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行 拉姆之死：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恶行？

“这个世界不会变好了。”

在一些残忍到人神共愤的新闻的评论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表达。

四川阿坝“网红”拉姆在家中直播时被前夫用大火焚烧，致全身大面积烧伤。经过半个多月的抢救后，拉姆仍不幸于9月30日去世。

和大家的感觉一样，震惊又难过。

大部分正常人理解不了为什么有些人能坏到那种程度，他们为什么能干出那种坏事？

有些人说因为他们是坏人，这其实相当于没有解释，这样的解释也无助于人类社会采取办法遏制这些恶行。

有些科学家试图找到恶行背后的原因，并因此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许，这些努力有价值么？

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有新闻报道了一个儿童在电梯里踢打一个邻居的幼儿，而后又将这个幼儿残忍地从楼上抛下。

这个新闻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当时的困惑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无由来的恶？这个作恶的儿童有改好的可能么？是不是将其人道毁灭才是对社会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都很清楚，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那个恶童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那么，如果将类似的恶童当作研究样本，又能够得出什么结论？

凭空玄想，我认为那类恶童一定是大脑本身存在缺陷，但更深的东西就想不清楚了，带着这个问题，我找到了一本书——《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一、

但有一个极特殊的例子，会让人觉得地狱里也有微光，故转抄在此：

一个党卫军看守命令这个囚犯把绳索套到朋友脖子上。然而囚犯怎么也无法遵命，他的双手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剧烈颤抖。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接过绳索，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他吻了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本书的作者为什么会研究这个话题？

因为他在7岁那年，父亲给他讲了纳粹把犹太人做成灯罩的事情，从此他年幼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一个疑问：人居然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对待吗？

在本书中，作者对恶行的解释是「共情腐蚀」，短暂的「共情腐蚀」是由于人产生了激烈的情绪，比如仇恨。

一个人一旦失去共情，就可能完全专注于自己的感受，而完全不把别人当人，就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来对待，那么，他们做出何等残忍的事情就都是可能的了。

共情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能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样想法和感受，共情就是我们放弃了单一的关注焦点，而采取了双重的关注焦点。

科学家就是有趣，他们总是能想出这些高深莫测的学术表达，在我看来，这不就是将心比心嘛！

就总体情形而言，共情商数在人群中呈钟形正态分布，即极度缺乏共情和极高水平的共情在人群中都较少。

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不同共情水平背后的生物学基础又是什么？

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科学家设计了一系列富于想象力的试验，揭示了至少10个与共情相关联的脑功能区，比如内侧前额叶皮层、躯体感觉皮层、杏仁核等。

理论上倘若这几个脑功能区遭到了破坏，那么此人的共情能力就一定会发生改变，伦理上当然不允许科学家实施这样的试验，但有些刚巧发生意外的病例可以佐证这一点。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1848年，25岁的菲尼亚斯·盖奇意外被一根铁棒刺穿了头部，大难不死之后，他由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变成了一个幼稚粗俗满口脏话的人。

一百多年后，几位神经科学家得到了他的颅骨，利用现代影像技术，算出那根铁棒破坏了他的内侧前额叶皮层。

外科医生John Hunter认为，外科医生的心灵应对必要的残忍习以为常。也就是说，这种必要的残忍是可以通过专业的训练而实现的，因为我们的躯体感觉皮层在我们观看别人遭遇切割针刺时会被激活，当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痛苦时，我们就会感到残忍而退缩，但外科医生的躯体感觉皮层在遇到同样的画面时，会比常人的活动更少。

这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所以大部分外科医生在其余的场景还是能表现出跟其他人一样的共情能力，这个职业也不是犯下杀人伤人等恶行的高发人群。

那么有些共情水平极低的人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一学说，现在已经有许多证据支持，长大后成为边缘型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常有一些相同的问题，比如乱伦、虐童、家庭暴力和酗酒，早期发育中受到的创伤会使人产生边缘型人格，并以独特的方式丧失共情。

科学家发现，这类人的共情回路的一大部分与常人截然不同，他们的神经递质和5-羟色胺的结合比常人少。

病态人格障碍也被称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因为这类人体现了一种普遍的模式，即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他们甚至会很享受别人的痛苦，在观看某人故意使另一个人痛苦的影片时，这些人的奖赏回路都显得格外活跃。

