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内斗 申维辰为什么被查 出事因与金道铭内斗

申维辰被查内幕与金道铭内斗 均牵连晋商张新明

　　山西在历史上被称为表里山河，大多数坚韧、智慧的山西官员都是会做官、做好官的典型，山西用自己的资源和人力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岐山说过，山西在支持中国工业化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能源和生态代价。

　　十八大之后，申维辰金道铭等山西高级官员的频频落马，和商人之间难以说清的利益纠葛，让一些当地官场人士重提晋官难当，认为晋官迎来了一个危险期。

　　廉政瞭望记者奔赴山西，呈现出山西官场此刻的真实生态，探寻晋官难当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些山西干部表示，省领导太多，有的关系实在照顾不过来。不过申维辰与金道铭两人的面子却无论如何要给。申维辰与金道铭都是聪明人，对于对方的一些手段心知肚明。“这下好了，两个都进去，没准还能互相揭发些东西。”

申维辰为什么被查 申维辰和金道铭的太原“恩怨”

文_本刊记者龙在宇发自太原

　　2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了解金道铭履历的人都知道，金在山西堪称名副其实的强势人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1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申维辰的仕途起步于山西，曾官至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两名与山西渊源颇深的部级高官短时间内相继落马，当地官场一片震动。一名熟悉山西政情的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不管两人涉嫌什么案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申维辰与金道铭绝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早年在太原，两人有些“恩怨”，甚至还“掰过手腕”。

迥异的仕途

　　申维辰与金道铭，有着截然不同的仕途经历。

　　申维辰起步于基层，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老家潞城县下面的一个乡政府当电话员。其后步步高升，45岁时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50岁担任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再之后调入北京，相继在中宣部、中国科协任职。

　　与申维辰由地方至北京的升迁轨迹不同，金道铭走的是一条京官空降的道路。金道铭是北京人，曾担任中央纪委办公厅主任，中央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长。后来外调山西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申、金二人的交集出现在2006年。该年1月，申维辰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7个月后，金道铭也由北京来到太原。

　　对于空降而来的金道铭，山西人尚有一个熟悉过程。不过对于本土干部申维辰，许多人却感觉，申书记与申部长大不一样。

　　在山西官场，申维辰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名声早已在外。有人认为，这也许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一个平民子弟，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自然得处处谨小慎微。一名太原的作家告诉记者，申维辰在宣传部长任上，对文化界的学者相当礼遇。面对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常常以晚辈自居。

　　不过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后，官威渐渐出来了。许多过去关系还不错的朋友，联系也少了。上述作家告诉记者，申当宣传部长时，逢年过节都要给大家发短信问候。到太原工作后，他春节给申发了一条短信，对方却没有回。

　　一名太原市的处级干部介绍，虽然都是省委常委，毕竟工作领域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太原面临的发展任务很重，不拿出铁腕，工作难以推进。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是利益，申维辰也不一定都能一一照顾过来。

　　在主政太原的4年多的时间内，申维辰提出实施“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古城发掘”的三城联动。此时，一批依附在申维辰身边的商人也开始在太原地产界崭露头角。也正是在此时，几名来自北京的商人深度介入太原房地产市场。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是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金道铭的“好朋友”。

　　馍馍就这么大，谁都想分一块，而且双方都是“大有来头”，谁也不好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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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两胡”

　　在山西官场，申维辰堪称美男子：一米九的个子，高大魁梧，仪表堂堂。

　　对此，申维辰曾颇为自豪地解释说：“我的长相就有山西文化特有的烙印。”山西曾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地方，历史上多民族并处，都在此留下活动轨迹。

　　“五胡”并处已成历史，倒是在申维辰治下的太原房地产市场，“两胡”的名头无比响亮。一名太原房地产业人士愤慨地告诉记者：“就这两个‘胡’，把太原房地产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太原房地产业内人士都知道，过去几年有个“男胡”与“女胡”，在太原拿地能力超群，堪称两大“地主”。其中，“男胡”就是山西得一文化集团董事长胡树嵬，“女胡”则是山西奥科新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大股东胡昕。胡树嵬是申维辰在山西大学的校友、师弟，而相貌出众的女商人胡昕与金道铭关系密切。

　　胡树嵬，出生于1969年，山西原平人，山西大学肄业，以做图书批发生意起家。熟悉胡树嵬的人都知道，他早期的商业生涯并不顺遂，甚至因为盗版被相关部门查处过几次。即便是后来被大吹特吹的得一文化广场，也没有为他赚取多少真金白银。

　　然而，申维辰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胡树嵬的生意开始风生水起。他的企业成为全省重点文化企业，得到诸多扶持。在2005年的山西省年终相关总结材料中，得一文化广场被描述为“全省最大的图书音像产品经营机构”、“年营业额达两亿元”。

　　在2006年，文化商人胡树嵬雄心勃勃地宣布要进军房地产。也是在这一年初，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

