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怒斥:“谁允许你们这么骂我的哥哥！”是的，没有杨振宁哪来的民族英雄邓稼先。

一个没有英雄和科学巨匠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拥有英雄和科学巨匠而不会去珍惜的民族是可悲的。

中国人民的特性：要捧一个人就把他捧上天，踩一个人就把他踩到地狱，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民族英雄邓稼先，“中国耻辱”杨振宁就是一个例子。

两个天才，一对挚友，一个名垂青史、一个留给世人争议。实际上他们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在世界科学界传为美谈。

没有比邓稼先更了解杨振宁的了，所以你们这么喷杨老先生，考虑过邓稼先的感受吗？

杨振宁离开了中国，但杨振宁为中国带来了邓稼先。单凭着这一点，他也不该被骂。

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生于1922年，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生于1924年，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曾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

邓以蜇和杨武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他俩的友谊也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

20世纪中期，邓以蜇将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定居。邓稼先就读于祟德中学，杨振宁也在该校读书，两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杨振宁的学业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邓稼先很崇拜他。

杨振宁以大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在物理、数学等课程中的才智也发挥了出来。杨振宁机智灵巧，同学们称他是“机灵鬼”。邓稼先忠厚老实，绰号叫“邓老憨”。

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

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摹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

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稼先的母亲舐犊情深，时常做些可口的饭菜送到学校。每逢这时，他便叫来振宁一同享用。母亲看着他们把食物吃光，再返回清华园。

下课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同乡、校友，自青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将来事业有成，一定报效祖国！

（少时邓稼先）

１９４０年初夏，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邓稼先便与大姐一起，从天津绕道上海、香港，到达昆明。之后，大姐将邓稼先送到了四川江津投奔四叔。

这样，邓稼先成了江津九中高三班的一名插班生。第二年七月，邓稼先中学毕业，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最使邓稼先高兴的，是好友杨振宁此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又可以经常见面、切磋学业、交流心得、畅谈知心话了。

那时，“跑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主要生活内容。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便纷纷奔向郊外的防空洞。

每次，杨振宁首先想到的是邓稼先的安全，总是拉上邓稼先结伴躲进防空洞或是田埂下。战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却给邓稼先和杨振宁创造了更多的相依相伴的机会。

迎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这两个未来的科学巨星就这样继续着那光彩夺目的复杂的原子世界的话题。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初秋，２２岁的邓稼先大学毕业后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

１９４７年，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成行之前，他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

杨振宁回信，建议他到普渡大学去，因为普渡大学收费低廉而理工科水平很高，离芝加哥又近。杨振宁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邓稼先顺利地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读物理系。

邓稼先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核物理呢？

１９９０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纽约州立大学的办公室里曾告诉来访的许鹿希：１９４８年那个时候，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还只是刚刚开始，核物理已是比较大的一支了，它起始于１９３０年左右，到那时核物理已经快有２０年的历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核物理的人非常多，很热门。

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物理系，他的导师荷兰人德尔·哈尔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杨振宁早先就和他提过这个想法，邓稼先相信并重视他的好兄长、好朋友的建议，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曾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曾在１９４８年寄给身在美国的儿子的信中说：

“现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国成绩最好的是杨振宁，他不但成绩好，而且能省下钱来帮助家用，又把杨振平也叫去了，又帮助邓稼先的费用。”

冯友兰教授与杨、邓两家都熟，从这封信中更证实了杨振宁对邓稼先的帮助。邓稼先也曾多次对许鹿希说过：“杨振宁对我们家是两代的恩情啊！”

邓稼先刚到普渡大学时，是一名自费生，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各门功课的考试都已达到了８５分以上，过了标准分数线，获得了奖学金，生活才得到了改善：吃饭前再也不用发愁，因为每餐都可以吃饱肚子了。　　

１９４９年暑假，邓稼先来到芝加哥大学，与杨振宁、杨振平团聚。他们同住在刚刚租来的一间房子里，自己动手煮饭吃，一起游泳、聊天，一同打墙球、弹玻璃球，重温儿时的美妙时光。这是他们在美国玩得最尽兴也是时间最久的一次聚会。

杨振宁不失时机地拍下了那动人的瞬间，留作永恒的纪念。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他们合拍的那张照片。

邓稼先在普渡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杨振宁则选择留下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很快成为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１９７１年夏天。杨振宁欲从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国访问。自从１９４５年公费留学美国，转瞬已是２６年。

２６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对于百年人生来说，却是漫长而又至关重要的。这是他离别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新中国的土地！

刚下飞机，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礼貌地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

