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澄江 一位日本在华遗孤跌宕起伏的人生

池田澄江说到中国养母艰难地把自己养大时，泪水盈眶。本站

中国日报东京8月20日电本站跪在茨城生生父母的墓前，池田澄江的心里五味杂陈。有激动，而更多的是怨气。“为什么当初要把我留在中国？”

那是1996年8月，池田澄江与父母的第一次“见面”。她已经51岁。往事如电影胶片一般在她的脑海里重现。

徐明

“在我八岁那年公安局的人来我家。他让我出去，要跟我妈说话，”徐明本站的回忆从这里开始。她说着一口标准的东北话。

但是，徐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门外偷听。

“别人说你家孩子是日本人，”公安局的人说。

“谁说的？不是！”徐明的母亲回答。

一年前，也就是徐明7岁的时候，学校老师带学生去看包场电影，放映的电影演的是日本军人和中国军人打仗。“日本人戴着大帽子，骑着马，拿着大刀，又杀人又放火又抢东西，谁看谁都会生气呀。”

在电影院里，有同学骂徐明，有同学打她一下，还喊打倒日本。

被同学们当作是日本人，徐明被气哭了。

老师没有给徐明一个关于她身世的答案。她家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所住的大院里邻里总是跟她说她是家里捡来的。

公安局的人家访时和她母亲的对话让她似乎明白了一些。

徐明的家做着大买卖，卖布和棉花，生活条件非常好。

“我小的时候一直都穿着大绒衣服大绒裤子，一般大人都没有啊。”现在想起来，她还是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妈就我一个，而且家里生活又好，就给我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我妈走到哪里就特别自豪的那感觉。”

可是，在徐明九岁那年，他家的生意黄了。父亲四处借钱。每天从早到晚有人登门要账。徐明的父亲跑了，留下母女两人。徐明的母亲是个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女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更别说干活儿。

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自来水，洗衣服都得打水手洗。徐明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冬天家里没有煤烧。半夜一两点她去等饭店扔出来的煤灰，捡回家。一个九岁的孩子成了家里的支柱。“生活特别困难。”

临近过年，邻家的孩子们都做了新衣。徐明家没有。她母亲把自己压箱底的干净旧衣服拿出来，给女儿穿。因为大，过一年就放一点，再过一年就再放一点。

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商品定量供应。过年的时候一人二斤肉。徐明家买不起肉，邻居谭大爷家给徐明家买，说是让孩子过年时吃块肉。徐明的母亲跟女儿商量。

“明子本站，你看这块肉怎么办？咱娘俩包顿饺子一顿就没了。要把这块肉卖了的话，咱俩有能吃半个多月的棒子面。你说怎么办？”徐明的母亲说。

徐明说：“妈，把这块肉卖了。回来买的包谷面够我们俩半个月一个月了。”

父亲因为躲债跑了。但是债主并没有放过徐明家，天天上门来要债。

一天半夜，徐明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坐着。她问母亲：“妈，你干啥呢？”

她母亲盯着她看，说：“你白天上学，在外边玩。你不在家我看不到你。你看你越看越招人喜欢。”

第二天深夜12点半，徐明起来，发现母亲不在炕上。她来到外间，看到两个小凳子叠着，上面挂了一条绳子，母亲坐在一旁。

“我一看就知道我妈要上吊。我就抱着我妈哭。说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

徐明的母亲说：“我要是这么死了你怪可怜的。你从小就没妈。我把你领过来，就想好好地把你养大。咱们家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活呀！没吃没穿，我什么也不能干，咱们怎么活！”

说到这里，一直面带笑容的徐明眼里噙满泪水。

最终，徐明的母亲决定活下去。

这个时候，徐明想到自己是日本人，于是萌生了找亲生父母的念头，找到他们让他们来救自己和中国养母。但是她却苦于无从下手。

那是1954年。1953年中国将一批在华日本人送回日本。

徐明在学校的地球仪上找到日本，知道了它在中国的东边。以后她常常面朝东方向亲生父母求救，遇到有高兴事情的时候也会朝着东边向父母报告。

在徐明13岁的那年，公安局又来人了。这次是要跟徐明说话。

“你是日本孩子，”公安局的人说。

“你不早就来过告诉我了吗？”徐明回道。

“你得回日本，”公安局的人又说。

“我上日本找谁去？谁能领着我找谁啊？我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去啊？”徐明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公安局的人告诉徐明，如果她不去日本，到十八岁的时候，需在公安局办理中国国籍手续。