　　“得一·剑桥城”便是胡树嵬进军太原房地产界的得意之笔。项目位于长风东大街的东沿线，开盘即热销。实际上，这个项目属于无证卖房，而且其销售时，正值太原市禁售小产权和证件不全房屋的风口浪尖，堪称顶风违规。除此以外，胡树嵬还与多家外地知名房企合作。合作模式也很简单，胡负责拿地，之后再加价转让给其它企业。

　　“女胡”的风头也不遑多让。一些煤炭国企为了和金道铭搭上线，借钱给胡昕作为项目启动资金。胡昕拿下地后，便用借来的钱搞开发。项目完成后，企业又出钱收购楼盘。胡昕做的几乎就是无本生意，最后却受益颇丰。

　　接触过“男胡”与“女胡”的人士介绍，胡树嵬好歹还算个文人，创业之初也吃了不少苦，所以对周围人比较客气，不喜欢显山露水。胡昕则不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动不动就搬出金道铭。据说胡昕还有个妹妹，长相也挺俊俏，胡昕也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金道铭认识。

“申维辰更不好惹”

　　申维辰离开太原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太原市规划系统即爆发窝案，从2011年2月起，太原市规划局副局长王凤玲、建管处处长梅刚被查，两名前副局长李忱毅、靳晓慧同时被调查。今年3月18日，太原市绿化局原局长张波涉嫌违纪被带走。就在申维辰接受调查的第二天，太原市分管城建的原副市长吉久昌，太原市国土局原局长张宝玉、总工程师杜怡亦被带走。

　　山西一名离休老干部告诉记者，申维辰落马，肯定和太原的地产乱象有直接关系。至于金道铭，其插手太原房地产市场，也不算什么新闻。

　　“在太原做国土工作，稍不留意就会得罪人。”太原市一名国土系统的干部则介绍，近年来煤改，众多煤老板拿到不菲的退场费后，退出了煤炭行业，眼睛就瞄上了房地产。这些人能量很大，有些把关系都捅到北京了。大家都有关系，就得看谁的关系更硬，不可能每人都照顾到。

　　此外，一名太原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当初他为了一个项目，搬出了一名省委常委级别的领导，最后还是落败。

　　前述干部介绍说，有些省委常委的关系，的确照顾不过来。不过申维辰与金道铭两人的面子却无论如何要给。申维辰身份不是一般，是太原的一把手，得罪了他，在太原官场就算混到头了。金道铭作风霸道，想修理一个人太容易。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被带走调查的太原市原国土局长张宝玉，就因为夹在申维辰与金道铭之间，被搞得痛苦万分。尤其“男胡”、“女胡”同时找上门，真不知怎么办！

　　太原市一名处级官员介绍说，申维辰与金道铭从未公开撕破脸，不过在有些事情上，两人还是较着劲。下面的人都看得清楚，只希望“神仙打架，百姓不要遭殃”。

　　在申维辰主政太原期间，“女胡”看中的项目有时还不得不“割爱”。下面的人盘算一通，“觉得申维辰更不好惹。省纪委要大张旗鼓查太原市的干部，总得师出有名。如果申维辰在中间顶着，更不好下手。而申维辰在太原要收拾谁，那是手到擒来。”上述官员说。

　　申维辰到北京赴任后，胡树嵬拿地的风头便有所收敛。甚至在有些项目上，还和胡昕有过合作。

　　刘雷是山西一名离休老干部，他告诉记者，申维辰与金道铭都是聪明人，对于对方的一些手段心知肚明。“这下好了，两个都进去，没准还能互相揭发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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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高抬贵手”的能力

　　申维辰落马后，所有问题都指向城建领域。金道铭除了插手房地产外，其在煤炭领域的“作为”也引人关注。

　　金道铭曾经高调反腐，也曾在煤焦反腐领域大展拳脚，不过外界却对其有“查办案件双重标准”的议论。太原一名资深媒体人介绍，当地一直有传闻，山西近年来爆发的好些大案，最后处理明显较轻，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又处理很重。宽严失当的状况，引起了山西省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在去年中央巡视组驻山西期间，正是这些老干部们联合起来向巡视组反映问题。

　　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叶冬松在巡视山西的情况反馈会上指出，山西省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工作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尤其后一句话，让许多老干部当时即听出弦外之音。

　　刘雷说，为什么一些厅级国企负责人，在一个无职无权的胡昕面前唯唯诺诺。就是“留条后路”，万一有一天出事了，希望金道铭能高抬贵手。

　　他介绍，金道铭“高抬贵手”的能力的确不一般。他不仅是省领导，还在北京工作多年，积累了一些人脉。能在山西压下的，就在山西压下了，山西压不住的，还可以去北京说情。

　　有中央纪委工作经历的金道铭被查，大多数评价是：金道铭被查只代表他个人，与别人无关，说明中央纪委不袒护，更能说明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金道铭胆子太大了，多大的案子都敢乱伸手。其中最为外界诟病的就是原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案。