这种模式源于童年或青春期，并一直延续到成年。

研究发现，成为这一类型的人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在童年遭受过父母的拒绝，孩子会因此暗自极度愤怒，并产生强烈的恨意，但孩子太弱小，还无法对父母表达这股怒火，于是这恨意就慢慢积累，等到成年再爆发出来。

科学家通过观察猴子的母爱剥夺，向我们揭示了糟糕的依恋关系对社会性灵长类动物造成的诸多风险，它不仅使猴子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把同类友善的举动误认为袭击，还会使孩子长大后更容易成为严厉苛刻的父母。而那些由母亲抚养和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猴子，就能明确地区分另一只动物的意图是攻击还是友善。

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和他们讨论某个不好的行为的后果，就会使孩子在道德上发展的更好；而父母用专制和惩罚的手段，孩子在道德上就发展的较差。简而言之，就是父母用共情教孩子适应社会，孩子就不太容易犯罪；用体罚使孩子服从，孩子犯罪的可能就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平均而言，男性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概率要比女性高得多，这个差异可以用眶额皮层的两性差异来解释，男性的眶额皮层体积比女性小，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男性的眶额皮层更小。

相比于边缘型和病态型，自恋型人格障碍似乎社会危害要小一些，也不大会引起暴行，但这类人会在社会生活中显得比较讨厌。

一个有趣的数据是，自恋者中至少有50%到70%是男性，所以杨笠在脱口秀大会上的段子是有道理的，有些脱口秀演员真的是不愧人类行为观察大师的美誉。

所谓过犹不及，与前两者的成因不同，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成因，有研究者猜测可能是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欣赏导致的，对他们的外表和才能的过度赞扬、过分宠溺，以及缺乏现实反馈的一味高估。

二、

如果我们要研究人类恶行的成因，就不得不考察所有证据，而不是止步于父母的养育方式的影响。

在匹兹堡最贫穷和危险的街区长大的孩子，大多下场悲惨，纷纷卷入帮派战争和毒品犯罪，不是坐牢就是死了，但在这个街区也有一位最后成为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如此极端的环境，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单单严酷的环境显然不足以造就精神病态者，其中必定还要遗传因素在起作用。

在成为边缘型人格的风险中，大约有70%是可以用遗传因素来解释的，虽然虐待和冷落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一个人要成为边缘型，首先还得有一些遗传易感性才行。

动物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敲除了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雄性小鼠会表现出更多攻击行为，在人类中，一个单胺氧化酶A基因发生变异的荷兰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

有些读者可能会对动物是否也有共情感到疑惑，书中列举了两个有趣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一只大鼠懂得了推动一根杆子就能把另一只悬挂的大鼠放回地面，它就会推动那个杆子。咦？大鼠的那个小脑袋瓜里也有这么神奇的思维哦！

另一个恒河猴的试验更令人震惊，那些学会了拉一根链子就能获得食物的猴子，在得知这个动作还会使一个同类遭受电击之后，就不愿再拉链子了。

你看，就连有些猴子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同类的痛苦之上，相比之下有些以制造同类痛苦而取乐的人渣，真是连猴子不如了。

三、

除了父母养育和遗传因素而外，作者还对平庸之恶做了讨论，历史上类似纳粹造成的集体暴行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种众人的大规模的对同类施暴的行为，也能用共情腐蚀来解释么？

典型的例子比如——

A：我只是提供了犹太人的名单而已。

B：我只是逮捕了他们而已。

C：我只是打开了火车的门而已。

D：我只是引导他们上火车而已。

E：我只是把车门关上了而已。

F：我只是开火车而已。

……

Z：我只是放了毒气而已。

这些人里没有一个对这些严重的屠杀罪行负有全面责任，每个人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孤立的小环节串联在一起，最后就导致了可怕的灾难。

个人的信念或者实际的政治环境可能是他们行为背后的推动力，作为社会性灵长类动物，人类天生会对群体表现忠诚，看重本群体利益，并轻视别的群体，愤怒、憎恨、嫉妒或复仇心这些情绪都能降低共情，使人做出侵犯行为。纳粹的恶行表明，处于群体中的人，即使是轻微的缺乏共情的行为，如果不加注意也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剑桥历史学家伊恩·肖克曾言：通向奥斯维辛的路是用冷漠铺成的。

四、

以上的讨论令人绝望，人类的恶行列举起来似乎是没有尽头的，那么，我们的世界还会变好吗？

如果我们以百年千年的时间标尺来考察世界，其实不难得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最好的时代，战争越来越少，弱者的权益在逐渐得到保障，犯罪率在普遍降低，我们可以认为在总体上人类的共情能力在逐渐得到提升。