那时的徐明想的是：等十八岁时再说。

1962年徐明十八岁，她没有去公安局办理中国国籍手续，想着自己自然而然就是中国人。师范中专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林业局的山沟里教书。

那是一个林区。木头伐没了，林业工人转移到其它地方。班里的孩子总是在变，老师也跟着伐木的家庭迁移。她负责各个年级的教学。

在那个山沟里徐明一呆就是10年。她在那里与一位当地人结婚，生了三个孩子。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公安局的人来到山沟找到徐明，他们对日本人进行登记。徐明提出要求调回牡丹江工作，以便照顾已经60多岁的父母。

1973年7月，徐明的要求得到批复，被调回离父母家比较近的地方工作。那个时候她认识的日本人开始有了联系。“以前大家都不敢联络，”徐明认为日本人是敌人。

与其他日本人建立起联系后，徐明想让他们帮助找自己的日本家人。

“我也想知道我自己的身份，”徐明说。

一天，公安局来电话，告诉她有个日本团来到牡丹江，让她当晚去见他们。徐明带上一封信，交给了日本团里的一个人，请他回日本后在报纸上登一则寻人启事。

几天后，徐明便收到了从北海道来的信。写信的人说徐明和他当时留在中国的孩子的基本情况相近，他的孩子叫明子本站。她的中国养父母给她申报的出生年月是1945年5月。北海道的老人的孩子也是1945年5月出生。徐明将自己的照片和验血结果寄给北海道。经过二十次通信联系，老人说徐明是他的女儿，请她去日本。

徐明征求养母意见的时候，养母很通融，鼓励徐明去见亲生父母，并把当时领养徐明的具体情况告诉了她。

当初是一个姓李的家庭把徐明从她的日本母亲那里抱来的。她们认为李家见过徐明的日本家人，应该知道他们的模样。养母领着徐明去到李家，而李家已经搬走。无人知道这一家人的去向。

“谁都是父母所生。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怎么能不去呢。去吧。”徐明的养母对徐明说。“我一直都承认你是我要的孩子。你知道你有亲身父母了，你去看看吧。”

1981年徐明办好探亲手续飞赴日本。北海道的日本老人因惦记孙子，让徐明带上孩子。三个孩子就跟着徐明上路了

7月20日从牡丹江坐火车出发到北京，再从北京飞日本。到北海道后，日本老人要为徐明办理入籍。法院不承认她和老人的通信作为亲子证据。中国的验血结果也被拒收。他们得做亲子鉴定。

三个月后亲子鉴定结果出来：老人和徐明不是父女。老人立即翻脸，让徐明和孩子们离开。

徐明来日本时带着4万日元。在北海道无亲无故，走投无路。他们拿着中国护照，通过一位翻译与中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搬离错认的日本人家。离开时老人家的夫人悄悄地交给徐明10万日元。

在中国领事馆，徐明听到熟悉的中国话时泪流满面。

暂住在日本政府的一间临时房间，徐明决定留下来继续寻找亲人。

眼看徐明的护照就要到期了。在好心人的陪同下，她去户籍管理局办理入籍。徐明将中国政府颁发给她的在华日本遗孤证书交给办理员。但是中国的公证书不被承认。当徐明说出还没有找到亲生父母和其他亲人时，户籍管理局的回答是她将在护照到期后被强制送回中国。

听到这些话，徐明当时想：如果回中国，她会被当成是假日本人，因为连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她。“回中国我没有活头，孩子也没有出路。”

为了孩子，还不到40岁的徐明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回中国。她想到的出路是一死了之。

“在中国说我是日本人，到日本又撵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国人？我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徐明当时的心情。

当天夜晚她写下七封遗书，分别给她丈夫本站、养父母、叔叔、同学、工作单位和日本政府。

准备好安眠药，徐明看着熟睡的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的脸，徐明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养母当年要上吊时的情景。

“我要死了，三个孩子无依无靠，不是像我当时一个样吗？他们怎么办啊？而且又是在外国。”当年的情景让徐明改变了主意。“拉倒吧，别死了。你死了三个孩子怎么办，你不成了三个孩子的罪人了吗？”