　　2011年，白培中家中遭劫。法院确定的抢劫财物金额为107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也牵出白培中违纪行为。官方的调查结果表明，被抢财物中，除白培中本人及家属合法收入及其妻子两次开颅手术期间亲友援赠款项外，有84万余元财物涉及违纪。但白培中最终只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

　　有知情者亦称，除白培中案之外，在对时任临汾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沈庆华，以及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等事件的处理中，比较“轻”，都是金道铭“能力”的体现。

当地一名处级干部告诉记者：“这就是一出反腐滑稽剧，所有人从头笑到尾。”

　　在山西，谁能知道，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谁又能知道，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

晋官有多难当

文_本刊记者舒炜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向下属们推荐过《大清相国》这本书，书中讲述了清代山西籍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关于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并贯穿着“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至死不忘济世救民”的为官之道。

　　廉政瞭望采访过的山西老干部群体则普遍认同，在某种意义上，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应该是当今山西官员的楷模。

　　不过，在山西官场上却常年来流传着一句“晋官难当”的段子，有人说这四个字最初是当年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件后，去职山西省长时说的。虽然孟学农亲自辟过谣，但挡不住后来山西的每一任主政官员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山西官场中人的这份感慨，又添加了些别的元素，那就是近几个月来因腐败导致的山西官场地震。

　　“在这样的时候，重提‘晋官难当’，有着一种别样的思考。”黄云，这名山西退休副厅级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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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黑金”，败也“黑金”

　　山西有首非常有名的民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但山西民间也同时半公开地流传着一个段子，“人说山西好地方，黄米黑煤实力强。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

　　从上到下，不少山西人对煤炭都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情怀。据山西官场人士透露，从当地落马的副处级以上贪官来看，很多都和煤炭有关，称得上是“成也‘黑金’，败也‘黑金’”。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甚至说过，如果山西没有煤，日子比现在要好过得多。

　　煤之于山西，承载了太多东西，既有千万矿工的血泪，又强有力地支撑着山西的GDP。其间利益纠葛，很难理清。“在煤矿监管不规范的起初，‘黑金’交易和腐败可谓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在停产、整顿、兼并、重组的过程中，照样涉及到若隐若现的腐败，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当地干部如此分析。

　　在煤炭市场最火爆的年景里，整个煤炭产运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分享了煤炭带来的利益。“晋官涉及煤炭的腐败，除了当地主政官员外，一般集中在两个领域，政法和安监系统。”山西某省级部门一名干部表示，“一方的腐败分子能提供保护伞，一方的害群之马可以放松安全监管，甚至通风报信，这样的权力结构自然能够一拍即合。”

　　在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武杰任职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先后3次收受该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贿赂，邵涉及到为煤老板充当保护伞。此时的山西警界一再曝出腐败案件。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灵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史双生等人的落马均源于此。其中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长关建军甚至在里面攫取了上亿元的财富。

　　山西一名办案人员表示：“权力部门和煤老板的沆瀣一气，如果不是因分赃不均产生分歧，很难暴露。”太原市万柏林区安监局原局长郝俊亮、杏花岭区安监局原局长奥建荣、盂县安监局原局长韩斌、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古交市安监局原局长闫全维……在安监局长参与的黑金腐败中，这是一串未完的名单，。

　　据山西官方在去年的一次通报，5年来，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斗争收缴各类违法违规资金380多亿元，处分党员干部4715人。“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科级，甚至股级官员，动辄都是涉案上千万，甚至上亿。”上述当地人士表示。

　　今年1月25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再次重申：“必须深化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严厉惩处涉煤领域的腐败案件，构建起煤焦领域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彼时一同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的金道铭。

　　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在《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一书中谈到，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而山西日报则撰文表示，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不能只顾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才能加速发展，协调发展。

“相煎何太急”

　　山西著名作家张石山说，自古以来，一统天下的封建王朝出于中央政权的安全考虑，藩镇诸侯管辖的地域，一般都不得独踞天险，但山西，几乎成为惟一的例外，且易守难攻。

　　但正因为如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某高校学者而认为，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形成了山西地方势力相对复杂的局面，“虽说民国时阎锡山治下的那种‘独立王国’式山西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谁能知道，这里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

　　对于山西吏治，知名媒体人马昌博曾说过：于幼军对山西一些官员的素质言辞激烈，说官文化太强烈，而孟学农也直言山西官员缺乏市场意识和锐气。

　　一名熟悉山西政情的人士介绍，山西本土干部在官场上，常常是既抱团又内斗。“一些外来干部常常抱怨山西官场排外，本土干部则感慨‘相煎何太急’。”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原太原市长张兵生短信拉票案。当时山西的数十名重要官员都收到由张兵生下属发出的短信。说张兵生拉票，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短信发出时，张兵生已确定在晋升副省的选拔过程中成为失意者。短信内容是攻击另一名颇具实力的候选人，大有一番“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让别人得到”之意味。

