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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红军妈妈”邓六金：她为共和国培育栋梁

发布时间：2020-07-26 03:32:05

在人类所有的感情中，最伟大、最无私的是母爱。母爱是每个人心里最温馨柔软的一块；母爱使世界变得安宁与和谐。

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邓六金就是一位有充沛、博大母爱的伟大母亲。

1912年9月，邓六金出生在上杭县旧县镇新坊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出生才十几天就在襁褓中被送给邻近的石院村当了人家的童养媳，尝够了生存的艰辛与连绵不绝的苦难。

邓六金

1929年，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率领红四军来到旧县，邓六金剪掉了长辫子，加入少年先锋队，不久后带着同村的10多位妇女跑去当了红军。1931年，邓六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她的一生都与为人类解放的光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邓六金在血与火中锻炼长成，21岁时就担任了福建省委妇女部长。在她的宣传鼓动下，大姐邓来金和四姐邓凤金一起参加革命，她们姐妹三人被曾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赞为“土窝窝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邓六金巾帼不让须眉，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成为长征开始时浩浩荡荡的中央红军主力中仅有的32位女红军之一。这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后整编为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邓六金们的职务是“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与民工的政治思想工作。

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险阻，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邓六金是胜利走到陕北唯一的闽西苏区的女儿。

1938年，邓六金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在西安结婚。1939年，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在皖南丁家山出生，小名叫丁儿。不久，皖南的局势很紧张。部队要行军，孩子没法带，曾山与邓六金商量，把孩子送回江西老家，由他母亲带。

邓六金在曾山家住了一个月，过了一个春节，就离开江西，回到皖南。在整个抗战时期，都得不到曾山和孩子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日本鬼子与国民党顽固派知道曾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放火烧了曾山的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曾山派人到江西老家将丁儿接到上海，才知道丁儿在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军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幸免于难。

1940年底，邓六金连续几个星期肚子疼，疼得克制不住，医生以为她长了水瘤，说要开刀取瘤。但皖南又没有条件，组织批准邓六金由军部卫生处的童紫陪同去上海治疗。到上海后医生一检查，说是怀孕了，并且很快就要临产。组织干脆叫邓六金在上海生完孩子再回去。这时发生了皖南事变，曾山和其他领导人都到了上海。邓六金在一个教会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因为有“水瘤”的虚惊，孩子小名就叫“阿留”。

有一天，邓六金带阿留坐黄包车去看病，发现被跟踪了，好不容易才得以摆脱。那天，曾山恰好来上海安排地下组织的工作，上海的同志要他立即转移，曾山连晚饭都没吃，连夜赶回盐城。邓六金当晚也乘船带着阿留离开上海，回到盐城根据地。不久，形势更加紧张，日军集中数万日伪军对盐城发动了空前的大扫荡。为了部队能迅速、机动、灵活地转移、打仗，组织安排邓六金等几个带孩子的女同志，到山里“打埋伏”。1943年春天，华中局决定，领导同志要分别到各根据地、各师巡视检查工作。曾山去位于皖南的7师。因为军部、华中局也经常转移，曾山就带邓六金与阿留同行。带孩子行动非常危险，行军要过敌占区，过封锁线，要绝对隐蔽，不能出声，以免敌人发现。这天晚上，就在过封锁线时，阿留突然放声大哭。邓六金一下慌了，赶紧捂住孩子的嘴，孩子还哭，邓六金立即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阿留才不哭了。幸好敌人没有听到，否则一场恶战难免，一些同志的生命也凶险未卜。

1947年，国民党军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后，便对山东解放区开展重点进攻。山东的局势很紧张，部队大踏步转移、调动，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打激烈的歼灭战。华东局决定将山东的一些主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转移到由苏联红军管辖的大连去。于是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由李坚真负责，成员有陈毅、邓子恢、曾山、方毅、江渭清的夫人与孩子，粟裕、袁国平的各两个孩子。当时邓六金带着两个孩子，还怀着身孕又临近产期。到了石岛，国民党的军舰严密地封锁海面，队伍在石岛待了一个月，但要脱险，只能想办法先到威海，从威海走海路到大连。在去威海的路上，李坚真见邓六金临近产期行动不便，就决定将邓六金留在当地老乡家先埋伏下来。但邓六金只在老乡家住了一天，便谢绝了老乡的挽留，问清路后，就一个人追赶队伍去了。她走了不久，就出血，血顺着腿往下流。怎么办？只能咬咬牙，忍住疼痛，坚持往威海方向走。最后血流得太多了，昏倒在路上。几个山东老乡发现后，砍了树枝，扎了个担架，将邓六金抬到威海码头，赶上了队伍。

队伍上了船，开始找机会冲出敌人军舰的封锁。这一船人，老的老，小的小，妇女儿童占多数，说话口音还不一样，实在不像海边的渔民，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直接往大连不好走，试着向朝鲜方向迂回又没突过去，一连四次都折了回来，也不敢靠岸就这么在海上漂着。海上天气变化无常，一会狂风大作，一会浓雾弥漫，一会儿惊涛骇浪，把一船人折腾得筋疲力尽。邓六金一连几天不想吃东西，不停地吐，船上的颠簸把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折腾苦了，结果早产了，孩子生下来时才七个月。

