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11-12 12:17:13
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刻，医院肯定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工作的医院决定设立中转病房，减少医务人员和患者暴露的风险，由于我所在的病区在最高层，位置比较独立，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身上。
直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觉得害怕了，从前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的SARS病毒，仿佛就在眼前，急急地压迫着我。然而这个时候早已签了实习合同，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医务人员工作的危险和不易，其实是被逼上梁山的。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级的防护服，需要从后面拉开拉链钻进去，带上帽子、口罩和防护镜，然后再穿一层普通系带的隔离衣，再戴手套、穿鞋套。
我穿戴好一身开始给入院患者登记、抽血，很快就发现护目镜没戴一会，就结了一层雾气，眼前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只好想了个办法，戴着手套勉强摸到患者血管后，以穿刺点为圆心消毒，然后在消毒范围的中心直接进针。
仔细想想，我的穿刺技术八成都是那会练的，而病人大概也体会到这种穿刺方式不易，就算一次不成功，基本也没人会提意见。
忙忙碌碌一上午，倒也过得很快，等到老师叫我换班吃饭的时候，我还奇怪这个防护服怎么这么难脱，好不容易脱下来，才发现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大概是光为了抽血的事着急了，都没感觉到不适，这会才觉得又热又闷，整个人快要虚脱了。
由于还有许多病人等着住院，那天很忙，中午吃饭时间短，匆匆喝了几口水吃了点饭，又要赶紧穿上隔离服继续忙碌，大概吃得太急，穿隔离服的时候还咳了几声，结果一众同事纷纷投来问询的眼光，我只好陪着笑解释，我没事，没事，大家别紧张。
现在想想，那会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医疗防护技术和观念，也没有核酸检测，疑似病例完全就靠医务工作者近距离照顾观察，就像排头兵一声令下直接往前冲，也是蛮悲壮的。
这一天又忙到晚上十点，所有病人才算全部接诊完，这一次，我主动要求不回家，不顾父母担心地唠叨了半宿，还是住在员工宿舍了。
经历了一场忙碌，工作终于渐渐步入正轨，然而紧接着又迎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肿瘤病人往往易发肿瘤热，一位患者可能上午好好的，下午就突然高烧起来，导致我们工作时总是很紧张，给发热患者做血培养的时候，尽量小心翼翼的，不暴露自己，并且做好手消毒，以免感染其他的患者。
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发热到39度，我去给他抽血做培养，发现他出现了腹泻的状况，便盆里满满一盆水状的排泄物。病人看到我很尴尬地用被子想要遮掩自己的身体，但他年纪大了动作又不太灵便，反而越弄越糟糕。
我尽量平静地走过去，一面把被子拿开试图让他安静下来，好帮他清理被排泄物弄脏的身体，一面问他：“您的护工呢？”
“他害怕，走了。”老人说着，突然像个小孩儿一样捂着脸“呜呜”地哭了。
“护士，我为什么总发烧，我是得了SARS吗？”老人不等我回答，又哭着说到，“算了，你别管我了，不论癌症还是SARS，反正我得了肯定要死，还不如现在死了倒好，你出去吧，别连累你们了。”
我看到他那样子，不由想起了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这个时候住院了，应该也是这样的境况吧？想着想着，心里就禁不住一阵心酸。
我安慰了老先生几句，叫来别的同事一起把排泄物帮他处理了。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帮助病人处理排泄物的时候，常常有患者会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拒绝我。其实对于护士来说这不算什么，护士一般对这种场面相当习惯了，我就常常处理完排泄物、呕吐物、病人体液什么的，回过头来就去吃午饭，完全没压力。
安顿好病人，我跟主任说了这件事，想看看这个时候，能不能尽量帮老先生安排一个护工，主任面有难色。我也知道这不容易。我们医护人员受过专业训练就不说了，可是一般护工都是招聘来的社会人员，短期合同，赚钱也不多，这个时候面对病毒，自然更害怕，更想逃离，我们也没有理由非要逼人家留下。
主任最终决定去找老先生原来的护工谈一谈，正好他正在收拾东西，还没有走。主任把老先生家属不能进来又请不到护工的窘境说了，请求他再照顾老先生一段时间，并表示家属愿意给他一些补偿。
那个护工是个红脸庞的憨直男人，他对主任笑了笑说：“行啊！那我就再干一段时间。”
主任惊讶地看着他，大约本来以为他会拒绝。
他抓抓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
主任有些激动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那个护工急忙摆手：“没有没有，主要是吧，我照顾老先生快一年了，看他现在有困难，我心里也不好受，再说了，我总觉得，这次这个肺炎，他是病，也是命，如果该着我得上，我也跑不了，您说对吧？”
“要说有什么要求……”他又不好意思地抓脑袋，“我想先把老婆孩子送走再上岗，行吗？女人胆小，我让她们先回老家了。”