　　事件的最后结局，是张兵生被免职并被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而张兵生当初的竞争对手，虽然最后如愿晋升副省，但仕途也受到影响。甚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还不时受到流言困扰。

　　太原一名政界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从工作能力来说，张兵生与那一名官员均堪称佼佼者，两人也都是山西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最后弄成势同水火，谁也不是赢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原官场也一直流传，张兵生被调查后，第一时间就把责任揽了下来，说是自己授意的，秘书及下属不过依令而行。

　　“官场里都是个性鲜明、作风强势的领导，那么维护团结可就是个大问题。”太原一名政界人士感叹道。

　　此外，山西官场中的某些人，喜欢以官员籍贯划圈子。以至于在廉政瞭望记者在山西的多次采访过程中，常听到“某某帮”的说法。这种小圈子一旦形成，官场风气势必受到影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说，近年来山西爆发过不少案子，有些还是震惊全国的大案。到后来，个别人居然就能“软着陆”，让外界一片惊讶。“其中圈子发挥的作用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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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方权力谱系

　　不少人说过，在山西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中，GDP考核对应着资源开发的力度与深度。论经济实力，省会太原稳居第一，排在二三位是长治和吕梁。但论民富，朔州则排名第一。

　　2013年，山西全省人均GDP为5621美元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朔州市人均GDP最高，达到9527美元，人均GDP最低的忻州为3447.53美元。

　　在现任山西省四大班子加公检法一把手，共计35名副省级以上干部队伍中，山西籍的有25人。其中忻州籍的有9人，排第二的运城籍官员有6人，其他9市均未超过2人，长治无一人。而在10名山西籍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里，运城、大同和朔州三市籍贯的领导各有2人。

　　“按一般规律来看，出干部的地方有几类，一种是经济发达的，太原的干部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的地区；三就是吕梁这样的革命老区，吕梁自2003年建市以来，已卸任的三任市委书记均晋升到了副省级，当然，这里煤老板的数量在全省也是数一数二的。”黄云分析说。

　　从这些干部的成长地来看，上述35名副省级干部中有4人都曾在吕梁担任党委副书记以上职务，运城和朔州则以3人并列第二。

　　“但很可能因为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调查，导致这里官场上‘人心不稳’。不是有媒体报道了吗？在丁之外的吕梁市主要领导又有人被查，还可能涉及到更高层级的领导，‘你懂的’。”有信源如此分析。

官难当？爱当官？

　　“晋官难不难当我不敢说，但临汾的官肯定是难当的。”黄云顿了顿，“你听没听过‘虎落平阳’的典故？”

　　他说，临汾古称平阳，是尧帝设都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的战略要地，如今矿产潜在价值量为山西之首，这个地方的主政官员很重要，但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空降”领导很难理顺各种关系，“不少人称到这里来的空降干部有‘虎落平阳’之隐”。

　　最新新闻热点事件：在当年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曾在3年间换了4任市长。“有些煤矿，你都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后台是谁。”曾有媒体报道，当年为了拆汾河两岸的违建别墅，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几乎把该市一多半的地方势力得罪了。

　　当地一名处级干部回忆，夏振贵当年到临汾任副书记，是时任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委组织部长任泽民一起送来并宣布的。“需要省委书记来地级市参加市级干部任免大会，你想想看，当时临汾的水有多深。”

　　临汾早些年官场上的情况，可以在山西副省长张平的小说《法撼汾西》中见到一些端倪。这本书讲述了以原汾西县县长刘郁瑞为主人公原型的当地官场生态。张平曾说过：“刘郁瑞和我聊起他当县委书记时惊心动魄的生活，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说到伤心处，他哭我也哭。”

　　不过山西省级机关的一些官员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过度去夸大官员个体力量以及地方势力的强弱，来强调官场博弈艰难，并不科学。你说现在哪里为官没有利益博弈？这些都还是人治思维。”

　　当记者向上述人士求证，是否真的如坊间传闻，当年临汾官场地震后，很多干部都不愿到临汾为官，得到的普遍回答是——“只能说而是在官场内比较，在有的地方当官压力要大一些，你也可以说当地保守势力较强，记不记得耿彦波当年在大同当市长，遭受过多大的阻力？”

　　但山西官场上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指出：“晋官保守归保守，但这不意味着有哪个地方没有人想去当官，买官卖官严重是一直困扰山西吏治的一个老问题。”

　　今年2月，中央第六巡视组组长叶冬松作山西问题的反馈时，指出主要有一些部门和地方主要领导调整比较频繁，有的地方超职数配备和高配领导干部，一些干部档案存在不清、不实、不真问题。

不过，山西临汾某县县长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铛锒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

　　不少山西官员表示，在袁纯清的三记重拳里面，尤以整治买官卖官，决定着山西吏治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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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省长们的答案

