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9-20 23:48:53
苏维尔在这里提到的是“社会科学家”。历史究竟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虽然仍有争议，但毫无疑问，19、20世纪之交以后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都在向科学方向演进。苏维尔写《历史的逻辑》时，就以这个转折为主题。换句话说，情感史的兴起反映了近年来历史的最新发展。本文将从20世纪下半叶的这种历史转型入手，分析情感史的起源，然后讨论其现状，最后说明情感史的研究如何开辟了历史的未来发展。
1997年，史学史名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出版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此书再版多次，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仅中文版便有两个版本，影响甚广。此书的副标题是《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其中前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伊格尔斯在书的第三部分才讨论后现代主义批评对历史学的冲击。易言之，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崛起之前，历史研究基本上以向科学靠拢为主流趋向。更精确一点说，历史学的科学化起源更早，19世纪下半叶，德国兰克学派已经代表了一个科学史学的高度，利奥波德·冯·兰克本人也被视作“近代科学史学的鼻祖”。而自20世纪初以来的史学科学化潮流，则以修正和挑战兰克史学为主要特征。对于20世纪的科学史学家而言，兰克学派注重考证材料的真伪，尽量使用一手的、档案的史料，但在其基础上描述、叙述史实，并未达到科学史学的标准。对他们——如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来说，科学史学的特征是解释历史，从社会结构乃至自然环境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人的活动。20世纪史学科学化的努力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如战后西德一代的史学家，便希望通过重写德国、欧洲史来解释德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1997年，著名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出版了《二十世纪史》一书，该书多次重印，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仅有中文两个版本，影响广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中前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伊格尔斯只在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对历史的影响。换句话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历史研究基本上以科学为主流趋势。更准确地说，历史的科学起源更早。19世纪下半叶，德国兰克学派已经代表了一部科学史的高度，利奥波德·冯·兰克本人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史的鼻祖”。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史学的趋势表现为对兰蔻史学的修正和挑战。就20世纪的科学史家而言，兰蔻学派注重对材料真实性的考证，尽量使用第一手和档案史料。然而，以此为基础的史实描述和叙述并不符合科学史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如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科学史的特点是解释历史，从社会结构甚至自然环境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人类活动。20世纪科学史学的努力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一代历史学家希望通过改写德国和欧洲的历史来解释德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史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却有着共同的哲学前提——人与外部环境、物与灵魂、脑与身体、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法。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路径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所谓“玄学”，是指宇宙或世界中有一个起源，需要人类去发现、理解和解释。19世纪至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过程，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思与实践。这种启蒙思维模式虽然流行，但也有不少质疑者。比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就强调了人的意志的重要性，而他的同胞海德格尔则指出，事物与心灵、主体与客体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社会运动使人们看到了这种主导现代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从而对西方的现代性及其普遍意义提出了质疑。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着作，既展现了对上述启蒙运动思维模式的反思，又启发和指出了之后学术研究的方向。譬如福柯的一系列论着，不但指出主体与客体的沟通和理解过程必然通过语言这一中间媒介，还用具体的历史研究来呈现“他者”，也即在人类历史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被撇之一旁的方面。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吸收了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指出历史书写受到语言架构的限制，其叙述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展现一种情节，因此与文学虚构大同小异。