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真正的人文佛系大师

文/胡晓明

李叔同首先是一个前五四时代文化革新的开山人物。一九○五年他东渡日本是一个关键时间。这一年之前，中国社会被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的惨重失败与重大耻辱所彻底打垮，彻底的变革与信心的摧毁，最大的标志即这一年干脆废了科举。科举之死不仅是传统教育之殇，而且是形成巨大的精神真空之始，至今未能复元。这一年李叔同随大批留学生，惶惶然东渡日本。不同于一般人学科技与法律，他力学东西洋的艺术，并大力提倡审美教育，天真而严肃，倡言音乐可“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绘画易养成“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他编杂志、辑新曲、谱洋歌、演话剧。归国后，热情而理想，任教浙江第一师范、南京高等师范，编教材、购乐器、通教图画音乐，俨然中国近代艺术教育之父。他这时可谓绚烂之极，像文艺复兴时的人物，生香活色、旖旎风流，要带来“这美好国土的希望与鲜花”（莎士比亚语）。可是，这些艺术与美，在已经被摧毁了价值根基的中国精神土壤中，能生根开花么？是瓷砖上写字，还是春天里播种？然而正当他个人一如新文化一起成为精英，辉煌闪爆的顶峰，却戛然而止：李叔同看破红尘，像剔骨还父的哪吒，将一身艺能还诸天地，作品也各各分赠世间友人，洒然走向杭州西湖边虎跑定慧寺，换了姓字，剃度为僧。人们纷纷惊以为奇。或解说其身世，或推阐其性格，或叹惋其才华，或敬佩其人格之美、愿心之大，然而，鲜有人将李叔同之走，与近代文化的悲剧性因素联系起来，也鲜有人将李叔同之走，与若干年后自沉于北京昆明湖鱼藻轩的王国维之死，联系起来，想想这两件近代事件背后的深意；也鲜有人将这两件事件，与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惊呼，联系起来，想想二人之事，与“巨变奇劫”，有什么相关性。其实环顾世界同期的世纪之初，有一个思想者尼采，死于1900年。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强调“掠夺者”“征服者”的天经地义，“掠夺者摧毁旧的文化，陈旧文化具有的合法性甚至在精神和腐败的烟火中化为灰烬”，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采看见车夫打马，他冲出护马，突然摔倒在街道上，自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世纪初还有一个作家康拉德，1902年，在文明高歌猛进的时代，西方科技进军非洲的时刻，却写了一本小说《黑暗的心》，表达文明内心的残暴，以及人性不能解放的思想。更明显的还有1907年与1910年，罗马教廷庇护十世连续发表著名的长篇教皇通谕，反对将人等同于动物，反对将进化作为信仰。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是那时有现代社会“铁笼”之喻。林毓生教授将韦伯的另一名论“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新译为“世界再不令人着迷”，从世界文化史的意义上，揭橥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新时代的开始，也许，这些可谓“现代性的纠结”，颇有几分地切合了李叔同王国维的隐秘心事。我将此称之为近代文化之谜，如何切近中国社会情形，深透地了解这里面的迷思，或许有待文化史家更深入的探论。

然而，或许不一定非要以探论原因的方式来接近近代文化之谜，或许单纯的描述、感性的体认、切近的对话，也不失为一种理解与触摸世纪初文化心灵的方式。朱兴和博士在完成了他关于近代上海诗社的博士论文之后，又写了这本《李叔同诗注》，正是这样一种心愿的亲证。他细致、谨慎而温情，一点一点地将词语的符码解开，小心地叙说着那百年前的心情故事。尤其是李叔同如何一步步从天津桥走向城南、走向杭州虎跑寺的心路历程。他的文字虽繁复而有灵性。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将王国维与李叔同的诗词，对比着说，发明了一种相互释证的方法，对于解读我之所谓“世纪初的文化心灵”，颇有效果，如：

李叔同《断句》：“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王国维《采桑子》：“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

李叔同《老少年曲》：“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王国维《蝶恋花》词云：“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李叔同《老少年曲》：“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王国维《蝶恋花》词云：“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