文_板桥霜

　　时政要闻：在时隔多年后，孟学农回忆起了“晋官难当”这段“公案”：“我没说过这句话，不过要是这样理解‘晋官难当’，比如从山西基础工作差，工作艰巨任务重，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距离大的角度来说，‘晋官难当’也一点不错。”

　　2010年全国“两会”上，接替孟学农的山西省长王君没有直接回应媒体关于“晋官难当”的说法，而是委婉表示他在山西一年的工作体会中，酸甜苦辣都有。

　　距王君回答过这个问题后3年的同一场合，山西省长李小鹏也被问到了在山西主政的压力。他给出了8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只有袁纯清正面回应过“晋官难当”的话题：“在山西当官，不能说不难，但难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主观上如何对待。如果你觉得难，害怕难，那永远是难，但如果每个难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等待，你就会去克难攻坚，后面也会有一片新天地。在山西工作，我已经做好了克难的准备。但我得到了山西干部群众的支持，因此是有难又不难。”

　　他还补充说，“现在做官都难，做省长、做书记都难。”

　　观察人士分析，“晋官难当”的出现，深层次原因其实是这里的一部分官员缺乏直面地方利益集团的决心和力量。

　　袁纯清曾任中央纪委常委，他到山西后，治晋方略的有三个重点，一是打破沉积已久的官场陋习，重塑形象，并借此为“再造一个新山西”提供干部保证。当时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山西共查处违纪违规公职人员1300多名。另一记重拳则是煤焦领域的反腐败，再有就是解决买官卖官问题。

　　在吕日周到长治当市委书记之前，民间对长治的评价是，长治是“常滞”、“长止”、“没治”。时任长治县委书记的王虎林在两个月间，突击提拔调整干部420人。当地传出了“要想富，动干部”的民谣。

　　去年1月12日，山西省纪委给予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按有关程序撤销其职务。早在李亚力被“两规”之后，就有媒体曝出“李亚力父子被指一年内卖官上百人，一个派出所所长职位‘优惠价’达百万”的消息。此前，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卖官受贿88万换来11年徒刑；山西翼城县委“卖官书记”武保安8个月获利500万元……

　　在山西，甚至有官员因为“卖官”丧命。2007年，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南郊大队副教导员宋建忠将市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杀死，原因就是李在收受好处后，迟迟没有兑现帮宋解决正科级别的承诺。

　　“在袁纯清书记的三记重拳里面，尤以最后一个决定着山西吏治的成败。买官卖官和‘黑金腐败’是一条利益链上的两端。”当地不少官员表示。袁纯清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严肃查处违纪违规用人问题，对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突击提拔干部的，要严肃处理，本人一律不得提拔重用。”

　　分析人士认为，近代史上治晋算成功的有两人。一是阎锡山，一是张之洞。阎锡山虽然是军阀，但在他“重人才、兴教育”理念治下的山西硬是成为了“模范省”。

　　不过，在一些山西人文学者看来，袁纯清的铁腕治晋，和当年张之洞的思路更趋向一致。光绪八年六月，山西巡抚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整饬治理折》，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规划和详细方案。张认为，当时的山西腐败落后，贫弱交困，如果不采取铁腕强权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首先，“治晋之道，议者皆以培养元气”，再者，才是施行铁腕强权，虽遭到各方阻挠，但仍收效明显，张之洞也得以荣升两广总督。

　　“这和现在的方略有一些共性。所幸，此时山西各方面情况要比张之洞那时要好很多，成效应该也会好很多。”山西省一名离休老干部如此表示。

　　山西煤老板的崛起与衰落，都和政策变化有直接关系。因此，煤老板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人人都希望结交官员，但也清楚，官员不会与我们成为真正朋友。”

晋商与晋官

文_本刊记者龙在宇

　　一部《乔家大院》，让晋商文化在中国家喻户晓；一场“7000万嫁女”的盛大婚礼，更定格了山西煤老板的土豪形象。如今，策划了《乔家大院》的申维辰黯然落马；而“7000万嫁女”的主角，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邢利斌也被警方带走。

　　4月下旬，在太原市中心柳巷附近的一间咖啡屋里，一名太原房地产企业的高管向廉政瞭望记者感叹：“老板如今恨不得坐飞机也让手机畅通。因为一旦关机，各种谣言就会四起。”此前，在太原地产界颇有背景的千禧集团董事长史国民和得一集团董事长胡树嵬先后被带走。哪个企业家“又被抓走了”，一时成为各类饭局上津津乐道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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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命盘在官员手里

　　2014年春天，太原的天气不错。气温早早回升，市民卸下笨重的冬装。难得的暖春，却未让太原某些政商界人士的心情好起来。在他们耳畔响彻的，只有阵阵“春雷”。

　　4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援引山西省纪委的消息称，山西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忠实，高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晓波，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至此，十八大之后，已有23名山西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尤其是申维辰与金道铭，两名部级高官，就在这个春天被反腐“雷暴”击中。