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则揭露西方学术标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其实是无稽之谈。怀特和萨义德都吸收了福柯的某些思想，他们三人的论着在理论上对现当代历史学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历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比如主张“眼光朝下”的新社会史及“日常生活史”，希望重现普通民众的生活，走出国族建构的写作模式。同样，新文化史也以小人物为主题，生动地描述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两个学派用“新”字作为前缀，因为他们与以前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不同，并不追求构建历史进程中的“宏大叙事”，亦无意说明社会整体变迁的宏观趋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感史的研究可谓呼之欲出，因为上述新兴的史学流派，加上妇女史、家庭史乃至医疗史和身体史的研究，都让史学家有兴趣深入发掘人的自我及其构成。他们看到人的行为不但属于理性的领域，也为情感的起伏所驱动；同时还注意到，人的情感虽然古已有之，但其行动上的表现和语言上的表述，均与处于一定时空中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一种互动、制约的关系，因此情感有着历史性。这一历史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情感的表达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明显不同；二是情感的构成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情感史学家指出，将人的自我构成硬性地划分为理性和感性、思想和情感、大脑与身体这样的二元思维，其实并不有助全面解释人的行为，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作为史学家，他们重视情感是因为自古以来情感便是人类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其“非理性、多变、主观和不可言说”而将其撇之一旁。本文也将在下文指出，今天情感史研究的成果之一，亦间接纠正了苏威尔所描绘的社会科学家对情感的上述成见。20世纪80年代，情感史研究脱颖而出，因为上述新的历史流派，连同女性史、家族史甚至医学史和身体史的研究，使历史学家对深入探索人的自我及其构成产生了兴趣。他们看到，人的行为不仅属于理性领域，而且是由情绪的起伏驱动的。同时还要注意的是，人的情感虽然自古就有，但其在行动和语言上的表达与一定时间内的社会文化空有着互动和制约的关系，所以情感是历史性的。这种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情感的表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不同；第二，情感的构成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情感史学家曾指出，将人的自我构成划分为理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感、大脑与身体等二元思维，无助于充分解释人的行为，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之所以重视情感，是因为情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能因为情感的非理性、多变、主观、不可言说而忽视情感。本文还将在下文中指出，今天情感史研究的成果之一，也间接纠正了苏维尔所描述的社会科学家对情感的上述偏见。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说法，讲的是大国之间因博弈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修昔底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斗争，让后人演绎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这种提法存在一些问题。修昔底德对雅典与其他城邦矛盾的分析自然有我们理解的理性层面，比如雅典的霸权和帝国主义行为是如何伤害其他小城邦利益的。但他也注意到了这些矛盾带来的情绪波动:雅典的霸权行为如何在其他城邦引起嫉妒、不安和恐惧。但斯巴达加入小城邦对付雅典，也有守护传统的正义感和情感因素。更有意思的是，雅典政客在动员本国公民参与战争、合理化战争时，也在很多方面诉诸情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包含了许多演讲，其中最著名的是贝里·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上的演讲。贝里·克里列举了许多情感表达，如怀疑、嫉妒、恐惧、爱等。，但他强调，更多的是雅典人的勇敢，这种勇敢源于恐惧，但超越了恐惧。他认为这就是雅典与众不同的原因。贝里克里举例说:
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其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勇气不仅是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美德。修昔底德等古代历史学家关注情感表达的历史，因为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读者和公众树立道德榜样。在现代史学走向科学化、专业化的过程中，这一历史传统受到了质疑和批判——西方现代史学家也轻视其他历史传统，如中国传统史学。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重视道德教育，那么历史研究的目的就不纯粹是为了呈现历史的真相。这种反思反映了上述二元思维模式:历史写作是通过研究展现一个外在的、真实的对象。上面提到的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就因为这句名言而影响深远:“人们总是认为历史的作用是学习过去，教育现在，造福未来。这本书并不寻求实现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只是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书写历史。”所谓历史的真理和本来面目，显然是哲学意义上的对象。因此，历史写作被认为是历史学家将历史对象重建为主体的过程。
