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昊 卢昊：国际变局下的日美关系及日本的应对

日美关系日益受到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深刻影响。国际权力转移、秩序规则重组、地缘政治不断变化，加上特朗普外交政策及对日政策的调整，对两国关系形成了多层次冲击。在此背景下，日美两国在政治、防务、经贸、区域战略及国际秩序规则协调等领域的合作面与矛盾面均有所扩大，关系内涵的复杂性增强，使得日本对美外交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在美国压力及自身战略利益驱动下，日本更趋向于以高度现实主义思维与灵活弹性手法处理对美外交，在稳定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展自主战略空间，以应对国际变局带来的挑战。

当前，国际格局秩序加速变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特征更趋鲜明。亚太地区持续成为全球权力转移、大国博弈及秩序规则重构的重心。日美两国均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在国际形势变化及双方各自对外战略互动下，基于霸权护持目标的日美战略合作总体上继续巩固，同盟内部机制与外部网络均有所强化。但两国间利益矛盾及观念分歧也在深化，双边关系中合作、矛盾并行的两面性进一步凸显。

作为同盟关系从属方，日本受到美国全球及区域战略的结构性制约，这是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性特征。在日本谋求更大战略自主的趋势下，日本的对美政策在服从同盟体系，受其战略制约前提下，体现出日益明显的自主性与自利性。面对前所未有的国际变局，包括特朗普政府日益“反传统”的对日政策，日本的战略心理持续受到冲击，更倾向以高度现实主义思维与灵活弹性手法处理对美外交。

一、当前日美关系的国际政治背景

日美关系复杂性的增强，与国际政治的一系列宏观背景及结构性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冷战结束至今，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逐步超越双边性、区域性界限，而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关系”。当前，影响日美关系的重要国际政治背景包括以下方面。

国际权力转移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当前国际权力转移的基本特征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整体霸权的相对衰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2019年，发展中国家GDP总和全球占比已达40%，其中中国为16%。在全球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东亚新兴经济力量仍保持快速增长，1这推动国际力量对比趋向相对均衡。美、日两国分别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建护持者与主要受益者，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一样将这一权力转移进程更多视为挑战，试图加以遏制或掌控。这也成为两国外交战略利益一致性的最重要来源。但与此同时，基于实力定位、利益取向乃至战略观念上的差异，两国在应对权力转移挑战时倾向采取的具体立场、手段又明显不同。

在美国战略视野里，国际权力转移带来的最大挑战被日益锁定在中国身上。2019年，以中美贸易摩擦为焦点，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及对华战略施压较以往更为强势。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强力而忠实的盟友，日本在亚太遏制中国的“前沿价值”更受美方看重。而日本在国际权力格局剧烈变化下，加上对华战略认知中固有的竞争性心理，在战略心态上的对美依赖实际上加深了。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安全需求目前很难从美国以外的第三方身上获得满足。2但是，由于中美矛盾加深及可能导致的冲突，日本所面临的“同盟困境”中“被卷入的不安”也同步被强化。日本在战略上继续依赖美国的同时，也更加担心因与美国过度战略捆绑而“被动卷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险境中。

国际秩序规则重构进一步加速

国际权力转移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原本西方主导下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冲击，新的秩序设想与诉求兴起，不仅发展中国家呼吁国际秩序合理化，连美国这样的现行秩序主导者也主张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国际秩序”。新科技革命加速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思想及行动的“新边疆”，使得高新技术、数字经济与安全、太空及深海等新领域的秩序建构更加迫切。加上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各方均在积极寻求填补“规则空白”。3国际关系的焦点被日益引向“秩序之辩”与“规则之争”。

在此背景下，日美在有关国际秩序规则的“三观”上呈现出复杂关联性。一方面，日美仍拥有明确共识，即两国在秩序观与价值观上同属西方阵营，优先与其他所谓“民主盟国”合作，而与中俄等“挑战现状者”存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美日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观念鸿沟”不断扩大。特朗普政府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放弃国际责任，频繁退出多边机制，导致日本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持续动荡。日本精英集团及大众舆论日益认为，当前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一大原因正在于美国的政策。日本国民在保持对美“亲近感”的同时，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特别是其秩序价值观的不认同度也达到了新高。4