主任连连点头：“应该的，你先去吧。” 护工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突然有些感慨。无疑，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与此同时，一些平时沙砾般不起眼的人物突然就绽放出光芒，让我们看到他埋藏心底的勇敢与良善。
诚然，病毒袭来，医务人员是奋斗在第一线的，所以宣传报道的也更多一些，可是在我们战胜SARS的过程中，我也时常被一些角落里默默无闻的身影感动，那些收拾医疗垃圾的清洁人员，那些安慰、照顾病人的护工和志愿者，那些给患者带来可口饭菜的食堂工作人员，那些帮我们处理被服的洗衣房工人……
他们大部分赚钱不多，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医护人员的工作会有许多不便，医院也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他们这个时候明明可以选择走掉，没有人会责怪他们，却肯冒着风险留下来与大家共患难，更加让我感动不已。我也是从那时真切地感受到，无论地位高低，这世上总有许多好人，他们有金子般的心，他们是社会的脊梁。
那位老先生最终确认并非SARS患者，病情也得到了控制，很快转入普通病房。那天我望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他的护工小心地扶着他的手臂，两人一路有说有笑。我真心祝福他们，今后的路能走得顺利。
这一天，我没有留在医院，下班后回到了家，或许那个护工说的也对，我决定正视风险，不再逃避，所以我回到了家，毕竟，我将要长期与病毒作斗争，我必须做好防护，同时，也不能再惧怕它。
正好第二天是我歇班，回到家后，我把穿了几天的衣服都洗了，晾在阳台上，然后躺在久违的床上进入了梦乡，一夜无梦，很久没有睡得如此香甜。
第二天醒来后，我吃过早餐去收阳台上的衣服，正好隔壁邻居也在晒衣服，我笑着跟他打招呼，谁知道他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回了屋，搞得我莫名其妙。
爸妈买菜回来以后，我跟他们说了这件事，并且半开玩笑地问：我不在的时候，咱家没得罪他们吧？
爸妈脸色异样地岔开话题，我觉得不太对，再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刚刚爸妈下楼，有几个邻居因为知道我在医院工作，就不放心地追问爸妈，怎么还让我回家，医院怎么不统一安排医护人员住宿之类的。
尽管爸妈一再地保证我们医院并没有出现过SARS病例，我回家对于他人是安全的，但邻居还是很不放心，关系差点闹僵，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我可以继续回家住，但尽量别出门，也不要再在阳台晒衣服，那些我在医院穿过的衣服，他们看着膈应。
听完这一切，我像当胸被人打了一拳一样，胸口发闷，说不出话。
我一直以为我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坚持在医院工作，说不上多伟大，但至少也是恪守本分，没有逃走，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甚至在别人面前还有点沾沾自喜，以自己的工作为自豪，万没想到大家是这样想我的，仿佛我正在把致命的病毒到处传播一样，一盆冷水就这样浇在我头上，冷得我透不过气。
之后的日子我只能深居简出，尽量下班以后不出门，尽量夜里晒衣服，早晨上班前收回去，在委屈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反而倒想开了。
想必邻居们如此行事也并非针对我，而是面对看不到却又无处不在的病毒惊慌、恐惧罢了。话说回来，谁又能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做到面不改色呢？如果我不是在医院工作，恐怕也差不多吧！他们也只想保护自己、家人，就算言语有些过激，但本质上也没什么错。想到这，心情倒也好多了，有些事，或许必须放过别人，才能放过自己吧！
放平心态之后，我开始设身处地的为邻居着想，尽量不出门，出门也带口罩，遇到邻居，还是会远远打个招呼。没过多久，我发现跟邻居的关系似乎有所改善，他们会主动跟我聊两句，虽然还是远远的戴着口罩。有时家里做了好吃的，隔壁大妈还会拿一些来给我，并嘱咐我注意营养，注意休息，在医院要做好防护。
也许人情本就是相互的，你做一分，收获三分，现在想想，也算个意外收获了。
每日战战兢兢的难熬，却也忙忙碌碌过得很快，一个月后，新闻里的感染人数开始下降，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劫后余生的人们有种喜极而泣的冲动。
在中转病房终于关闭的这一天，我们终于脱下闷热的防护服，患者全部顺利转入了普通病房，很幸运没有一例确诊病例，病房要彻底消杀之后再收病人，我们得到了一周难得的假期。反倒是门诊因为接诊了一例疑似患者，全体同事在发热病房里隔离观察。
那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医院为庆祝终于熬过了非典而举办露天会议，医护人员站满了整个医院花园，院长在台上有些激动，慷慨激昂地讲着话。
我无意间一抬头，却看到几扇紧闭的窗户里，一些闪亮的眼睛紧贴着，和我们一起关注着院长的讲话，是那些被隔离的同事们，他们很平安！他们正和我们在一起，心脏和我们一起跳动。
那天院长讲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讲话的最后，院长突然提议道，同事们，让我们为自己，也为正在隔离的同事们鼓鼓掌加加油，让他们早日归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好吗？
院子里响起热烈的掌声，窗户那里，那些眼睛一隐一现，我知道，是隔离的同事们在一次又一次地鞠躬致谢。这一刻的场景，久久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不曾忘却。迎着阳光，向着微风，万物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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