李叔同《朝游不忍池》：“凤泊鸾飘有所思，出门怅惘欲何之。”1904年王国维《出门》诗云：“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

李叔同《月》：“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王国维《浣溪沙》词云：“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罄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朱兴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两颗“世纪初苦魂”的心印。他也试图分析他们的同中之异，譬如这两首：“《浣溪沙》中悲悯和自怜的成分较多，而《月》则重点在于展示上方境界的澄清以及仰望上界的坚执。《浣溪沙》是自解之词，而《月》乃朝圣之歌。这与作者的禀性有关。王国维有窥见佛光的灵性，但最后没有脱离尘俗的羁绊。李叔同却凭借一往无前的坚决，最终走进了俗人无法揣测的圣境。”极富于同情的理解。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是《醉时》：

醉时歌哭醒时迷，甚矣吾衰慨凤兮。

帝子祠前春草绿，天津桥上杜鹃啼。

空梁落月窥华发，无主行人唱大堤。

梦里家山渺何处， 沉沉风雨暮天西。

这首诗写于李叔同赴日的岁月，朱注对其中丰沛的存在感受，论之甚谛。诗中有两种基调，一是“梦里家山”、“帝子祠前”的故国故君之思，一是满天风雨、“天津桥上”（喻乱世将临）的忧愤之情，反复回旋，一唱三叹。对这种情意结构多加体味，不难发现，其实更可以联系到王国维论“小雅精神”的著名命题，即“亲寇相循”。王氏说：“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方面是大变将临，世乱已极，不可久留，另一方面又是梦中家山，不舍不弃。因而歌哭无端，浇愁更愁。亲寇相循的“家国”，爱恨交织的“现代”，这不正是李叔同、王国维共有的一种世纪初的文化心灵特色么？多谢兴和此书，使我重温李王故事，略记读诗心得一二，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李叔同《自画像》

弘一大师和他生命中的三个女子

1

李叔同（弘一大师），188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贵之家，父亲李筱楼是当时津门富甲一方的商人，曾经中过进士，做过吏部主事，后来辞官经商，顺风顺水地挣下了一份雄厚的家业。李叔同的母亲是李筱楼最小的姨太太，备受李筱楼的宠爱。李叔同在富贵乡里长大，从小聪明伶俐，乖巧可爱。李筱楼去世时，李鸿章前来吊唁，见到年方五岁的李叔同，顿时被这个孩子身上聪慧灵秀的气质所吸引，惊为“天人”。李叔同没有让中堂大人看走眼，他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出众的文学、艺术才华，作文、写字、画画乃至唱戏都有板有眼；成年以后，李叔同更是“二十文章惊海内”，成了华夏大地上一颗熠熠夺目的新星。

浑身充满艺术气质的李叔同，早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情窦初开了。那时他暗恋的对象是个叫杨翠喜的坤伶。杨翠喜本姓陈，幼年时家贫，被卖给了一个杨姓乐师，从师习艺，十四五岁就出落得花容月貌，加上天生一副好嗓子，一经登台献艺，立刻博得了满堂彩。杨翠喜每晚在天津福仙戏楼唱戏，《梵王宫》、《红梅阁》都是她的拿手剧目。只要她一登场亮相，台下的叫好声就立刻此起彼伏。李叔同的母亲一向喜欢看戏，自从24岁守寡之后，她更是迷上了泡戏园子。每次去戏院看戏，她都会把李叔同带上，时间长了，年幼的李叔同也慢慢喜欢上了看戏，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他长大。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杨翠喜刚刚崭露头角，李叔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福仙戏院给杨翠喜捧场。杨翠喜在舞台上美目流盼，笑靥如花，歌喉婉转，台下的李叔同看得目不转睛，听得如醉如痴。戏院散场后，李叔同经常提着灯笼，送杨翠喜回家，一路上有说有笑，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近。李叔同曾经送给杨翠喜两首《菩萨蛮》，词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其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 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然而，李叔同的初恋不久就终结了。因为杨翠喜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京城的高官巨贾来到天津，都会去福仙戏院一睹名伶的风采 ，其中就包括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 。天津的地方官员段芝贵得知位高权重的庆亲王也对杨翠喜感兴趣，这个袁世凯手下的红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段芝贵毫不犹豫地花重金把杨翠喜从福仙戏院里赎出来，亲自护送到北京，把杨翠喜亲手送到庆亲王父子的府上。