　　官场的震动效应很快传递到商场。除了史国民、胡树嵬，太原商界还有多名企业家正在协助调查。

　　在当下的中国，政商关系是个热门话题。尤其在山西，谈及政商关系更显敏感，甚至会有人不自觉地将其与官商勾结联系在一起。

　　廉政瞭望记者在太原见到了乔志峰，他是一名身家上亿的山西煤老板。与其他煤老板留给外界的印象不同，乔志峰温文尔雅，谈吐颇有风度。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拿到大专文凭，近年又攻读了MBA课程，在煤老板圈子中素有“儒商”之名。乔志峰说：“像我这样，还算读了点书的煤老板，其实在山西有很多。外界对于煤老板的固有印象，很大程度上是误读。”

　　乔志峰说，山西煤老板的崛起与衰落，都和政策变化有直接关系。因此，煤老板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人人都希望结交官员，但也清楚，官员不会与我们成为真正朋友。”

　　据乔志峰介绍，十多年前，煤炭行情很低迷，政府的政策是鼓励私人或企业承包煤矿。那时的煤矿几乎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有些煤矿承包不出去，政府还要找人做工作。“多数日后暴富的煤老板，在接手煤矿时都没有什么喜悦之情。”终于熬到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煤炭行情迎来井喷式的“黄金十年”。“但凡手里有座煤矿，起码赚它个千把万。”

　　山西煤老板暴得大名，其中一些人奢华的生活方式更令外界瞠目结舌。近年来政策转向，山西省政府力推资源整合，国有企业跑马圈地大肆收购私人煤矿，绝大多数山西煤老板都已经退出煤炭行业。

　　不少山西商人，都与乔志峰有着同样心态——自己命运的起伏，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

　　42岁的女人王辉，自2011年6月当选为山西省文水县副县长——这名山西雪恩农牧集团前董事长——即陷入当地政界与坊间的争议中。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选前各乡镇书记接到指令，如王辉落选，书记免职。王此前曾参选政协领导，市委向县里下令必须选她，否则县委书记下课。一年后，虽吕梁市委派出调查组否认了上述传闻，但还是表示“在王辉工作调动及提拔调整职务过程中，有关地方和部门把关不严、监管不力、管理不到位”，最终将王辉辞退。

官员前途也和商人挂钩

　　因为煤炭暴富的商人手里有钱了，内心也有结交官员的积极性，自然就能生产出威力更大的糖衣炮弹。然而许多商人依旧感慨：“和官员打交道，糖衣炮弹也不一定管用。”

　　乔志峰告诉记者：“山西官场风气未必就比其它地方恶劣多少，不过这里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山西，金业煤焦集团董事长张新明有着惊人的活动能量，但也被公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今年2月，山西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据媒体报道，事发是因为丁雪峰运作争取吕梁市长一职的内幕被发现，张新明通过神秘富商周滨继母之父秘密运作相关事宜。为了获得吕梁市长职位，丁雪峰找他过去的老师为其疏通关系，吕梁孝义市两名企业主分别为丁筹资1800万元与50万元买官。“丁上任后，自然要投桃报李。”相关人士分析。

　　作为产煤大省，频发的矿难也一次次将官商之间的暧昧关系公之于众。发生在2004年的红窑沟矿难，就因为官员的包庇，死亡人数至今成谜。

　　2004年12月17日，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村的红窑沟煤矿，因井下运输皮带起火引燃煤层，死亡人数不明。矿主李克伟在红窑沟矿难发生后，没有组织抢险，而是立即封住了井口，数月后才打开井口转移尸体。

　　封住井口的同时，矿主必须对当地官员和媒体“封口”，这是隐瞒矿难的潜规则。矿难发生时，申公元是大同市公安局长；王雁峰是大同市分管煤炭、安全的副市长。据称，李克伟为摆平瞒报之事，曾向王雁峰、申公元等大批官员进行利益输送。

　　当时井下有多少矿工？至今，各种说法仍然不一，有说不到10人，有说80多人，还有说是200多人，多是外地民工，以四川籍居多。

　　直到2009年年初，这一瞒报数年之久的矿难才被媒体曝光，大同多名官员被查处。而随着调查深入，人们才发现，好些个落马官员，根本就直接在煤矿拥有股份。

　　山西官场里圈子文化盛行，官员之间彼此也存在矛盾，这更让喜欢结交官员的商人无所适从。“自己是诚心拜佛，见着菩萨就烧香。可真要和某个菩萨关系热络了，没准就会得罪另一个菩萨。”乔志峰苦笑着说。

　　最近朋友向乔志峰推荐了一本小说《掌舵》，他对于书中有关政商关系的描写感触颇深。乔志峰尤其喜欢书中的一句话，“中国的商人，谁不得去找棵大树。左宗棠失势了，胡雪岩就跟着倾家荡产，李鸿章一死，盛宣怀也黯然失色。难道他们想这样！”