情感史的研究，并非要完全放弃重现历史真相的企图，而是强调这一重现并非那么简单，因为主客体之间无法分割，有一种血肉相连、无分彼此又互为因果的关系。情感史研究的新秀、任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罗伯·巴迪斯最近出版了多部着作，其中《情感史》一书指出：史学家无法在描述历史的时候，说历史人物都是语境和文化的产物，然后同时又说自己可以在书写中保持客观中立。经验主义和提供证据能让我们的叙述具有真实性，但重建真实的过去无法与史学家置身其内的构建、生产的过程相分离。历史学家不能说历史人物是语境和文化的产物来描述历史，然后同时说他们在写作中可以保持客观中立。经验主义和提供证据可以使我们的叙述真实可信，但重建真实的过去离不开历史学家参与的建构和生产过程。
他的意思是，不仅历史上的人物有道德立场，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也不能回避道德判断。更重要的是，道德与情感密切相关，所以巴尔特认为情感史的发展可以帮助道德考量回归历史领域，使后者呈现出新的发展前景。
巴迪斯对道德与情感关系的考察，受到科学史学家罗琳·达斯顿的启发。达斯顿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史有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对史学家而言，达斯顿对现代科学的反思打破了科学的迷思，从而反省史学科学化之必要及探求其新的路径。达斯顿曾与人合着过《客观性》一书，指出客观性的属性就是“归真”——通过考察自然而不加修饰地描述自然。《客观性》一书提出，其实这一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道德的，也即这一概念等同于科学研究的一种“认知美德”。18世纪以来的科学家认为必须遵循这一“认知美德”，即直面自然才能格物致知，取得科学研究的成果。达斯顿还重新解释了“道德经济”这一概念，突出的不是经济活动中正义、善意和公正的部分，而是“经济”的英文原意——有序的、功能性的各部所构成的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她的这一理解与上述打破二元论思维的企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强调的不但是人的行为与外部环境的交流，还将人的行为背后的成因看作是情感与心灵、理性与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难怪会得到情感史学家巴迪斯的激赏。如果科学研究中亦无法剔除情感，那么情感的研究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就更是不可或缺的了。不过，情感史作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刺激，因此情感史的研究自一开始便在方法上带有跨学科的特征。举例来说，威廉·雷迪所着《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出版于2001年，是情感史的先驱性着作。此书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情感是什么？”，描述的是认知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对情感的研究。同时，雷迪又显然受到了“语言学的转向”这一思潮的影响，提出了“衔情话语”来探讨情感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的第二部分是历史学的内容，题为“历史中的情感”，以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为例，分析史学家如何从情感的角度认识、解释这段重要的历史。同样，伊彦·普兰普尔在2012年出版的《情感史入门》一书中，也介绍了人类学和生命科学对情感的研究，然后再过渡到情感的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不同视角。另一位情感史的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在2018年与人合写了《什么是情感史？》一书，其中也有一章讨论“身体”，介绍科学家从生理学等角度进行的情感研究。易言之，情感史虽然是一个史学流派，但其研究却几乎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互动和交流。如果在科学研究中不能消除情感，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情感的研究就更加不可或缺。然而，情感史作为一个历史学派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刺激。因此，情感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例如，2001年出版的威廉·雷迪的《情感研究指南:情感史框架》就是情感史的开山之作。这本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什么是情感？”它描述了认知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对情感的研究。同时，明显受到“语言转向”思潮的影响，雷迪提出“情感话语”来探讨情感与语言的复杂关系。书的第二部分是历史的内容，题为《历史中的情感》。以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为例，分析历史学家如何从情感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这段重要的历史。同样，在2012年出版的《情感史导论》一书中，伊彦·普兰普尔也介绍了人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情感研究，随后在情感的历史研究中过渡到不同的视角。情感史的另一位先驱芭芭拉·罗森万合著了《什么是情感史》2018年。还有“身体”一章，从生理学等角度介绍科学家进行的情绪研究。换句话说，情感史虽然是一个历史学派，但它的研究几乎必然会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发生互动和交流。