但那些已经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共情能力甚至已经犯下罪行的人，还有恢复的可能么？

比如一个证据确凿的恶棍对自己的罪行表达了悔恨，也受到了惩罚，那我们应该关注他的善良品质，并希望改造他吗？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跟我一样猜到了作者肯定是一个反对死刑的人，作者认为，死刑不仅野蛮，也断绝了当事人改变和成长的可能。

已有的证据表明，共情能力是可以改善的，一个在共情量表上得分略低于均值的人，完全可能在干预之后提高共情。

但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作者也认为共情为零的那些人能否在干预之后获得共情是个需要验证的问题，那怎么就敢言之凿凿地反对死刑呢？

在现实世界里，死刑的判决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但在逻辑上，作者的论述尚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认同作者认为赞同死刑的人就是失去了共情，只不过我们共情的对象是受害者家属罢了。

冤冤相报，造成了多少人间苦难？

书中最后举了一位以色列父亲和一位巴勒斯坦父亲彼此共情的例子，他们的儿子都死于与对方的冲突之中，他们因为共同的悲伤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

「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失去了儿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这样的悲剧必须结束，不然就会有更多像你我这样的父亲体会失去爱子的可怕痛苦」

最后，作者对人类的未来做了非常乐观的预测：每一滴共情之水都能浇灌和平之花，共情是一款万能溶剂。任何问题浸泡在共情中都能得到解决。它是预测和解决人际纠纷的有效手段，无论那是婚姻不睦、国际矛盾、工作冲突，还是友情中的磨难或政治中的僵局，是家人间的矛盾还是邻里间的纷争。

我也相信如果人人能有共情，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可问题是现实世界是复杂而残酷的，一个有较强共情能力的人，在现实世界里往往是更痛苦更倒霉更憋屈的那一个，中国有「君子不可以欺其方」的说法，还不是因为君子受到的欺负实在太多了么？如果人人都觉得君子可欺，那岂不是都在希望别人去做君子，而自己做那个小人？

如果所有人都是在比着作恶，那世界岂不是会越来越糟？

但跳出局部的小环境，我相信人类世界有不断向善的趋势，人类所以最终击败地球上的全部动物坐上食物链顶端的宝座，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我们比其他动物更能共情自己的同胞，我们能合作，能感知彼此的痛苦，我们会彼此救助，我们发明了医学，我们建立家庭。

历史并不是像《百年孤独》描述的那样不断重复和循环的，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文明在不断进步，只是这一速度极慢，偶尔还有曲折和倒退，和祖先们相比我们幸而生逢最好的时代，我们所以会感到痛苦，并非是因为世界变糟了，而是我们的共情能力变强了，原来不以为意的痛苦被我们敏感地感知到了。

我们不像祖先活得那么糙，所以我们更渴望公平和正义，我们更关注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更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们也会将这一份共情再传给下一代，身体力行地去推动世界朝向给美好的方向进步。

每一滴共情之水汇聚起来，就是涓涓细流，这些细流汇聚起来，就是滔天巨浪，这细流将灌溉良田，这巨浪将冲刷罪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寰球同此明月，千里共婵娟。

烧伤科大概是最不招年轻医学生待见的科室之一，原因就是这个专业要目睹太多的人间惨状，而且治疗过程漫长而艰难。连医生都耐受不了的残忍情形，伤者本人所经历的痛苦，大概也只能用炼狱来形容了。

据说，在医院里的拉姆曾经一度恢复过意识，在她被烧伤后还能思考的那段时间里，她该是多么的绝望、恐惧和不甘。

她明明是尽力逃避尽力保护自己了，结果还是难逃这样的厄运，法律为什么没有保护这位弱女子？

让公众感到愤怒的是，这一凶案并非是一场毫无征兆的飞来横祸，而是暴力没有被及时遏制遂逐步升级形成的最坏结果。

对于一些只是偶然关注到这一新闻的网友来说，他们可能还不清楚像拉姆这样的惨剧，早已发生过万万千千。这里的万和千都不是夸张，不是虚指，而是实打实的数据——

1952年《中央政法公报》刊载的《婚姻法执行情况中央检查组检查报告》提示：在婚姻法颁布之后的两年内，中南与华东两区各有妇女两万余人发生非正常死亡。

1953年《新华月报》第4号作者署名为刘景范的文章《贯彻婚姻法是当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重要的政治任务》提到：根据中南区1951年不完全统计，各地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或被杀的，一年有一万多人。

