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上的遗体 珠峰上的遗体：成登山客的“路标” 被人取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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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不少登山爱好者来说，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是一个值得被挑战的目标。

　　然而，自1960年人类第一次登顶以来，这座被藏族人称作“大地之母”的山峰，已经令为数不少的挑战者长眠于其中。喜马拉雅数据库显示，在此期间，已经有近300人死在了攀登这座山的路上——而这也验证了当地被称为“天生的登山向导”的夏尔巴人常说的一句话：“人无法决定是否能登顶，这是珠穆朗玛峰决定的”。

　　尽管在千米之巅葬身，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并非每位逝者的家属都愿意自己的亲人长眠于这个曾被痴迷神往的冰封之地。这个时候，生活在当地的夏尔巴人就常常被托以重负，尽管这个过程中，不仅家属可能需要耗费3到7万美元的金钱，夏尔巴人也可能赌上自己的性命。

　　《纽约时报》12月21日报道，长眠于攀登路上的大部分遗体已经远离人们的视线——一些遗体已经按照家人的吩咐或尼泊尔官方的指示被转移、扔下悬崖或扔进冰川裂隙里了，因为家人担心自己的亲人成为他人的路标，尼泊尔官方则担心遗体影响该国旅游业。据尼泊尔官方估计，珠峰上仍散布着大约200具遗体。

　　香港媒体曾报道，这些散落的遗体逐渐成为了后来挑战者在登顶路上随处可见的警告，甚至在靠近顶峰处，由于遗体数量骤增，登山者有时不得不跨越遗体。由于喜马拉雅的高寒环境，这些遗体多因被急冻而保存完好，使得后来的登山客渐渐把他们当成路标，甚至为某些遗体取了绰号。

　　在这些至今没有被运下山下的遗体中，有1996年在登顶时与同伴走散，最后在暴风雪中颤抖而死的印度登山者帕卓——他因为身穿荧光绿的登山靴而被称为“绿靴子”，后来已经成为了登山者衡量与山顶距离的标示点；1998年，著名登山女杰法兰西成为第一位没有携带氧气瓶的情况下登顶的美国女性，可她最终因氧气耗尽而被冰封，被人唤为“睡美人”。

　　《纽约时报》报道称，对于夏尔巴人来说，要将山上的遗体运往山下，他们只有短短几天的窗口期，在这几天内，由夏尔巴人组成的搜寻队不仅要在氧气稀薄的死亡区边缘试图找到逝者，还要将遗体带下山，而这无论从人手上还是时间上都是不足以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夏尔巴人的很多次尝试无功而返，不少一直被希望带下山的遗体，也往往无法如其亲属所愿，回到平地上。

　　除了恶劣的环境，还有着另一个可怕的原因——冰封在山上的遗体，在运输过程中重量将成倍以上地增加。遗体移动时是整块移动，而非扭动，所有的四肢、肌肉和关节都冻住了。运输遗体的夏尔巴人往往将遗体连接到一根新绳子上，并将其固定在往上约30英尺的一块岩石上，然后用冰镐从雪中挖掘和撬出遗体。

　　此外，由于飞行条件或者地理环境所限，很多运输工具无法停靠在高海拔区域中。这个时候，夏尔巴人往往只能依靠自己对环境的经验，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工具——雪橇或者布匹，将遗体亲自往下运。尽管他们往往被认为是从事这项工作最专业的人选，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要运输这些已经被冰封至变形的遗体，每一次的困难都难以想象。

　　1924年，死于珠穆朗玛的著名英国登山者 George Mallory 在谈及登山的动力时，曾称“因为山就在那里”。很多时候，登山的人选择冒险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来自加尔各答的警察古塔姆•高希来说，他挑战登顶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将珠峰视为终极征服对象，这是一个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和声望的目标。

　　高希50岁的生命同样终结在这个无数人为之痴迷的山巅之上——和大多数人一样，当2016年5月21日氧气耗尽的时候，他和他的其他3名登山伙伴，一起死在了那里。

　　“虽然不是所有登过高山的人都怀揣一种对山和对生命的敬畏，但这个群体大部分对其中的代价和风险都是了然于心。”来自上海的一登山爱好者朱先生告诉澎湃新闻，登山是一种选择，尤其是理性、成熟、深思熟虑的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

　　然而，相比因为追逐梦想而命陨珠峰的那些人，他们活着的家属则成为了最痛苦的人。他们不仅得接受亲人因为梦想而赌上自己生命的决定——抑或说决绝，还得在亲人消失之后，长期承受骤然失去至爱的痛苦。

　　在高希的妻子尚达娜得知高希罹难之后，她一直还留着头发上那抹赤色的发际红，右手手腕上还佩戴着红白色的手镯，这表示她是一个已婚女性。她的卧房内，挂历也还停留在2016年5月21日那页。

　　一年的煎熬之后，在加尔各答政府和杜尔加布尔登山协会等的帮助下，尚达娜终于见到了自己丈夫的遗体。她将色彩斑斓的沙丽换下，转而换上了印着浅色小花的白色沙丽。头发上没有了发际红，额头眉心间也没有红点。

　　然而，不变的是，她卧室墙上的日历依然显示的是2016年5月21日。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丈夫在珠峰上死去一年后，她才把自己当成一个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