当时，小船附近就有敌人的军舰，形势很危险。52年后邓六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犹感后怕：“我知道在这种时刻，孩子的哭声是多么危险，等于要了全船人的命。尽管这时我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极度虚弱，但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还不知道这婴儿是男是女，但我确实感觉到我的小生命给战友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为了大伙儿的安全，我只能舍弃自己的孩子。我坚持要扔掉孩子。善良的阿姨紧紧地抱着婴儿，啜泣着不敢哭出声，众人纷纷劝我、安慰我，但我还是固执地喊着‘扔掉！’最后李大姐从阿姨手中接过孩子，凑到我耳边低低地说：‘六金，你别喊了，我去扔！’转身就往舱外走了。我躺在船舱里，想象着孩子被扔向大海的情景，我就不敢再想下去。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生孩子的情景又在我脑中反复出现：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在贵州生了一个小孩，扔掉了；周子昆的夫人曾玉，行军时一步一个血印，生下孩子来；邓发的夫人陈慧清生孩子的时候，敌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后面追，枪声都听得清楚，休养连党支部书记董必武，派人告诉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务必让部队顶住追赶的敌人，这才使婴儿来到人世。现在轮到我的孩子了，为了同志，我也要把孩子扔向大海！做一个革命的女人，要承受多少常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和考验呀！”

“船到大连靠岸后，我惊讶地发现李大姐抱着孩子上岸了。她把孩子交给我说：‘看看吧，你的孩子。’我吃惊得很，打开包裹的衣服一看，我的孩子还活着，她们没有给扔掉！孩子自生下来就不哭不叫，喝点水就行。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生的是女孩。”

1948年，华东野战军的仗越打越大，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邓六金奉命组建华东保育院。100多个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集中到邓六金的身边，大的6岁，小的2岁。邓六金找到在离华东局机关只有1公里路，离青州县城有10公里一个叫大官营的地方，有七八间地主的房子，房子特别大，适合办保育院。教师与工作人员主要是从华东局找来的适合做教育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从当地农村招来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人数有四五十人。准备了小床、桌椅，集中了一部分孩子，60来个，都是华东局与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的子女，保育院就这样办起来了，邓六金任院长。每当看到这些战友的后代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邓六金的心中便涌起怜爱之情，并深感责任重大。济南解放后，大军南下。1949年3月，华东保育院为了安全搬到了青州城内一个教堂里面。此时留下的孩子有130多个，陈毅、粟裕的孩子也在其中。保育院按年龄分成3个班，6岁以上的编在小学班，4岁半到6岁的孩子编在幼稚大班，3岁到4岁半的编在幼稚小班。后来还收了3岁以下的，编为幼儿班。在山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水要从村子的井里一桶桶打上来，再挑回保育院。粮食柴草要从几十里地外用马车运回来。吃的是白薯、小米、煎饼等。为了让孩子们增加点营养，邓六金院长到处找人化缘，搞点肉给孩子们吃。保育院磨点豆腐，做点醋，还从华东军区要了几头奶牛、奶羊养着，挤奶给孩子们喝。

邓六金的工作特别忙，根本没时间顾及自己的儿子，她的三儿才两三岁，很机灵，见妈妈没时间抱他，晚上从幼儿班逃出来，蹒跚地来到邓六金的住地找妈妈。邓六金何尝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但怕小孩养成自己特殊的习惯，只好硬着心肠将三儿送回幼儿班。

有一次，麻疹在村子里传染过来，一个班的孩子全都传染上了。邓六金和工作人员赶紧把他们与别的班隔离开来，为他们找药，日夜护理，很多孩子痊愈了。但是才一岁多的小女孩淮淮接连几天发高烧，还并发了肺炎，皮下出血，昏迷不醒，十分危险。邓六金说：“淮淮爸爸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等淮淮爸爸回来时，把健康的孩子还给他。”保育院没什么药，连华东局当时也找不到一支淮淮急需的青霉素。邓六金与丛树贞连夜骑马跑了100多公里路，赶到济南一家教会医院求援，买了两盒青霉素后，又连夜赶回来，小淮淮得救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华东局决定把保育院搬到上海去。刚到上海时，保育院还是什么都没有，孩子们都睡在地板上。以后华东局给了一些钱，宋庆龄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给孩子们送来了一些衣服、药品等，各方面都很关心，设施慢慢多起来。为了办好新形势下的保育院，邓六金带领几位教师和工作人员到宋庆龄办在上海的保育院学习，还派李静一到大连、北京等地学习考察。期间，邓六金参加了亚洲妇女代表大会。1950年，保育院还被评为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模范单位。

邓六金1953年调到北京后，在中央财委人事处任副处长，同年12月调政务院管理局人事处任副处长，1964年5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局领导知道她办过保育院，就委派她管三个幼儿园。这三个幼儿园，一个日托，两个全托，一个在西郊，一个在东郊，一个在南郊，共有300多个孩子。邓六金说：“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断断续续总离不开孩子们，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开始时，孩子们叫我阿姨，以后叫我邓奶奶，再以后，叫我邓老奶奶。孩子们怎么叫都好听，把我的心都叫年轻了。看到他们胖胖的小手，笑眯眯的小脸，我就高兴。”

离休后，邓六金依然把自己的生命与孩子们连在一起。她担任了全国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一有机会，就为孩子们化缘，动员各方面支持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支持儿童教育事业。几年下来，为基金会筹集了几十万元资金，为孩子们贡献余热。邓六金的愿望，在她的家乡上杭县旧县乡已经实现：1997年，邓六金联络海外侨胞捐赠30万元港币，在乡里建起了“金城希望小学”，1998年，旧县乡的儿童入学率达99%以上。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希望小学的建立，与她的关心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