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曼 莫阿迪：人们误解了伊朗电影

怎么绕过“红线”

上海观察：《一次别离》涉及宗教、妇女权利等很多敏感话题，我们很好奇，这部片子在伊朗是如何被通过并上演的？

佩曼·莫阿迪：这部电影讲述了别离，但并没有违背宗教，或者伦理，反而这部电影充分尊重了真正有信仰的人。导演法哈蒂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和我都在那里住过几十年，我们都知道怎么写可以规避“红线”，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受到很严格的审核，虽然也有一些建议和提醒，但都不是非常苛刻。

我知道该如何去和他们沟通，知道他们的顾虑，会问哪些是他们觉得不好的，那就改变那些部分。或许我做错了，但我不去挑战他们。我试着去和既定系统合作，有时候政府不会那么支持，但他们决不会完全反对。

上海观察：您不认为“红线”的存在，会令艺术窒息吗？

佩曼·莫阿迪：媒体总是通过报道其他国家的负面消息而获益，我不想把伊朗的敏感问题特殊化，不只是伊朗会有敏感问题，中国有，那些说伊朗的敏感问题的人，他们的国家也都有。欧洲，工业界也都有自己的敏感问题。关于敏感问题最糟糕的部分，是把敏感问题资本化，你给钱我就不说，你不给我就说。

伊朗有自己的“红线”，我们这些编剧懂得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我们必须要聪明，“敏感问题”会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力，用艺术或者绚丽的方式去表达，这也是更为成熟的处理方式。

当然，敏感问题不可能是乐观的，但没有事情可以阻止你制作好的电影，没有人能阻止你说自己的故事。当你脑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你相信的故事，你需要跳转到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强。

在可以思考的地方生活

上海观察：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昧，外媒报道说，《一次别离》的女主角蕾拉·哈塔米，日前因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与该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互相亲吻脸颊而在伊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你怎么看这件事？

佩曼·莫阿迪：没有那么严重，蕾拉仍在工作。每个国家都有些规则，如果你要生活在那个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你可以选择不这样，所以有些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可以捍卫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

而且，并不是说伊朗人民都那么苛刻，其实只是有一两家报纸反对。蕾拉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士，她有两个小孩，是个非常顾家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好。只是当一个人变得有名，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就像是打包连带的一样，事实上这不是件大事。

上海观察：你在纽约出生，在你5岁时搬回伊朗，之后经常随着家庭一起在洛杉矶和伊朗之间往返。没有想过在好莱坞发展？

佩曼·莫阿迪：在好莱坞我确实有好多选择。但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千万个人就会有千万种不同的想法。我留在伊朗，因为我爱我的国家，我爱那里的人民，我了解他们，这样我才能写出好的剧本。

我观察研究了很久伊朗人，我知道如何写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地沟通。或许今后我会想到其他国家去，但现在我有家庭，有两个小孩，所以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整个家庭的决定。

对我来说，关键是选择生活在那个能更好工作、思考以及让我更有创作力的地方。没有一个国家会是完美的。我觉得生活在伊朗很高兴，所做的工作也让我很满意。未来，只有上帝知道。

好剧本最重要

上海观察：你的电影很受中产阶级的关注。伊朗的中产阶级是什么状况？

佩曼·莫阿迪：中产阶层是伊朗社会最大的组成部分，对我来说，中产阶层的生活是电影制片的主要题材，所以我设法去读懂他们。

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和东京、北京、上海、巴黎、纽约等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人们过相同的生活，也承受着相同的问题、苦难和顾虑，或许看起来有点不同，但他们的现实生活所要面对的“任务”是一样的。 这也是类似《一次别离》这样的电影成功的原因，因为关注到了普通人的问题——生病的父亲，和世界上很多其他人一样需要面对；离开一个地方去寻找更好的，也是好多人的想法。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要解决的家庭矛盾，人们觉得影片和他们有关，有触动，所以成功了。

上海观察：据说《一次别离》的投资只有50万美金，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这个费用和美国或和中国的电影制作成本比起来，都显得很少。

佩曼·莫阿迪：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制作电影的投资在哪里都不容易获得，在伊朗也是。这是一项个人的投资，而不是政府的。

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伊朗拍电影没那么贵。一方面，如果投资者喜欢你的电影，他会投钱进来帮助你；另一方面，明星也愿意拿比平常偏少的薪水来参与你的电影。所以在我看来，还是那句话：好剧本、好故事，最为重要。

电影是逃离现实的通道

上海观察：是否担心过伊朗之外的观众无法理解伊朗电影？

佩曼·莫阿迪：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顾虑。在我看来，如果你想取得成功，尤其是国际性的成功，你首先要取得地域性的成功。如果你是为了其他国度的人来拍电影，一味迎合所谓的国际口味，那你注定会失败。你写一个故事，首先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你的故事首先要让身边的人有认同感，先要和你自己的文化契合。