“新的地缘区域”如“印太”的持续发展

基于区域权力转移与秩序变化，“印太”的崛起已成为亚洲地缘政治新现实。各方更主动地提出与“印太”相关的自主战略框架。2018年11月，日本官方开始将自己的“印太战略”改称“印太构想”，以淡化其地缘竞争色彩。2019年1月，日本外相在国会外交政策演讲中将“印太构想”公开定位为本国外交核心任务之一。5月，法国国防部公布首部《法国印太防务战略》。6月初，美国国防部公布首部《印太战略报告》。6月下旬，东盟公开发表“印太展望报告”，即东盟版的“印太战略”。58月底，日方主导的第七届非洲开发会议首次将“自由开放的印太”纳入成果文件。这表明围绕“印太”的权力博弈进一步升级，各方围绕该区域政治、经济事务，特别是对关键领域的规则话语权乃至价值观主导位置加强了争夺。

基于“印太”在地缘政治及区域秩序中的重要性提升，美、日两国均竭力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力量投入。由于日本较早系统阐述了战略意义上的“印太概念”，且相较美国在亚洲拥有更广泛的传统友好伙伴，美国一直将日本设定为支持其“印太战略”的最得力助手。日本也将与美国的合作视为其区域战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美日在积极参与“印太”事务上总体姿态一致，但具体目标与参与方式却有区别。相比美国推动“印太盟友”参与自己在该区域主导的战略防务体系及行动，借此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日本更倾向强调自身构想的公共产品特性，6并试图与中国展开对话协调，乃至摸索己方“印太构想”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的可能性。

特朗普“美国优先”下的对日政策调整

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强烈的利益取向与实用原则，体现出崇尚实力、单边主义、“交易主义”等特质。一方面继续将双边同盟作为推动区域战略的基本工具；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同盟政策的调整力度。相比过去所谓的“价值观纽带”，特朗普政府更加强调追求同盟对美国的短期功利回报。美国主导国际及区域战略架构的能力被一定程度削弱。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的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波动与摩擦。

作为美国主要盟友，日本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一方面，美国仍有很大动力强化并发挥日美双边性安全同盟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两国同盟的政治基础，并缓解了日本的战略焦虑；另一方面，面对日本，美国更加积极主张在经济、防务乃至战略上的“成本分担”，不时地利用双边机制对日本施压，甚至威胁实施制裁。在日本看来，特朗普大幅偏离美国外交传统，轻视盟友间共享的“价值观基础”，承诺不稳定且要价不断提升，削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信任。7同时，尽管两国沟通渠道保持基本稳定，但特朗普外交安全及亚太政策团队不断发生变动，也让其对日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

二、日美关系中合作与矛盾因素同步增长

以上国际政治背景下，日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呈现合作与竞争因素同步增长的基本态势。总体上，基于政治与军事安全战略利益的合作仍推动两国关系强化，在区域战略及国际秩序协调上，日美联合行动也持续加强。同时，日美在经贸、防务领域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双方正开展协调，但短期内难以解决矛盾。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问题上，日美间观念及政策分歧也远未得到弥合。

同盟政治：高层往来频繁，基础总体稳固

为维持两国战略总体协调，日美持续推进多层级政治对话。两国政界特别是决策层保持了较高密度交流。其中，首脑外交仍是牵引两国同盟战略合作的关键因素。例如，2019年双方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举行了5次首脑会谈，总时长约415分钟。2019年5月，日本新天皇即位。当月特朗普访日，成为“令和时代”首位访日并享受国宾待遇的外国元首。次月，特朗普又出席大阪G20峰会。日本政府给予特朗普高规格待遇，意在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对外彰显“同盟团结”。但舆论普遍认为，安倍与特朗普间的“甜蜜话语”难以掩饰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诸多分歧。

表1 2019年日美首脑会谈要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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