政商关系的转型

　　一名山西政界人士还向记者讲述了山西政商界的另一个特点——离北京太近。由于地理关系，山西与北京的关系向来紧密。在明清两代，山西富商就有进京置产的习惯，京城的达官显贵也时常到五台山参禅礼佛。

　　这名人士说，江浙一带的有钱人，如果不去上海买套豪宅，似乎就感觉不上档次。在山西，许多政商界人士也有去北京一掷千金的习惯。近年来，山西煤老板被认为是北京房价飙升的重要推手。甚至在京城的饭局上，时常还活跃着操山西口音，自称在五台山修行多年的“大师”。

　　此外，山西还是革命老区，许多红色家族的后代都有一份浓厚的“山西情结”，甚至许多跟随父辈进京的大院子弟，尽管操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但其对外公开的籍贯地依旧为山西。

　　山西的政商界人士，似乎都以和北京攀上关系为荣。如果在饭局上，仅仅吹嘘自己认识太原的某位领导，显然不足以引起周围关注。

　　“山西人那种憨直仗义的个性，在结交官员时也许真能派上用场。比方说丁书苗，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农村妇女，硬是和刘志军攀上关系。”山西当地一名媒体人说。

　　历经多次煤改，山西煤老板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老本行不能再干，手里又捏着巨额资金，许多人开始谋划转型。提起这一点，乔志峰内心并不看好。“如今的煤老板和老派晋商不一样，除了挖煤炭，剩下的本事就数去官场结交朋友。要做其它生意，的确不容易。那些转型的煤老板，如果投身房地产，这点本事还能派上用场。干其它的就惨了。比方我的一个朋友，只有小学文化。拿着几千万去北京开了家文化传播公司，结果赔了个精光。”

谈到晋商转型，外界有评论指出，该转型的并非只有企业，那种畸形的政商关系同样面临转型，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乔志峰说：“市场经济的大体框架毕竟是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企业当然还得和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得提升。仅靠搞定某一个人，在市场竞争中未必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历史学家评价山西人武可安邦，文可治国，经国济世也正是历代读书人的最终价值体现。山西历史上的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至到今日，仍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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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晋官的政治智慧

文_暮云

　　1953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到武侯祠游览。

　　毛泽东看到祠堂碑文的撰写者是唐朝名相裴度，顿时心生感慨，回头找到参加会议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问他：“你知道中国历史上哪个县出宰相最多？”

　　陶鲁笳正在沉思，毛泽东又问：“你在山西当‘父母官’，可知道裴度是谁？”

　　没等陶鲁笳回答，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就是你治下的闻喜县。裴度是唐朝的宰相，也是闻喜人。”

　　自古以来，裴氏家族共出了59个宰相，59个大将军，55个尚书，数百个“省部级”大臣，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计其数。

　　如果以裴氏家族为山西的一个范本，那这种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执政的丰富手腕，很值得人回味。

拼忍耐，但绝不坐等机会溜走

　　山西人饮食离不开醋，醋的古称为“醯”，于是山西人也常被人称为是“老西儿”。如北宋名臣寇准，在评书中就被称作寇老西儿，葛优还拍过一部同名电视剧；军阀阎锡山，也被称作阎老西儿；就连白眉大侠徐良，也被称作白眉老西儿。

　　在山西人中，政治手腕运用最好，也算最早的，首推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重耳，重耳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象征。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重耳算是个先天畸形，患有先天白内障，肋骨也长得连成一块，让亲娘狐姬也不喜欢。最后重耳被弟弟抢了宝座，只能灰溜溜地到国外“政治避难”，组织临时政府搞对抗。在国外流浪的十几个年头，受够了屈辱，但重耳都以晋人的特质忍下来了，最后在强大的盟国帮助下，打回国内去，推翻旧政权，终于坐上了他早该坐的宝座。

　　然后，他又用几年的功夫，远交近攻，精打细算，终于成就一代霸业。在他身上，内敛、隐忍、机变、远谋，善长心理攻势，标榜道德力量，这些政治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这些影响，并最终成为山西政治智慧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和重耳一样，战国时赵国大臣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伟绩照样让人称道，更难得的是，他善自谦抑，相忍为国，和廉颇上演了一出“将相和”，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绝对是莫大的幸事。

　　不过，集晋官优点大成的，还数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康熙朝名臣辈出，千古传诵，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重臣名宦少有善终，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乞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康熙皇帝称其“几近完人”。

　　在王跃文的《大清相国》中有一段评价，是这么说的：“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这其实是为“几近完人”的一个注脚，也反映出山西官员，甚至是全国官员中数一数二的政治智慧。

讲秉直，但绝不上纲上线

　　这两年，太原人狄仁杰在大小银幕上都火了一把，尤其是“虽万千人吾往矣，心安即是归处”的处世哲学，备受世人称道。他秉承了家族的为官风范，敢作敢当。爷爷狄孝绪，在唐太宗手下当尚书左丞，也就是管理全国官吏的考核任免的“组织部副部长”；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相当于一个军区司令的参谋长。

