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1-06 17:17:39
2002年，吴达国学班接受现场采访。
本站：那您还记得当时您制定的培养计划吗？杨凤斌:我当然记得。当时郭先生提出了一个粗略的想法。课程设置包括经典、历史、小学、文学四大类。经典对应中国哲学，历史对应历史，小学对应中文系语言学，文学对应中文系文学。另一个原则是读原码，不同于武汉大学人文实验班把文学、历史、哲学的主干课程捆绑在一起。在武大国学班之前，北京大学曾经有一个实验班叫“国学班”，过了一段时间就停课了。其实北大不是国学班，而是相当于武大的人文实验班。国学班将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课程捆绑在一起，增加了原有的古典课程。比如《论孟》是一门课，《老庄》是一门课，《史记与韩曙》是一门课，这是国学课的特色。然后我自己又对应小学、文学、史学和经学四类课程加入了西方的和现代的课程，有语言学概论、外国文学、世界历史和西方哲学。我离开武大后，这个培养计划是不是做了调整，我不是很清楚，好像语言学概论是没有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这门课砍掉。当时我设计完这个培训计划后，郭启勇先生召集了几位老师开会，对培训计划进行了修复，但是修复的不多，80%-90%还是我原来的计划。过了几年，因为课程太多，学生负担不起，就重新调整，减少的课程作为研究生课程。我还和郭启勇先生一起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学院开会。其实武汉大学是最早开设国学班的，但是我们保持安静，努力学习，不像人大直接设立的国学，规模巨大。武汉大学2001年开始开设国学课，但其实我是2000年开始设计培训项目的。本站：那您觉得武大国学班的培养效果如何？杨凤斌:这个只能比较后说。我现在缺少的是比较。应该还是可以的，好像出路挺好的。我邀请了一个朋友去上国学课。后来，他成为国学班最受欢迎的老师。后来，他去南昌大学创办了一所国立学院。他就是南昌大学国家学院院长程。应该说，武大的郭雪班办得比较早，我们入校后第一次志愿为全校服务，所以当时他们只在郭雪班学习了三年半，第一学期都在原来的专业。包括我的儿子，也是人文实验班的，后来考上了国学班。我离开武汉大学后，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可以直接申请国学班。不知道是好是坏，但至少学习时间延长了。本站：那从学生成才的角度来讲呢？杨凤斌:以我上海大学的同事郑牛为例。她是国学二班的学生。一开始我不知道谁学得更好，因为我负责国学班。包括程在内的几位老师告诉我，一个叫郑牛的学生非常优秀。国学班毕业后，她去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罗瑞河先生的硕士学位，后又去北京大学孙玉文先生那里当博士生。每天学习，生完孩子没多久，我就每天去办公室学习。完全是学习已经深入骨髓。如果你让她不做，别提有多难受。每个班都有几个这样的学生。互联网时代的古书译注本站: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学习中国古代知识需要阅读很多书籍。如今的年轻学者不再具备老先生私塾的基本功，那么古籍的计算机检索技术能否弥补这一点呢？杨逢彬：检索的方式可以把要求降低一些，但不能降得太多。读古书还是必要的前提，古书都不通，如何去一一辨析例句？但是以前的学者太相信语感，就把我们考察分布必不可少的“审句例”步骤就给减免了。其实语感不是完全靠得住的，因为前人读古代汉语是把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书“一锅端”，形成了泛时的语感，而不是共时的语感。比如我祖父语感极佳，《汉书》都能背诵；《孟子》中有“盖自是台无愧矣”，说的是鲁缪公屡次派“台”——小官吏去馈赠子思吃的，子思受不了，很不礼貌地让小吏滚蛋，所以从此小吏不来馈赠了。我祖父却读“台”为“始”，理由是“无馈事属缪公，不当以舆台贱隶言之”，即应该说馈赠曾子的鲁缪公，不该说小吏——这是依据情理。其实“自是+名词+动词”当时很常见，如《左传》的“自是晋无公族”，而“始无”古书中虽不少，却出现很晚，如《南齐书》的“民始无惊恐”。可见泛时的语感有时是靠不住的。但是语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要注释古籍，就要好好读，不然什么都不会说。我要求我的学生，包括一名来自朝鲜的高材生，多读书，多背诵。本站：那读古书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学生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杨凤斌:至少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上。本站：从您的经验来说，用检索古籍的方式来辅助古书的注释有没有可能遇到问题？杨凤斌:搜索对象应该是高频词。如果是高频词，可以研究《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基本都是当代文献，记载的语言都来自山东半岛。如果是低频词，当代文学中能检索到的词很少，但还有其他补救方法。首先，延长检索时间。比如我们调查了11本古籍，究竟“未知之“知，如何得仁”是像读“知”还是读“智”。如果书证仍然不足，还有其他办法。低频词总是有自己的子类，所以我们可以研究同一个子类。虽然子类的分布不尽相同，但它们非常接近。