彝族人维系生存的家支制度又与现代现代工厂结合，在珠三角生根发芽。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通过，正式明确了劳务派遣公司的注册条件和法律地位，彝族工头有了合法依托，发展蓬勃。

将以上两本书中介绍的两代外出务工彝族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接受了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新一代的彝族务工者比上一代彝族外出者文化程度更高、具备了一定的职业技能、更能流利地使用汉语、能够适应城市生活和同汉族交往的能力。当然，实事求是目前彝族外出务工者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高度的群聚性、喜欢喝酒打架、不好管理、法律观念淡薄等等。90后导演李维拍摄的纪录片《飞地》的主角苏甘以布就是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成年外出打工，一次酒后跟人打架造成大脑、胸部和腿部受伤，后被送回家乡美姑，病好后他无法再外出打工，只能在家务农，和母亲相依为命。而且因为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偏低，在经历“倒闭潮”之后很多企业产业升级给年轻彝族人就业造成更大困难。但是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已经多么大的进步，对于新一代的彝族外出务工者而言，他们需要的是机会，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而这一切，需要依靠教育。

我的好朋友木牛，凉山甘洛人，家里排行老六，他四五岁时便和哥哥姐姐们每天牵着马儿走上十来里山路，去矿山上驼矿石到山下，挣些运费钱。在大一点，他就一个人带一个荞饼牵着马儿去，遇到矿石太重，他就请人帮忙把矿石抬到马背上的簸箕里，一天能运一两趟，挣到10来块钱。虽然错过了适龄入学时间，但在全家人的帮助下，他坚持读完高中，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现在在重庆工作生活，娶妻生子，女儿也在重庆读幼儿园，他感到幸福和幸运。“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读了书”，他说。

德国汉学家、文化人类学者，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Olivia常年关注凉山，她的硕士和博士研究方向是彝族音乐和凉山彝族妇女儿童问题，在一次演讲中她说：“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经常跟我说这句话，‘教育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受教育是定义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我俩的私下交流中，她也经常和我谈起教育对于凉山的重要性。在纪录片《飞地》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的苏甘以布常常跑去村里的小学和孩子们一起上课，他希望他们能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和国家贡献力量。苏甘以布所在的美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9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来，变化很大。乡亲们送孩子读书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出现全县所有中小学学生人数暴涨、人满为患的状况。2013年，美姑县又在西昌市异地办了一所高中，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能够读高中上大学。从2016年春季学期起，凉山全州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十五年免费教育惠及113余万人，真正从制度上保证了每个儿童少年都上得起学、读得起书。全州开始全面实施的“9+3”和“一村一幼”计划，贫困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如果考不上高中，可以免费读3年的职业技术学校。

以前，成昆线上的彝族人上车不买票，蹲在火车车厢的连接处或者睡在硬座座位下面，那时候，成昆线上的“文明人”还会告诫自己孩子，不要在这里下车，不要和这里的孩子做朋友，“这里是蛮人的地方”。现在，卧铺车厢甚至飞往西昌的航班上也能看到越来越多新一代外出务工彝族人的身影了，如果不特别留意他们的五官和口音，你都无法分辨出他们是彝族还是汉族。他们通过接受教育，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变成了人们口中的“文明人”。他们的父辈默默付出了生命转型的代价，他们用行动努力地消除大家对凉山诺苏人的恐惧和歧视，他们用亲身经历和感受让大家明白吸毒者、艾滋感染者的生命无奈与尊严需求，他们用实际行动让大家明白再边缘的生命也有追求灿烂的渴望。

我在彝历新年写下这篇拙文，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的彝人，我们并没有自顾自地急急忙忙往前走，走向个人的远大前程，而把泥潭，留在身后。我也“希望凉山和我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这是一篇关于凉山的一些不重要的叙述，叙述不可能改变什么，但它不可缺席，就像伍尔夫所言:“Nothing has really happened,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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