　　狄仁杰在大理寺任职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常常会对皇帝说“不”，但非常讲策略。

　　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长孙皇后墓旁的柏树，让唐高宗大怒：“把我娘陵上的树砍了，是使我不孝，必须杀！”

　　狄仁杰神色不变：“在陛下面前较真儿，自古就是讨人嫌的活儿。遇到夏桀、纣王这样的昏君，当然是不可能的任务，但遇到尧、舜，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陛下如今要为一棵树杀一个将军，百年之后，人家还不得说你是昏君啊？我不能陷你于不义啊……”这样的话说出来，既达到了目的，又使得君臣两欢。

　　可宦海沉浮，谁不是如履薄冰，狄仁杰在官居宰相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之日，武氏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

　　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就招的可以不灭门。狄仁杰直接就承认了“谋反”，有一个叫王德寿的判官对老狄说：“我每天都在这里打杂受气，想往上升升，麻烦你老人家把杨执柔也拉下水，怎么样？那样你可以免死。”

　　老狄再一次发挥猛人的特质——他一头撞上柱子自杀，结果血流满脸，还大喊：“要是我做这种事真是天地不容啊！”害怕了的王德寿只得道歉，还顺带检讨了自己的卑鄙。

　　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再严格看管。狄仁杰一看自己躲过了老虎凳和辣椒水，就把被头拆了，用血书写了“自己冤”，置棉衣中，请判官转告家人说：“天热了，让我儿子把棉被拿走。”最后几经辗转，终于获救。

　　和狄仁杰一样，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智慧。原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石英就分析过于成龙“很会做官”：“假如他像前朝的海瑞公那样，既反贪官又‘骂皇帝’，肯定要招致‘龙心不悦’，而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其实，于成龙和海瑞的不同，一共有两处，一是“以文吏而擅武略”，他决非只是内省以洁身，而更有外攘以清境的“业绩”在。再有，就是一生低调。

　　于氏家族，在山西永宁属于大富之家。明朝中叶曾出过一名“大中丞”于坦，他在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后，急流勇退，辞官回乡，过起了富裕乡绅的日子。祖上务实的家风，也影响着于氏的后代子孙。

　　于成龙本是明崇祯朝的秀才，明末战乱时，他一度在安国寺躲避战乱，隐居读书，长达6年。等到清顺治十二年江山初定，急需大批人才时才应招出山。做出这种人生选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但45岁的于成龙没有顾忌各种阻挠。

　　类似狄公和于公的山西良吏很多，汉文帝的侍从官郅都，西汉名吏尹翁归，都以铁面无私，为官清正敢于直谏著称，但均在原则的要求下有尺度；北宋名相文彦博、司马光更是名垂千古，有意思的是，都流传下了他们两人童年时的机智故事——文彦博灌水浮球，司马光砸缸。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因为倾慕司马光，甚至不远千里步行从江苏走到山西的司马光墓旁，安心著述，最后陪葬在墓旁。

　　机智，但也讲原则，这便是古代山西清官们的秉性了。

受“打压”，但从未自暴自弃

　　太原是很多朝皇帝的“龙兴之地”，按过去的说法就是这里有龙脉。

　　于是，宋太宗赵光义在灭北汉国后，引汾、晋之水灌晋阳为废墟，降为“平晋县”，这倒没什么，改朝换代焚毁敌国都城本是常事。但赵先生为了割断所谓的龙脉，阻断太原的王气，把十字路口全部堵死而改作了丁字路口就太小肚鸡肠了。

　　甚至，宋、明等封建王朝也很少给山西派来智官，因为统治者看来，山西是财富的输出省，需要压制，但这并不妨碍一代又一代山西官员靠着自强不息而成长。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想要在政界游刃有余，只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软”的一面，想办法收拢人心。在这方面，山西人有着丰厚的政治经验。山西历史上的一大批贤臣名相，他们的经验智慧，至到今日，还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历朝历代很多人分析过山西裴氏家族经久兴隆的原因，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总结了三条，即联姻、世袭与自强不息。

　　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过驸马、皇后、太子妃、王妃、公主、荫袭95人。由联姻、世袭所结成的封建裙带关系，这无疑是促成裴氏人物显露头角的优越条件，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对于公侯将相数以百计的裴氏家族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在于他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如裴行俭由于父亲功绩被补为弘文生，却以此为耻，执意自学考试，步入仕途，后成一代名将。

　　“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是裴氏家风的主要特征。裴氏曾有家规，子孙考不中秀才者，不准进入宗祠大门。以裴氏家族为镜，也可窥这些优秀山西官员的特点。

　　有历史学家评价山西人武可安邦，文可治国，经国济世也正是历代读书人的最终价值体现。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曾向属下官员们推荐过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书中称“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正是古代山西百姓和官员们，合力孕育出了这种“胸怀天下”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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