因此，当我们看词类意义不同的词时，我们会看它们各自子类的分布特征。如果这样做还行不通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在汉朝人和清朝人所做的结论之间，一般来说汉代人所说较之清代人所说，其准确性可靠性要高出许多。王力先生就这样讲的。我在研究中一开始是没有倾向性的，但后来统计考察的结果，往往是汉朝人说得对，清朝人说得不对。王念孙“终风且暴”的例子是极个别的例外，绝大部分是汉代人说得对。李零先生批评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采用清人的研究过少，其实采纳得越多，错得越多。但为什么李零先生会得出这种结论呢？因为以前对清人的估计过高。清人和汉人不同，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汉人就说是什么意思，没有说为什么，但清朝人会说出缘由，当然有些是语言外的证据，也有语言内部的证据，但又没有围绕分布来。就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试论注古书不能轻易推翻汉儒成说》，我也引用了王力先生《训诂学》中讲到的不能轻易推翻故训，故训就是汉朝人的东西。特别是当清人从语言系统外找证据去推翻汉儒的时候，100%会错误。所以没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用汉人的。当然这样的话，可靠性就会降低，危险性就大一些，但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用了一些概率论的知识。比如我发现一个语言学的内部证据，也是分布式的，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个证据有80%的可信度，也就是有20%的例外可能性，找到另一个证据也有80%的可信度，所以当两个证据一起使用时，不可靠性就变成了4%，也就是可靠性概率增加到96%。如果我们找到另一个证据，证明可靠性为80%，则不可靠性变为0.8%，可靠性变为99%以上。我曾经考察过如何读《论语》中的一段话，那就是“主公天生为公所惑，吾力尚可霸市”，我主张读为“主公天生糊涂；余公博辽，吾力尚可称霸诸城。”我列举了六点。不是每一点都是证据，但至少有四条证据，绝对确定，无可辩驳。他们都使用调查分布的方法。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年的第四期《中国语言》上。再比如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有两种解读：1.老百姓需要仁更甚于需要水火；2.老百姓害怕仁，比害怕水火更厉害。截然相反的两种解读，我考察后发现，“甚”常常是和不好的东西在一起用，很少和好的东西一起用，比如“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做不好的事情，一次就过分了，还可以两次吗？特别是用“甚于”进行比较的时候，经常是比较两个东西哪个更不好。但是因为有例外，就有危险性。我再考察《论语》时代的“水火”，常常和毒药这些对人会造成伤害的东西一起用——但是也有例外，是讲烹调里的水火。两个证据都有例外，但是一起用，就比较倾向于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老百姓害怕仁，比害怕水火更厉害”这种解读。本站:您在上一篇文章中说:“长期以来，甲骨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整理铭文、考证和为古代史研究服务上。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甲骨文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的领域。”为古代史研究服务的甲骨文研究与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甲骨文有什么区别？杨逢彬：甲骨文的语言学研究，最早的可能是胡小石的《甲骨文辞例研究》，但辞例研究还不能说完全走上了科学轨道。1953年管燮初先生有《殷墟甲骨卜辞语法研究》一书，1958年陈梦家有《殷墟卜辞综述》，内有《文法》一章，这一章其实篇幅较管书为大。陈书较管书有进步，但错误仍多。如认为“雨不雨”是反复问句。其实第一字为占辞，后二字为验辞。意为“下雨吗？”“没有下雨。”新时期有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严谨扎实，可惜只限于语序。有一些作者语言学根柢欠佳，许多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一是缺乏历史观，后世为介词者，甲骨文中也一定是介词；而对其表现的动词特征视而不见。二是凡作状语者，必认为副词，其实可作状语者决不限于副词。类似错误不胜枚举。导师郭锡良先生忧之，故命我作甲骨文语法研究，总算大体上能令先生满意。甲骨文的语法研究，是甲骨文语言研究最重要一环。另一方面还有徐朝华甲骨文词汇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和以往考察字形——即认字的研究有所不同。一为文字研究，一为语言研究。至于与用于古史考辨的甲骨文研究的差别，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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