195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东北华北西南等地区男女不平等，妇女受虐待甚至遭受野蛮迫害和残杀的问题亦同样存在。据估计全国每年因婚姻问题死亡七八万人。

这一死亡的数量级，已经堪比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了，这还只是统计了死亡的人数，倘若算上致伤致残的，数据就会更触目惊心了。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诧异，这些数据以前怎么不知道？

我跟你们一样，第一次见到这一组数据也是心下一惊，完全想不到为了争取婚姻自由，我国人民曾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

在21世纪20年代，这样的悲剧居然还要继续，有些人应该是真的不知文明二字为何物。

我们在昨天的文章里分析里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关闭了共情，可以将她人视为物品来残忍对待，按照那本书作者的观点，这种共情关闭是可逆的，不应该判处死刑。

讽刺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尚保留死刑的国家，对杀妻之类的案件还真就很少判处死刑，我不太能接受这背后的逻辑，在我看来，这种能对昔日的亲人干出如此残忍行为的人，彰显的人性之恶程度更高，理应判得更重才对，因为这样的残忍行为，是对基本人伦的背叛，是对人际关系的最严重破坏。

一个会对自己昔日妻子自己两个孩子的母亲痛下杀手的畜牲，哪里还有半点人性，哪里还有什么宽宥的理由，他的犯罪行为哪里有一星半点儿的可同情之处？

比较奇怪的是，无论受害者有多么无辜，无论加害者有多么泯灭人性，也总有人为这样的恶行找理由，比如有一条留言就说：

一个男人如不是被伤的痛彻心扉了，不会痛下杀心。

问题是，这世间怕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情感方面的挫败，所以诗人歌德才会说：「被拒之恋，如置身地狱之火中。」因为这种痛苦只是寻常人生中几乎必然要经历的灰色事件，诗人的感叹能够唤起大部分人的共鸣，大部分流行的情歌也喜欢抒发这种痛楚。倘若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个原因就去杀人，人类恐怕早就灭绝了。

所以我强调情欲之苦，就连医药之神也没有治疗办法，你只能自己捱过去。无论男人或者女人，其实一样可能经历情感挫败，但因此会杀人的，却多是男性，面对同一个世界，女人显然比另一半的人要多承受许多风险，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文明世界。

性别我们无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待同胞的方式。这实在不是多么高的要求，无非是把所有人都当成跟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尊严有价值有自由追求有安全需求有情感欲望的活生生的人，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欲求得不到满足，就去践踏别人的尊严和自由。

我时常说众生皆苦，但是当我意识到这痛苦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有一半的人承担了更多的痛苦时，我就会思考，我能为减轻彼方的痛苦做些什么？

你我皆凡人，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照顾好家人朋友，其实已经快筋疲力尽了，我们不见得有余力把某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从深渊里拯救出来，但是我们起码不应该落井下石，不应该眼看着有人受苦受难却还大放厥词去合理化那些苦难。

我有一次在晚上给一个小女孩做手术，术后跟那个男家长交流，我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很早就去世了，而后孩子的妈妈带着她改嫁，一个月前，妈妈也去世了，这位男家长，是小女孩的继父。

我听完他的这些叙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心里却一阵阵难过，人间怎么可以这么苦？临离开医生办公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对值班的同事说，对那父女俩态度好一点，他们太苦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着那个苦命女孩的病情，街灯清冷，零星有几辆出租车在街上游荡，因为离家太近了，我自然舍不得打车，冬天的晚上虽冷，可走回去也不过就30分钟的路罢了。

然后我就忽然意识到，如果我是一个女医生，我可能就不敢在半夜步行在街头，也许就不心疼打车钱了，可又想到当时有女乘客被司机强奸伤害的新闻，又觉得打车也不安全，那就只能自己开车了，结果我还想到，有一位女司机因为一点小矛盾被一位男司机别停之后，拽出来痛打……

想到自己的全部女性亲友都将要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胸口就很堵，这个时候我发现在我的前面大约两个身位有一位女士也在以一个跟我差不多的步速往前走，她也是要在这个寒冷的午夜里走着回家么，她也是舍不得打车吧。

于是，我故意放慢了速度，让她能够跟我拉开一个让她感觉足够安全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