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包青天的29代嫡孙,美国人称他是海洋统治者,李嘉诚甘拜下风,英国女皇还亲自颁封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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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包青天的29代嫡孙,美国人称他是海洋统治者,李嘉诚甘拜下风,英国女皇还亲自颁封爵士

发布时间:2020-07-26 21:24:58

Hong Kong's first businessman of truly international stature. (香港首位世界级商人。)--

——《亚洲周刊》(Asia Week)

谈到香港首富,或许更多的人会提及李嘉诚,但让李嘉诚甘拜下风的则是一个叫做包玉刚的人。

他们都是动乱中国时期从宁波到香港打拼的年轻人,从一无所有到富可敌国。

只不过包玉刚在1991年过世后的近十年,李嘉诚才在香港似乎再无敌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包玉刚的事业达到鼎盛时期,美国《财富》杂志称包玉刚为“海上统治者”,《新闻周刊》更是称他为“海上之王”。

正是包玉刚在国际商业上的崇高地位,使他受到各国首脑和国际企业家的关注。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日本天皇、比利时国王、巴拿马和巴西前总统等分别授予他各国勋章。包玉刚所获的殊荣是世界上其他大企业家均未得到过的。

除了这一身份之外,包玉刚为中国大陆人民所熟悉,还有他是宋代安徽庐州籍官员包拯的29代嫡孙

当然和香港所有大陆走出来的富商一样,他热情支持祖国建设,除捐献巨资为家乡兴建兆龙学校、中兴中学、宁波大学外,还建造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设立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等。

37岁之前念念不忘的梦想

1918年,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宁波帮。

包玉刚家所在的村落,离海不远,但自从跟其父到镇海后,他念念不忘那无边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

他上学时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去看船,在那里,他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离开海,却难以忘怀海的宏大和宽厚,也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希望。

13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上海求学。到上海不久他就一头扎进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学起了船舶。

他以为这是希望的延续,可以在未来一展所学,实现自己大海的梦想。

然而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这里没有海,只有长江和战乱。

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做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

他觉得用学习来实现梦想,距离太遥远,或许在他心里还有其他的想法。

银行,属于金融行业,但初入行的包玉刚似乎找到自己的天地。

1938年,包玉刚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银行里积累的经验,在7年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前面的路途可谓一帆风顺。

但在这时,他却辞职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兴趣,亲友对此都迷惑不解。

37岁的他包玉刚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另闯天下。

因为此时的香港又变成一片乐土,适合商业,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大海,包玉刚可以重拾自己的理想,开始自己驰骋大海的梦想。

“门外汉”的眼光和运气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

可是,凭他们包家当时的资金,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

他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想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借钱。可是那个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买船,就变得像个陌生人一样。

不肯帮忙也罢了,他还抖了一下包玉刚的衬衣,讥刺地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

包玉刚两手空空回到香港,只好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

可是汇丰银行对航运业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航运的风险太大,而华人根本不懂航运,借钱给他们去买船,那风险就太大了。

包玉刚又前往日本寻求贷款,有趣的是,日本银行竟没有要他找日本公司作担保,就同意贷款给他。

这样,包玉刚才凑足了77万美元,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

包玉刚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

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

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

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

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

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而且租金标准要低得多。

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傻瓜”!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于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长租给别人,倒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包玉刚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

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艘新船了!

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

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信用是最有力的武器

在香港的航运业,包玉刚初出茅庐,便大杀四方,凭借的就是一个“傻”,无论说它是门外汉还是傻小子,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

也正是因为这份信用,包玉刚的生意越来越大,甚至每一次的商战都是连连告捷。

尽管连战皆捷,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就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

包玉刚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

有一次,包玉刚有机会以100万美元购买一艘7200吨的新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双方议定租期为5年。

日本航运公司急于用船,所以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算了一下账,航运公司应该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75万美元,那么,由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包玉刚就去找桑达士,希望汇丰银行贷款100万美元给他买船,而他将以75万美元的信用状作担保。

1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谨慎的桑达士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包玉刚问:“桑达士先生,如果我拿到信用状,你能不能贷款给我?”桑达士干脆地回答:“贷!”

包玉刚立即前往东京,他对那家日本航运公司说:“只要把信用状开给我,我保证在3天之内就把船交给你们。你们信得过我,就先把信用状给我吧!”