上述著作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有助于历史研究突破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二元思维模式。1980年以前，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情绪和思想是分离甚至对立的，希望探索“单一的、生理上预设的情绪状态”。但是通过各种实验，他们发现情绪在认知过程中起着潜在的重要作用。思想和情感不能分开对待，必须综合考察。因此，有人杜撰了“认知情绪”一词来描述情绪与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关系。如果认知心理学家看到人并不难改变自己的本性，人的情绪不是生理反映，而是可以被自己的思想所控制，那么文化人类学家或情感人类学家就指出，人的情绪及其表达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有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因此，雷迪本人想探索情感表达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用“情感话语”来解释情感是如何体现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关系的。
雷迪讨论“衔情话语”受到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发，但他又对它们有所扬弃。他认为，这些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就是让人看到主观、客观的界限并非清晰可辨，因为人在用语言交流时，其手段本身又受到语言这一结构的控制。他借鉴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的研究指出，人们使用语言表达情感的目的是“激活”讲者和听者的一种情感。如果目的达到，那么这就是雷迪所谓的“衔情话语”。不过，“衔情话语”的表现各式各样，“激活”情感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更有意思的是，雷迪指出言语的使用又会促进一种认知。他的例子是，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与心仪的女子谈话到凌晨时脱口而出“我爱你”，之后他顿时认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对方。雷迪写道：“爱的告白不但是情感的确认，也是一种强化。”换言之，讲话这一身体动作与大脑的思考浑然一体，无法分开。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情感史研究在今天的多方位发展。首先是情感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否会发生变化，即情感是否具有历史性。情感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爱情从人类社会开始就存在了，古代文化中有很多歌颂爱情的篇章。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近代以前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至少是夫妻和家庭之间，就会发现有明显的差异。以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例，《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详细描述了他对妻子陈云的爱，因为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出版，所以他的表达相对直接。历史学家陈寅恪当时有这样的评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浮生六记》虽是一个例外，但与现代中国人表述爱情的方式仍有明显差异，读者稍微翻阅几页便可得出这样的印象。而在西方，受宗教等束缚，直至近代早期，夫妻之间的相爱及其表述仍十分拘谨。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其巨着《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一书中用详尽的史料指出，那时的夫妻之间很少有爱情的表达，两人是否相爱并不是婚姻的主要基础。当然，斯通选择这一时期作为考察的重点，主要是为了研究传统的婚姻架构如何开始产生变化。而一些研究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着作也指出，在当时的新教徒家庭中，夫妻二人不太注重增强双方之间的爱情，因为他们生怕这种世俗的爱恋会影响他们崇爱上帝。《浮生六记》虽然是个例外，但在表达爱的方式上，与现代中国人还是有明显的不同。读者翻看几页就能得到这个印象。然而，在西方，直到现代早期，夫妻之间的爱情及其表达仍然非常僵硬。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柊司在他的代表作《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中用详实的史料指出，当时夫妻之间很少有爱情的表达，他们是否相爱并不是婚姻的主要依据。当然，柊司选择这一时期作为考察的重点，主要是研究传统的婚姻结构是如何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些关于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著作也指出，在当时的新教家庭中，夫妻不太注重增进爱情，因为他们害怕这种世俗的爱情会影响他们对上帝的崇拜。
情感不仅呈现历史性，还具有空的中间性，即不同文化之间的情感构成和表达是不同的。例如，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表达爱意的词语有很多不同之处。一般来说，亚洲文化中的人性格比较内向，表达爱意也比较间接。很少像罗素那样直接用“我爱你”，而是用“喜欢你”这样的表达方式。虽然日语中也有汉字“爱”，但相爱的人通常会用“喜欢”来表达爱意。因为日语中主语和宾语经常被省略，“我爱你”这个表达在日语中几乎找不到直接对应的表达。雷迪还著有《创造浪漫爱情:欧洲、南亚和日本的性爱，900-1200》，对三种文化中的爱情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异。例如，北欧和南欧的文化和情感表达方式明显不同。因此，情感的研究也需要突破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上述讨论也让我们看到，情感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基本都仰赖语言来表现。事实上，情感史的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的转向”关系甚密。2012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组织了一次圆桌讨论，让情感史学者参与其中。这些参与者都承认，历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他们的研究有不少启发。