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8-07 15:24:50
中国的性教育目前仍然存在观念规避问题。
有超过1/10的分娩发生在15到19岁的女童身上。
在伊朗，一半的女孩认为月经是一种疾病。
年轻人占据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的1/2，只有34%的年轻人对艾滋病预防和传播有着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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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出自2019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39号政策文件《直面事实：开展全面性教育的理由》。
而在中国，目前性教育仍然存在观念规避问题：没有专门从事性教育的师资，也没有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程。一位地市教育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鲜有专门负责性教育的工作人员，做性教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性教育之所以难，就难在观念。”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顾明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
真实存在的需求
在调查性教育执行障碍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国家代表桑爱玲发现有最大的两个难题。
在很多国家，一方面没有进行专业教师储备，教师得不到性教育的辅导和支持；另一方面，科学系统的课程和学习资料也未被开发出来。除此之外，还面临着规划资金监测等方面问题。报告显示，加纳和肯尼亚有78%和70%的教师称他们曾接受过培训，而这一比例在危地马拉只有51%。
桑爱玲表示，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六个省的调查，发现学校校长和教师认为把性教育纳入到学习当中，让正常教学更加浅显。对于性教育遭受的观念上的非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欧敏行强调，学校内外的性教育，不会造成性活动、性冒险行为或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增加。
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性教育重要性的时间并不晚，历史皆有迹可循。1910年，鲁迅就曾经在杭州中学里讲生殖课。那时清政府当政，辛亥革命还未发生，中国孩子很忌讳。鲁迅就对孩子们说：“我要讲这个问题，大家讲的时候不能笑。”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提出给青少年讲青春期教育，也就是性教育。
但顾明远发现，直至今日，在中国，性字还是很难说出口。“不提性教育，一般都讲青春期教育。一般官方文件上，口头上都不讲性字，说明这是个观念问题。”
而性教育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巡视员洪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调查发现，80%的家长都表示不清楚怎么给孩子讲“性”。表达这种困惑的家长的孩子年龄段大多集中于10到18岁，而他们都表示希望学校能进行专业的性教育。
甚至有体育老师来教课
现实情况是，在中国学校里，没有专门从事性教育工作的教师。全面性教育的课程都是由生物老师，甚至是体育老师来讲授。
深圳市教育局德体卫艺处副处长张玲分管性教育工作已长达20年。她指出，深圳全面性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课时。
这也是中国学校性教育共同面对的问题。
2018年，教育部在回复全国两会关于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提案时表示，2008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指导纲要》和2003年印发的《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纲要》都将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框架，与科学、生物、道德与法治、体育与健康等中小学必修课程相融合。但在2008年发布的健康指导纲要中同时提到，学校可灵活安排健康教育教学课时，如遇不适宜户外体育教学的天气时学校可以安排健康教育课，这种灵活性使得性教育的实施难以监管，无形中给了学校不必硬性推行性教育课程的自由，从2008年起，两周一课时的性教育课程逐渐淡出中小学课堂。
“2008年之前，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健康教育有两周一课时，当时大部分是由校医讲授，我们可以通过培训校医，把教学内容要求贯彻下去。”张玲分析，“但是2008年教育部进行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就把这两周一课时取消了。”
“据我们所做的调查，如果过去是百分之百的学校还有性教育这项工作的话，现在可能滑落到不足10%。”张玲感到担忧，她透露，很多老师自己主动想上，但学校说实在安排不了课。
中国的教育政策中最近一次提到和性教育有关的，是在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提出，“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具体到课时层面，迄今依然没有具体规定。
此外，还缺少性教育的教学测评和评估。张玲说，目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兼职人员，缺乏专业素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全面性教育计划的采纳实施因国家而异，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比如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对欧洲25个国家的全面性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查，包括性教育标准的应用情况，政策综合性，教师教育的范围，与年轻人联系的紧密程度，监测和评估安排等等方面，只有11个国家将性教育列入必修内容，还有一些国家存在反对的声音，像阿尔巴尼亚。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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