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腾剧场 混乱的课堂：乡间底层孩子的“反学校”文化

□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对读书有用与否的衡量，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只有让底层儿童少花时间玩耍，多花时间学习，才不会在城乡均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系中被过早淘汰

2015年6月2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嘎多小学，一名学生正在做作业。贾亚男的网站信息

每一个个体最平凡的日常经历都应该成为这个国家历史档案中刻骨铭心的珍藏，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每一个底层孩子都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书写着未来中国。

然而，他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认识真正的人吗？他们真的像目前媒体公开描述的那样，在公众心目中被贴上“弱者”的标签吗？那些公开的“个人梦想”，到底是底层孩子们的“真”表达，还是外界舆论构建的、假定越位的“假代言”？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近三个月的驻村研究和后续跟踪。

因对抗“知识权威”而被鄙视的乡村教师

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乡间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了他们的老师：

第一，乡村教师不是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翔学校九年级男生张洋所说:“它们是什么？在这个社会里，绝对是被淘汰的‘产品’，社会上没有尊严，只需要在我们面前装权威。我可以保证，在他们的同龄人中，我们的老师绝对是成绩最差的最差的学生，否则他们在农村学校当不了老师。”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一些村里的老师偶尔会向学生透露自己微薄的真实收入，只是希望青少年能更加努力学习，以便将来出人头地，走出村子，但事实往往适得其反。当下，中国乡村在通过外出打工与外部市场相连，日益富裕和分化的时候，乡村教师作为底层社会的“知识代言人”，往往被作为乡村“无用阅读”舆论的具体承载者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和社会能力不足，而乡间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为防止少年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被淘汰而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有意识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老师的背后支撑力量。

“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可怜。我可以保证，如果他们去了社会，肯定不如我们！”“他们总是在一个问题上斤斤计较，根本不懂妥协。我能不能解这道数学题，背这个英语单词，我能不能过得更幸福？”

乡间少年对教师这种观念上的瞧不起显然比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国小子们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英语老师小骈真的不想给这些“讨厌”的青少年上课，一遍又一遍的问作者一周的课。当笔者第一次进入九年级课堂时，新奇感让平时睡觉打闹的38个孩子集中了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一些青少年开始上课睡觉，不时打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还有的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迷迷糊糊的看着窗外的山；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看动漫袖珍书津津有味；有的人刻意迎合课堂节奏，等着一句话或一句话从作者嘴里说出来，然后发表荒谬的演讲，故意博得全班同学的笑声；有些人在回答课堂问题时，把这个机会当成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计，如果真的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30分钟，只有几分钟的安静时间，正好是乡村少年玩腻了的时候。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着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但是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事实上，乡间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师究竟如何讲或讲了什么，真正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少年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扰。

一周的代课快结束了，这些青少年在教室里更加吵闹。作者几乎总是用尖叫的吼声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好。

笔者与英语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如果这种课堂消极行为出现在九年级，是因为青少年对上学越来越没有希望，那么八年级的情况会更好吗？笔者来到八年级的班级，听了半个月的课。与九年级相比，八年级确实有所收敛，但尴尬的是，总是跟着老师的思路走的八年级青少年越来越少，大部分八年级青少年开始表现出九年级消极课堂行为的潜在表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通过传纸条、心不在焉、睡觉等方式含蓄地面对课堂教学。与九年级几乎所有的消极课堂行为相比，英语和数学是八年级青少年中对抗最隐蔽的两门学科。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农村学校布局有所调整的农村地区，在村校和教学点合并后，农村中心校几乎承担了底层地区唯一的社会教育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农村学校的主流选择。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这样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除附设的幼儿园以外共有171位学生，其中住校的学生达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离过远而必须住宿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面对农村学校庞大的住宿规模，云翔学校连一个生活老师都没有。学校全体教师下午放学后将返回县教师公寓或乡镇家中。只有德育主任邓畅和他的妻子，云翔学校附属幼儿园唯一的幼儿教师张莉将担任生活教师。邓畅管理男生宿舍，张莉管理女生宿舍。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严格限制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比如学生应该在什么时间段学习、吃饭、运动、休息、起床或睡觉，教师应该在什么时间段作为教师进行宣讲和教学，作为同伴进行谈话和解决问题，作为家长进行关心和理解。正是在这种隐含的时间表中，权力法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着规则，青少年在微观的学校权力结构中被驯化和控制。一方面，青少年被集体指示要服从、承认和遵守既定的规则，从而加速个人社会化的实现；另一方面，青少年在与既定规定时间的个体化斗争中，加速了底层的再生产。

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我们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呢？”“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的做事，不自由了!”……

其实青少年对不合理作息时间安排的抱怨，并不是真的为了辩论作息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在他们的背后，表达了对学校官方主导时间权力结构的反抗。表面上看，反抗的目的是追求“自由”和“刺激”，但实质上是对一套官方的他者规则的排斥，寻求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在“空”的镜头下对抗剧场演出

在笔者对云乡学校六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全班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2013年11月中旬，在县教育局的安排下，云翔学校安装了8个摄像头。八个摄像头让云翔学校几乎处于完全监控的全景开放状态，甚至连青少年平时喜欢待的纯私人空房间——厕所外、厨房后的一个空地方——都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

学校对此的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会告诉少年们：“这实际上是为了给全校学生形成一种威慑感，告诉你们无论你处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都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私下告诉笔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向少年们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已经影响到青少年的日常行为，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在摄像头监控范围内。比如，青少年以前会随意拿出一个烟点，在厕所外的地上和厨房后面传递给对方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里绝对私密的空房间，老师很少光顾，很难找到。但安装摄像头后，青少年隐私空的范围极度缩小，真正的违规被压缩到厕所里。

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镜头下，青少年刻意的公开表演，把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让·雅克·罗索所描述的“巴黎剧场效应”的巨大“剧场”，而青少年则在镜头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表达着对这种空权威的集体反抗，在青少年身上营造出一种自觉的、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保证了官方的权力和公众的期待。但本质上，青少年在某种表演方式下成为了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麻痹官员，与官员期望的行为表现形成反控制。同时，他们加速了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塑造，实现了底层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