罗森宛恩认为，“语言学的转向”让人注意语言的不透明性，她在一篇讨论情感史的问题和方法的文章中指出，研究情感史或情感史的研究对史学家重新解读史料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史学家若要真正理解情感的表述，需要参考当时的文化和理论背景、仔细掂量情感用词的轻重程度、理解情感词汇的借喻和讽刺意涵，以及体会沉默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情感史的研究与语言密切相关，主要是因为近代历史学家主要是用文字材料来管理历史，而情感史作为一个学派的吸引力在于它试图摆脱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后者不承认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没有任何现实性的“文本”。情感史研究试图从人们的情感体验中重建认识论的基础。当人们说出自己的感受时，语言很重要，但在某些场合，它不如其他方式有效。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张生从崔莺莺的钢琴中听到了悲伤，他也通过弹钢琴表达了对崔莺莺的爱，这让他动情了。这种故事并不少见。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上，许多乐器，如琵琶、长笛、二胡、马头琴和小亚细亚流行的巴拉玛钢琴，都可以作为情感表达的媒介，表达一些以文字和牙齿为耻的情感。
当然，除了音乐，情感还可以通过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表达。情感史研究的开展与近年兴起的身体史、神经史和“深历史”等流派均有相通之处。而研究这些领域，自然科学的成果是不可或缺的。限于篇幅，上述这些史学流派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笔者想指出的是，像情感史的研究一样，这些史学流派都关注并试图揭示身体与情感、身体与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学者指出，生理学对于心理学来说至关重要，两者无法分离。有研究证明，人的脸部表情与心理、情感活动形成呼应，可以通过检测脸部表情猜测心理和思想。测谎器的制作便是基于这一理念。普遍而言，人在紧张、不安或羞涩时，常常会脸红、心跳加速。所以这类研究让人看到，人的认知和行为有其共性，并不像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一切都是虚幻而不实在的，需要主观解释的，而解释又受制于语言和文化的束缚。但重要的是，上述研究强调，虽然肢体表达似乎是人的天性，但也深受文化和习俗的影响。罗森万用一句话说:“文化不仅塑造大脑，也塑造身体。”以面部表情为例，研究人员揭示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对面部表情的不同影响。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测谎仪不适用于训练有素的特工。除此之外，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也受到文化习俗的塑造和制约。例如，当人们悲伤时，他们通常会哭，但眼泪不仅仅是表现悲伤。喜极而泣也是很常见的。笑的形式有很多，比如汉语中的“笑”、“冷笑”、“笑”、“苦笑”、“笑”、“咯咯”、“暗笑”、“轻笑”、“憨笑”、“冷笑”、“咝咝”。表达的情感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英语中也有很多词可以用来形容“笑”这个面部表情，有些可以在汉语中找到，有些几乎无法翻译。例如，虽然笑经常表达一种喜悦和喜悦的感觉，但并不总是真的，因为一个人在尴尬、紧张或害羞时，脸上会露出微笑。至于汉语中“咯咯”的表达，英语中有紧张的笑，但英语中的“laugher”一词包含了很多含义，不能用“笑”或“笑”来完全概括。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笑得很大声，他背后隐藏的情感可能是喜悦、悲伤或者其他莫名其妙、说不出的感受。上述讨论揭示了情感史研究面临的许多挑战，同时也显现出其前景无量。可以说，情感史的开展在某方面展现了历史学在20世纪末“语言学的转向”之后的发展前景。美国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在2005年编纂的《实践历史：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历史学新方向》一书中就曾预测，今后的历史书写会更注重人的“经验和实践”，身体也不再是听命于其他能动体的被动体，而是一个“深嵌了精神，情感和行为习惯的所在”。上文讲的“笑”这一身体动作所表达的丰富情感，便是一个写照。笔者以“笑”为例来讨论身体与情感之间的复杂联系，是因为“笑”或laughter的多重含义已经成为当代学者研究情感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已出版了大量论着。“笑”这一行为虽然古已有之，但其方式、场合和意蕴各有不同。除了历史性之外，“笑”还有空间性和社会性，考察“笑”的方式、场合和意蕴需要考虑文化、性别和阶层之间的差异。总之，人在身体层面的“体验和实践”结合了思维和情感，呈现出一个活的有机体。2018年，巴尔特在总结情感史新动向的著作中指出，情感史的繁荣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尤其是人类学和神经科学，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学科关注人体和行为。他认为，情感史与历史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情感与其他人类活动一样，随时间变化空，具有历史性，因此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其次，情感不仅是历史场景和变化的结果，而且在历史变化中起作用，具有因果关系；第三，情感表现为作为一个“生物文化人”，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与周围世界有很多互动；第四，情感与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人的情感行为和道德行为是分不开的。要研究后者，必须考察情感场景。以上四个方面清楚地展示了情感史的发展如何帮助塑造历史研究的未来，而对于历史实践者来说，这种未来包含着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情感史的研究不仅与社会科学相联系，而且与自然科学相交流。跨学科的情感史研究方法反映了当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也对历史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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