李叔同得知自己倾心的女子被当作礼物送入了豪门，伤心欲绝，终日以泪洗面。李叔同的母亲和大哥看到李叔同因为失恋郁郁寡欢，非常焦急，赶快托人为他物色结婚对象，希望通过婚姻让李叔同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很快，媒人就为李叔同物色到了一个殷实的茶商的女儿——俞氏。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身材适中，眉目端正，通情达理。在李叔同生活的年代，富贵人家的公子往往会娶个比自己大的老婆，因为旧时男子的结婚年龄比较早，妻子年龄略大一些，可以更好地照顾丈夫的生活，反正身为富家子弟，以后还可以纳妾。但是，对感情非常执着的李叔同坚决反对家人包办自己的婚事，对于贤惠温婉的俞氏毫无感觉。李叔同喜欢杨翠喜，是因为杨翠喜有着出众的表演才华，一颦一笑动人心魄；而俞氏身上毫无艺术气息可言，怎么会让李叔同这样的风流才子动心？然而，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母亲和大哥轮番上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哥甚至许诺，只要李叔同同意结婚，就可以从家族分得三十万大洋的财产，另立门户。自从李筱楼去世以后，李叔同母子俩的生活过得并不舒心，在讲究长幼尊卑的大家庭里总觉得压抑，母亲早就想出去单过了。于是，孝顺的李叔同终于屈服了，1897年，虚岁18岁的李叔同和俞氏结了婚。

结婚后的第二年，由于李叔同刻了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公开表示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支持，让一些守旧的当政者颇为恼火，因此，李叔同干脆带着母亲和家眷把家迁到了上海。在这座中国最为开放包容的城市，李叔同的才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很快加入了文学团体“城南文社”，与袁希濂 、 许幻园 、 蔡小香 、 张小楼号称“天涯五友”，每日饮酒吟诗作画，好不快活。当时的上海号称世界八大“花都”之一，风月场所遍地，李叔同等一众风流才子是那些地方的常客，和当时的沪上名妓朱慧百、李苹香、谢秋云等打得火热。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李叔同的所作所为并不算过分，因此，俞氏毫无怨言地在家里侍奉婆婆，抚养孩子，做好一个妻子的分内之事。

2

1918年8月的一天，杭州虎跑定慧寺来了一位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这位女子自称叫春山淑子，是日本人，刚从上海赶到杭州，来找几天前在这里剃度出家的李叔同。负责迎客的僧人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弘一——也就是在俗时的李叔同，李叔同听罢消息轻叹一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迎客僧人将弘一的反应告诉春山淑子，淑子的眼圈顿时红了，恳请迎客僧人转告李叔同，只求见上一面，立即离去，绝不纠缠。迎客僧人只好又将情形告知弘一。弘一沉吟片刻，缓缓地起身走出僧房，来到前堂。看到亭亭玉立的淑子，他脸上的肌肉微微抖动了一下，但立刻又恢复了平静，几乎面无表情地望着眼前这位美丽绝伦的女子。淑子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这位僧人，刚刚轻声吐出“叔同”二字，就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许久，弘一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撩起颏下的一缕胡须，轻轻地剪下，小心翼翼地放在淑子的手里。淑子低下头去，摩挲了几下手心里的胡须，紧紧地攥起手掌，再一次用泪光盈盈的双眼凝视着弘一。弘一双手合掌，微微颔首，随后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只留下淑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许久许久……