人们有时候会希望逃离生活，那是电影的本质。人们工作、养家，他们需要一些东西从生活中抽离出来，让他站在别人的角度去遐想。《一次别离》表现的是很地方化的生活，但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好比踢足球，（各国）用各自的方式和体系玩。电影也有它自己的体系。

上海观察：怎么看待电影的商业化？

佩曼·莫阿迪：我并不执导非常商业化的电影，也不看，但我知道商业对电影有多重要。伊朗最成功最受人欢迎的电影都是商业化的。当然 ，一个好的电影确实需要有商业化的部分，一部销售不好的电影是有问题的。

我相信在中国，如果你拍一部有文化涵养的电影，也会有足够的人去支持。人们会来看这些电影并沉浸其中。我不指望它像纯商业大片那么成功。不像现在那些已经成功的商业影片，没有主题，没有信息，我不想那样的成功，我也不要那样的成功。但我相信所有好的故事都会成功，不论它以何种方式，这都是技巧。

谋生和事业是两码事

上海观察：在职业生涯初期，你曾经写过不少电影剧本。以编剧开始职业生涯，再到演员、再做导演，你是怎么做到这种过渡的？

佩曼·莫阿迪：我写了可能有6-7部电影，当时我以写剧本为生，但我真正的兴趣是电影制作。

一开始我非常想去纽约大学，但是没有实现。我一直就想成为导演，所以我从一个讲故事的编剧开始做起，编剧的经历对我是很重要的，迄今我仍是一名编剧。电影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剧情、故事和场景编排，现在我还在坚持写剧本，我总是忙着写剧本，总是！

作为一个演员，在《一次别离》以后我接到了很多角色邀请，但我没有演很多，我不是一个非常想做演员的人。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在演艺圈，决定你名声的不是你做了什么电影项目，而是你拒绝做什么电影项目，我不想演我不感兴趣的电影，我必须爱上这个剧本这个角色，不管我是写剧本或是演角色，都必须要这样。我很幸运，如果没有我想演的角色，我仍然可以写剧本谋生，养家糊口。

上海观察：你说你只演感兴趣的剧本。什么样的剧本吸引你呢？

佩曼·莫阿迪：我不是在寻找什么特定的事情，如果寻找特定的事情，那就是在重复自己。我不喜欢演同一类型角色的演员。我读一个剧本的时候要觉得这个剧本很棒，让我想要成为这个电影的一部分，你看到这个剧本，脑子里就有电影的画面。第二，我要明白我能为这个电影增加些什么，我的存在能不能让这个电影变得更好，如果不可以，那或许另一个演员可以。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后来我去了工程学校，但我不想成为一名焊接工程师，于是去学习了电影。我必须养活我自己，所以做了些其他生意，赚了些钱。这些和电影并不相关，但却有所帮助，它帮助了你挺过来，并关注到主要的事业上。生活是残忍的，你必须要做其他的事情来熬过去，不管是什么，这也会让你更专心致志在主要的事业上。

作为演员，你必须等待好的剧本。但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演员不可能做很多的计划。我更喜欢沉浸于写作。现在我正在写第二部自导的影片，如果几个月没有片约，我就可以开始自己的电影。

好电影让人用自己的方式思考

上海观察：《一次别离》中，自由选择、公平正义以及宗教信仰交错在一起，影片最后，是否意味着宗教或许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出路？

佩曼·莫阿迪：我不想从这个角度去看电影。影片最后小孩选择父亲还是母亲蕴含着信息。问题不在于决定选择父亲还是母亲，而是选择父亲还是母亲的生活方式：父亲认为如果这个国家有问题，那我们要留在这里并去解决这些问题；母亲觉得如果这个国家有问题，那我就离开这里，那就不会有问题了。那个女儿要在这两种方式里选择，这是我认为的重要的社会问题。

上海观察：有影评人认为，影片最后那个开放式的收尾（小女孩在父母间做选择），恰恰是伊朗民众日常要面对的？

佩曼·莫阿迪：或许吧，这不仅仅是伊朗，你知道，移民并不是坏事情，这是好事情，人们离开国家去寻找好的东西，或许他们不能在这个国家找到的东西，却能在其他国家找到。移民给人们选择更好生活的可能性。

关于开放式结局，我觉得这是当前社会电影给我们灌输的想法。人们跑过来问，我们不明白，这个结尾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究竟选择了爸爸还是妈妈？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认为，让孩子来选择爸爸或是妈妈，这个事情结局本身是个灾难。这就是问题。这不是个开放式的结局，这就是结局。

上海观察：但事实上你留给观众的是各占50%的可能性。

佩曼·莫阿迪：作为一个导演，你必须知道结果是什么。或许你不会对着影片大吼，相信那些观众，但对写剧本的人来说观众绝对要被尊重。我喜欢那种可以让观众自由发挥去理解的影片，它不过多地去解释，它尊重那些看电影的人，人们很聪明，会理解你想表达的所有东西，有时候你解释得太多，观众会觉得受了侮辱。

我觉得好的电影能让人们用自己的方式、经验来思考，那就是电影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