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季刊 国际学界透过“中共学”解读中国 著书知名学者遍及欧美

“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政要和民众近来正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在5月底举行的美国书展上，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在参展的900余种英文书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新书因讲述“中共自己的故事”而受到广泛关注。在一些西方国家，过去对中国执政党的关注常夹杂着困惑与误解，但伴随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学界对中共的研究也更加理性。

在美国“讲好中共故事”

美国书展期间，美国著名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推广发布会上说，一直在关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略，以及他新近提出的“四个全面”理论。库恩表示，对于世界而言，了解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要，“只有人们更加了解中共，才会更加尊重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美国书展上引人注目的还有《中国奇迹的奥秘》《依靠谁，为了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执政的》《挑战与应对：迎难而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时期反腐败历程》5本“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图书。库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如果世界还不理解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便是走向世界。”库恩认为，许多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过程。当前，中国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其结果将影响整个世界，“了解中共是了解中国当前现状及预测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唯一办法。”

库恩的观点得到不少美国精英的认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阿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就好像你要了解美国就要了解白宫、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机制才能了解美国的政策走向。”在翻阅有关书籍后，阿伦表示，他关注的是“中共在今后的执政中怎么更好地实现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建设，如何给中国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美国GRANAT公司集团主任迪马•肖特福说，过去他和身边的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这次书展让他思考，一个政党是怎么成功地让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在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米歇尔•斯坦利看来，美国普通百姓特别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还不多，即使想了解中国的人有时也无暇阅读大部头的书籍。对此，正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学者路克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无疑就是在世界上“扩大中国话语权”。

在美国书展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舒托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图书，可以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他说，令其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将大力发展民生、推动社会进步，这与一些国家只注重资本的聚集，只惠及一小部分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舒托夫认为，一个国家越富有，越强大，就越要照顾到本国每一个人。

研究中共的西方学者多师从费正清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近年来，在华盛顿诸多智库中，涉及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研讨会日益增多。总部设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大型智库的会员中，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占很大比例。每当这些智库举办涉中国共产党或涉华研讨会或说明会时，这些商界和学术界人士与会率都很高。这说明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就不能绕开中国共产党。

路克利2009年参加过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以“中国60年：国际视角”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来自十几个国家近百名学者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11月底，中共十八大刚开过，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又举办专题为“中共十八大：中国政治的过去与现状”的学术会议。麦克法夸尔、傅高义、付士卓等20多位研究中共问题的专家发言，探讨中共十八大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在从事党史与理论研究的路克利看来，海外学界本来已有侧重古代中国研究的汉学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门新兴学科——中共学逐渐在国际学界形成，作为一个综合交叉学科，它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据路克利介绍，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192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存有英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撰写过《中国共产党简史》，强调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给美国国务院报送《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此后，美国记者斯诺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白修德和贾安娜1947年撰写的《中国的惊雷》等书都涉及中共的革命历史。1955年，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和中共问题。当时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已出版《美国与中国》、《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等著作。

费正清等美国学者对中共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对华关系和有关政策。例如，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是麦卡锡主义全盛时期，戴维斯、谢伟斯、范宣德等“亲共”左翼中国问题专家被美国国务院解雇或免职，有的被称为“中共的奸细”，费正清也受到右翼势力的指责，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被称为“红色教授”。但即使这样，仍有麦克法夸尔等人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后来回忆说：“虽然没有被鼓励支持中国，但实际上我们受到了影响，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比苏联好。”费正清致力于要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尤其是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认为，美国人在中国的失败“首先是对中国的认识错误”。尼克松访华前夕，专门参阅了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外涉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大学、政府机构和智库逐渐增多，出有专著的知名学者也有上百位。美国的一流大学和智库研究中共的中坚力量大多直接或间接师承费正清。1987年费正清80岁生日时，有人列出110多位和费正清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

西方研究中共的代表性机构和学者主要有：哈佛大学的史华慈、麦克法夸尔、傅高义、柯伟林、赛奇等;密歇根大学的莫菲和费维恺等;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等;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等;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狄忠蒲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蓝普顿等;麻省理工学院的伊罗生、白鲁恂等;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李成等。

在北美研究中共的著名学者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齐慕实等人。在欧洲，有剑桥大学的方德万、维也纳大学的魏格林等人;在澳大利亚有泰维斯等人;在日本有竹内实等人。

部分西方学者有多重身份，曾是政府官员，也是大学教授，如兰德公司的所罗门，曾担任助理国务卿，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有的大学教授曾从事有关中共的媒体工作，也在政界或智库任过职，如麦克法夸尔曾于1960年在伦敦创办海外研究中共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中国季刊》，还担任过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后来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撰写《毛泽东传》的著名作家特里尔曾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在也是一名独立学者。这些学者中很多人以“中国通”著称，他们的研究领域相对宽泛，而研究中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研究中共治理方式成为趋势

费正清曾说过，“滚雪球式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近年来，一些其他领域的著名学者开始转向中共研究，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已在研究中共治理方式。他认为，中共创造的中国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民主模式的一种可能性替代。

据路克利介绍，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包括：党的性质、党的地位、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党的国际形象、党际交往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主要人物。值得关注的是，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从领导人民的“致富党”转为更加注重发展民主的“民主党”。2013年12月，约瑟夫•奈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提出，“反腐就是增加中共的软实力”。近年来，狄忠蒲、赛奇等认为中共是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的党。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既有中肯之处，也有偏颇之虞。比如，仍有不少海外学者的中共研究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抱着冷战思维和“西方普世价值观”，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有的认为中共是精英主义政治体制，有的仍把中共称为“威权主义党”，这些学者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沈大伟前不久有关“中国崩溃”的论调也受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批驳。

5月27日，库恩在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撰文，向一些“同中国现实脱节”的人提出应该关注的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中国选择一党执政”“中共凭借什么长期执政”“中共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显著发展”“中共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冷战时期，由于苏联的国家信息对外高度封闭，西方学术界曾衍生出“克里姆林宫学”和“苏联学”等产物，以此研究苏共领导人的信息，试图找出苏联政局变动和对外交往的蛛丝马迹。而现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呈现给世界的开放形象，使海外研究中国执政党更为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