金村明子

听从朋友们的建议，1981年12月17日徐明带着孩子们来到东京。12月22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一篇关于她的报道，内容是在大家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有这么一家：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配着文章还有一幅照片，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他们四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孩子们饿得饥肠辘辘。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轰动了整个日本。

河合律师所的一名律师打来电话，告诉徐明没有户籍可以给她办户籍。他自告奋勇帮徐明办日本国籍。1982年1月徐明递交申诉，法官告诉她申请国籍必须有一个日本名字。

“我也没找到家，不知道叫什么。翻译姓今村，说让我姓他的姓。完了我就写叫今村。我中国名不叫徐明吗？就叫做金村明子吧。”

金村明子成了徐明的第二个名字。此后的13年里她都称作金村明子。

曾经帮助过徐明的河合律师所雇佣了金村明子。事务所做着帮助寻亲的日本遗孤的工作，向他们介绍关于日本国籍的事情。金村明子做翻译。1994年的12月4日，徐明和律师在一家咖啡店向遗孤做情况介绍，活动结束，金村明子留在靠窗的桌旁坐着喝茶。

一位60多岁的日本妇人前来询问是否可以和她同桌。在征得她同意后，妇人坐下并和她聊了起来。妇人对于金村明子是日本人说着流利的中国话非常好奇。徐明便将自己是50年前遗留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的身份说了出来。

没有料到的是，妇人说自己的妹妹也是50年前留在中国的残留孤儿。

“那你妹妹留什么地方了？”金村明子问。

“黑龙江省，”妇人答。

“我也是黑龙江省，”金村明子说。

“那你在黑龙江什么地方？”这次妇人问。

“牡丹江，”金村明子答。

“我妹妹也是被留在了牡丹江，”妇人说。

金村明子对妇人说自己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认识不少残留孤儿，说不定能帮助她找妹妹。

她们继续聊。妇人说自己的妹妹姓李。金村明子想起她最初也是被姓李的家抱走的。

“你多大？”妇人接着问。

“1945年出生的，”金村明子说。

“我妹妹是1944年的。留下的时候已经10个月大了。姓李的那家在哪儿？干什么的？”妇人不住地问。

“他家是木匠，”金村明子说。

“我妹妹那姓李的家也是木匠。谁把你送去的?”妇人还在问。

“我一个姐姐8岁，还有个姐姐6岁。我妈妈背着我送到姓李的那家。”

听到这里，妇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8岁，还有个妹妹6岁。”

她说她妹妹跟她们的母亲把她妹妹送到姓李的那家。她让金村明子把姓李的那家所在的地方画出来。金村明子拿出一张纸，画出当时牡丹江的池子、牡丹江日本人收养所、七星街、紫云路、赵信街，还有日本人街。看到金村明子画的，妇人又站了起来，说：“就这家。”

“这家后面是啥?”她瞪着眼睛问。

“这家后面是紫云小区，”金村明子说。

“对对，就这家，我妹妹就是在这家。”妇人说。“你是我妹妹。”

金村明子连忙说：“不行，我原来认错了一家，我不能再错，没证据。”

金村明子留下妇人的电话，回律师事务所向律师咨询。律师建议她们做DNA亲子鉴定。最后金村明子、妇人和妇人的妹妹做了亲子鉴定。

DNA鉴定一共有42项。最终鉴定结果是99.999。“一点不带错，”金村明子说。

池田澄江

1996年7月31日日本厚生省公布他们的DNA鉴定结果，那时金村明子已经51岁了。 她的亲生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是池田澄江。

“这是真名，”池田澄江说。于是她有了现在的 -- 也是最后的 -- 名字。她也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出生年份，是1944年。

“我50岁以前一直都是属鸡的，到了51岁开始属猴了，”池田澄江这个时候脸上绽着笑容。

在她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已经为她报了户籍，已经在日本政府登记注册，但标注的是死亡。

8月姐姐们带着池田澄江去茨城的老家“见”父母。他们已经离世了。

“实际上我家和亲生父母家开车正好一个小时。我来日本15年了都不知道，就一个小时的距离，”池田澄江说。

其实在她巧遇她姐姐那天她母亲刚刚去世半年。“要是早知道我早就见着母亲了。这就是命运，该我见不着母亲。”