在这场“空对空”的斗争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结果,桑达士不但实践诺言贷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

在后来的无数次借贷合作中,他以诚信为本,取得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事业的发展有了一个雄厚的资金来源。后来,包玉刚作为"亚洲第一人"荣任汇丰银行董事。

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1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曾经在他面前是航运史上的高山,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对他说:"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和李嘉诚联手,让香港摆脱英国资本控制

自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资本集团垄断了许多行业,华人资本长期处于劣势。

包玉刚虽然成为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运业的风险太大。

所以从7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登陆”,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

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开始,华人资本渐渐壮大,包玉刚、李嘉诚等人早已跃跃欲试,要与英国资本集团一争天下。

李嘉诚先是悄悄地收买英国怡和集团所控制的九龙仓的股票,已经掌握了其中的18%。

但是这时,李嘉诚感到同属于英资集团的和记黄埔对他更有吸引力,而要想同时吃下这两个地方,又是他的财力难以达到的,所以他约包玉刚密谈,希望包玉刚能接手九龙仓。

如果他们两人能顺利地控制和记黄埔和九龙仓,则英国资本集团在香港的垄断地位就一定会被动摇!

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掌握了九龙仓,就等于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物资的装卸和储运业务。

所以包玉刚表示愿意接受李嘉诚的建议。

李嘉诚坦率地说:“我所掌握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40元一股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你。另外,你把汇丰银行的股票转让一部分给我。”

包玉刚知道,当初李嘉诚买这些股票时,每股只花了十三四元,但是他更知道,掌握九龙仓能为他带来怎样的利益。

他沉吟片刻后说:“你每股降4元,我们马上成交!”

李嘉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掌握了九龙仓股票30%的包玉刚,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九龙仓董事局。

1980年6月20日,趁着包玉刚在欧洲度假的机会,怡和集团突然发起反扑,打算以每股95元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3000万股,使他们掌握的股票占总数的49%,远远超过包玉刚所掌握的股票数量。

包玉刚是在法国的别墅里接到这十万火急的情报的。

6月22日,包玉刚赶回香港。几个小时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宣布他已经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要以105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

第二天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而上,抛出他们手中的股票。在短短的2个小时内,包玉刚就调动了21亿元资金,完成了他的收购计划。

至此,他所掌握的九龙仓股票比怡和集团整整高出19%,完全控制了九龙仓。“世界船王”一举“登陆”,并且牢牢地掌握了陆地的控制权!

而九龙仓的控制,也正是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和英国资本一次对战,在香港经济史上写着重要的一页。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包拯的29代嫡孙

包玉刚1984年意外得知自己原是包拯的后代。

1984年10月,已离开故乡多年的包玉刚怀着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回到宁波访问,这次回乡之旅,他参观了江南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

这一天,"天一阁"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员听说来访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就特意将"天一阁"珍藏的一套《包氏家谱》捧出给包先生看。

这套线装古本的《包氏家谱》记录了包家绵延繁衍的根系。

包玉刚当即查看了《包氏家谱》,并顺着包氏绵延脉络查下去,

他意外发现自己是包拯的29代嫡孙,高兴得呼喊起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担心他是自己的错觉,他又找到自己当年老家的家谱,竟然严丝缝合。

他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原没想到自己竟然是包青天的子孙。

包玉刚和邓小平的交往

1949年离开大陆,奋起于香港,又怎么会在1984年寻到自己的家族呢?

这不能不说到他和邓小平的交往。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陆陆续续的爱国华侨回到国内,支持国内的经济建设,包玉刚就是其中一位。

本来大陆就是自己的故乡,但是对于红色政权的中国,包玉刚免不了几分担心,然而这种担心在邓小平身上,最终释然,也在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1981年。

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

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

邓小平会见包玉刚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

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报告终于又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小平发话了:“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

不久,邓小平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包玉刚听到了消息,说:“好!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

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来到北京,这是包兆龙老先生几十年来第一次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

邓小平接过了包玉刚当面捐赠的1千万美元的支票,并且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而且后来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

一年后的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龙去世。他一定欣慰有个人终于帮他圆了他为他的祖国做了一点贡献的梦。

邓小平不仅题写了“兆龙饭店”,此后还题写了“宁波大学”,在包玉刚去世后还题写了“包玉刚画册”。

在包、邓第一次会面十年后,包玉刚溘然长逝,邓小平发了唁电深情悼念。

一年建成一所大学

“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500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

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满足家乡的办学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

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5000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

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

“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是一个奇迹。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总捐资2000万美元、占地1283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

除捐献巨资为家乡兴建兆龙学校、中兴中学、宁波大学外,还建造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设立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等。

这些都是包玉刚给大陆人民留下的珍贵情谊。

1991年,这个叱咤香港的大亨,突然病逝,邓小平听说后,只说了一句话:他时常盼着97年香港回归,如今这么早就去了,只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两位老人都没有看到香港今天的繁荣,这是在是一个遗憾,然而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正是因为那么没有看到的过往者的期盼,才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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