3

1901年，李叔同入南洋公学，追随蔡元培先生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参加社会活动。他常年住在学校宿舍，很少回家。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因为学业紧张，李叔同好久没回家了，母亲和俞氏一起，带着新做的棉衣来学校找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李叔同的宿舍。看到母亲出现在眼前，李叔同大吃一惊，赶紧把母亲请进房间。母亲用手指了指门外，李叔同抬眼望去，看到俞氏远远地站在雪地里，怯怯地望着这边，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她的头上。母亲告诉李叔同，俞氏不愿意出现在丈夫同学的面前，生怕说错什么话给丈夫丢脸，所以只是远远地等着。那一刹那，李叔同非常感动，对俞氏深感愧疚——虽然自己并不爱她，但她毕竟是自己的结发妻子，不应该对她如此冷淡。

4

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病逝，李叔同携眷护送母亲的灵柩回到老家天津。在天津安顿好俞氏和两个幼子的生活之后，李叔同为了开阔自己的眼界，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美术学院油画科，专攻西洋油画，同时在课余时间广泛涉猎文学、音乐、戏剧等等艺术门类。

一次，李叔同在公园里写生。正当他在画板上涂涂抹抹时，忽然瞥见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李叔同浑身一震，在这个姑娘身上，他依稀看到了杨翠喜的影子，但是，她比杨翠喜更加清丽脱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维纳斯一般。李叔同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自我介绍之后，有些忐忑地询问姑娘能不能做他的绘画模特。姑娘上下打量了李叔同一番，眼前的小伙子身材颀长，气质优雅，身着休闲西装，足蹬一双铮亮的皮鞋。姑娘对这位年轻人顿生好感，微笑着点点头，李叔同立即兴奋地支好画架，为姑娘画起像来。画完画之后，两个年轻人很自然地聊了起来，越聊越投机。李叔同得知姑娘名叫春山淑子，是上野卫生学校的一个学生；而淑子也惊讶地得知，这个说着一口流利日语的青年原来是个中国留学生。

从此以后，李叔同和春山淑子自然而然地交往起来，淑子经常给李叔同当绘画模特，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而李叔同也对淑子产生了初恋一般浓烈的爱慕之情。李叔同没有隐瞒自己已经结婚了的事实，但淑子并不在意，依然死心塌地地和李叔同在一起。然而，淑子的家人坚决反对淑子和李叔同交往，因为李叔同只是个留学生，又是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而当时有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正在追求淑子，家里人当然希望淑子能嫁给银行家。春山淑子是个外表柔弱而内心倔强的姑娘，为了和李叔同在一起，她甚至跟家里断绝了关系。不久，李叔同和春山淑子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淑子成了李叔同的第二位妻子。虽然当时并没有重婚罪一说，但李叔同在内心深处，还是对远在家乡的俞氏有一种深深的愧疚。

1910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院学成回国，春山淑子义无返顾地跟随李叔同来到中国。李叔同并没有把淑子带回天津，而是在上海租了一栋小洋房，让淑子安顿下来。在天津北洋高等工业学校做了不到一年主任教员之后，李叔同终于来到了上海和淑子团聚。他先后在上海城东女学任音乐教员，在《太平洋报》任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1912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李叔同被迫离开上海，应聘至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音乐图画教师。春山淑子依然留在上海，每到节假日，李叔同都会从杭州赶回上海与淑子相聚。

俗话说，世事难料。也许李叔同本人都不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出家当和尚。关于李叔同为何会出家有着种种说法，然而不管怎么说，1918年8月19日，39岁的李叔同真的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为僧，法号弘一。他义无返顾地舍弃了两位夫人和两个孩子，舍弃了为之呕心沥血的教育事业，舍弃了自己众多的学生，一心要将自己的后半生付诸青灯古佛。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看到自己的丈夫铁了心要当和尚，春山淑子心如刀割，从定慧寺离开之后，一去而不知所终。远在天津的俞氏得知消息后也带着两个孩子赶到杭州，想劝李叔同回心转意，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诚心向佛的弘一再也不是过去的李叔同了。

从1918年在杭州出家，弘一法师就和世间的情缘再没有了任何瓜葛，直到1942年在福建泉州圆寂。这位前半生轰轰烈烈，后半生淡泊宁静的近代奇人，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回味。正如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大师的诗句：“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文/周京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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