在父母的家里，池田澄江见到他们的照片。后来姐姐跟她说当时襁褓中的她已经奄奄一息，如果不送给别人，恐怕活不下来。

她还了解到父亲是一名日本军人，是军队后勤管账的，母亲是随军家属。战败后她父亲被苏联俘虏，被送到西伯利亚。母亲自己带着五个孩子，他们分别是8岁、6岁、4岁、2岁 ，池田澄江最小，才10个月。

日本对于返回的日本遗孤只是对他们进行一些在日生活习惯上的指导，向他们提供4个月的日语学习机会，然后将他们分散到日本的各地。这些人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境遇特别苦。有人自杀了断。返回日本的遗留孤儿百分之七十靠救济生活，每人每月领取五、六万日元。

2500多日本遗孤为了自己的权益在日本递交诉讼。“我们之所以这么苦是谁的责任？是不是日本政府的责任？我们应该追求责任，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留在中国的。你要不侵略中国，能有这个战争？能有这些事情吗？”池田澄江愤愤地说。

池田澄江因为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利用工作场所的各种便利条件发动残留孤儿状告日本政府。最终，2213人在日本十几个地方法院起诉，除在神户胜诉外，其它都告负。大家并不气馁，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收集到113万日本人的签名，交到日本国会。

当时安倍晋三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残留孤儿直接找到安倍并得到接见。安倍表示知晓他们的困难，认为日本政府有责任，并承诺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答复。

最终，日本政府为残留孤儿设立了一笔支援金，向每人每月发放14.6 万日元。他们还享受免费住房、医疗、公共交通等福利。

中国情

养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池田澄江每月给他们五万日元。那个时候这笔钱是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我觉得我能活着，是我爸我妈给我的命。我这点钱能买一条命吗？多少钱你也买不了这条命啊，这个恩不能忘。人不能忘恩，忘恩负义就不叫人。”

对于自己身上抹不掉的两种身份认同，池田很清楚。“日本人要说中国坏话我心里难受啊；中国人要说日本坏话我也难受。两边要好了，心里可高兴了。”

2008年5月8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池田澄江代表日本残留孤儿向胡主席献花。当胡主席问他们好不好时，池田澄江向胡主席致谢，表示不会忘记中国的恩情。

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池田澄江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就给在日本各地的残留孤儿负责人打电话，动员大家捐款。结果，在四天时间里，他们就筹集到500万日元，而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月只有六万日元的生活费。

“看起来我们孤儿真不简单，都一万一万日元地往外拿。你知道一万日元对一个孤儿是多大的数字啊！五百万，我都可自豪了，”池田澄江这个时候已经是日本残留孤儿组织的理事长。

当她拿着这笔捐款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时，大使馆都不敢接受。大使馆知道残留孤儿不容易，竟然能拿出这么些钱。最后大使馆收下了他们的捐款。

5月20日，他们的捐款达到1700多万日元。此后，他们想到在四川修建一所小学校。

2009年池田澄江第一次率领“中国残留孤儿谢恩团”前往哈尔滨和北京，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之后他们用1650万日元在四川修建了小学校，又给学生们买书包，为教师购买电脑，还捐赠200多万日元为这所学校修建操场。

去年6月池田澄江又带着日本残留孤儿去看望了在四川的小学校。他们带去了200多万日元帮助学校购置体育用具。今年她再次率队访问了中国。

“我们年龄大了。不抓紧去，这一年年的本站越来越少了,”池田澄江说话干脆利索。她摸着自己的心脏的地方说那里装了一个起搏器。

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有300多位残留孤儿离世。“要再不赶快去，人越来越少嘛。”

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池田澄江说还满足。37岁才来到日本的池田澄江心里还有一个疙瘩。“从18岁到37岁，我一直在中国工作，但是却拿不到中国的养老金。”

据她说，95%的残留孤儿享受到了中国的养老金。中央有对此的相关政策，但是在各地的执行却有偏差，有些地方没有执行。

池田澄江的丈夫在中国老家工作了20多年，离开前往日本时是停薪留职，后来却被告知档案没有了，更无从领取养老金。

9月3日池田澄江将作为日本各界代表中的一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

徐明、金村明子、池田澄江。三个名字，一个身世之谜，一段离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