名单即刻上报中央！

然而，邓稼先在哪里呢？许多人茫然无措，于是，名单上报周总理。

时光回溯。1958年８月的一天，时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幽默地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大炮仗？”从事核物理研究的邓稼先稍一沉吟，马上明白——国家要研制原子弹。

这项工作之艰巨、自己后半生将为此付出的代价，一切的一切，在当时他都不得而知。

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许鹿希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夜，他一反常态地无法安睡。到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个回信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也许这都不行。”

“当时我们聊到了十几年前，国家备受侵略者蹂躏、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轰炸的情景。往日的情景或许触发了他。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杨振宁在纪念邓稼先的文章《邓稼先》里这样写道：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从读书时候开始，邓稼先给人留下的印象便是一种“傻乎乎的诚恳”。这种诚恳和执着被邓稼先带到了美国的大学，带到了中科院的研究室，又带到了茫茫的戈壁滩。

（杨振宁写的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多年来一直收录在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本）

第二天，邓稼先像变了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要留给亲人的纪念吧！

之后，邓稼先走了。许鹿希感到一种莫名的伤害，因为，除了丈夫那些简短的话，没有一个人给她解释。

邓稼先和杨振宁终于相见了。

这是邓稼先自1949年在美国与杨振宁分别后，他们第一次相见。

他们的相见极其欢愉，各自畅谈离别后的种种经历。但是，虽然邓稼先对杨振宁是无话不谈，但就是不谈工作，只说自己在外地，一个京外单位。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的报刊上已经再三提到邓稼先是此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但同时也刊载谣言，说有美国科学家参与研制。

这个问题始终是萦绕在杨振宁心中的一个疑问，但是他问不出口。这样，一直拖到了临别的最后时刻。

在离京返程临上飞机之前，在停机坪的栅栏口处，杨振宁突然止步，回身问相送的老朋友：“稼先，我在美国听说，有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曾经参与研制中国的原子弹，这是真的吗？”

这句话问得聪明绝顶，邓稼先为难极了，该怎么回答呢？说没有吧，那不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吗？这样就违反了保密纪律；

如果说不知道，可是两人几十年的交情，他又怎能欺骗这个比亲哥哥还要让他尊重想念的老朋友呢？！情急之下，邓稼先只好说：“你先上飞机吧，这事以后再告诉你。”

从机场回来后，邓稼先立即向上级请示。“请示”一直请示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明确指示：要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周总理的指示内容是在深夜里电话传达给邓稼先的。邓稼先放下电话后激动不已，立刻穿衣起床，连夜写信。

翌日清晨，信使便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在上海市领导为杨振宁饯行的宴会上，邓稼先的亲笔信被直接送到了杨振宁的手中。

杨振宁当即看了邓稼先的信，知道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盈眶。

因为他知道，这其中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见的，一切得从零做起，然而他的老朋友成功了，祖国成功了！　　

杨振宁无法抑制心中的巨大波澜，无法止住奔流的泪水，他不得不起身离座去洗手间，以平整激动的心情！

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在座的陪同人员非常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许鹿希说：“我与杨先生曾有过面对面谈话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令人很难看到内里。

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因为他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许鹿希后来接受采访时候，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

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

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事实上杨振宁对邓稼先的救助可不止这一回。邓稼先对这个多年来一直把他当作亲弟弟照顾的好朋友的感激感恩之情常系心间，不能忘怀。

近年来，杨振宁更加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稼先，畅斜友情。

振宁逐渐了解到稼先的历史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聊表寸心。

细心的振宁还记得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稼先。

在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

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稼先家的柜子里。

到了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

1983年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稼先闲谈，说话间振宁忽发奇想，要向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

稼先说：“自行车我家倒有几辆，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杨振宁曾在１９８６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１３日两次去医院探望。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

两人有说有笑，谈了许多话，后来又在病房的走廊上合影。那张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血迹。他那时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断出血。但是，他的笑容却是那样真实、幸福。

当年意气风发的两兄弟，几十年后，杨振宁仍神采奕奕，鹤发童颜！邓稼先却已满头白发，十足一个老人家！

临走时，杨振宁看着虚弱沧桑的老朋友，无比痛心的问了邓稼先一句话："国家给了你多少钱，能让你把自己的命都搭上"。

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对这杨振宁伸了两根手指，并说到："二十块，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

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没什么钱奖励这些为国家国防事业默默贡献的科研工作者，只给了二十块的奖励。

他对杨振宁说："倘若生命终结后可再生，我依然会选择中国，选择中国的核事业"。待他说完，杨振宁紧紧的抱着邓稼先，流着泪说“会好的，我们的祖国会好起来的。”

杨振宁送给邓稼先一大束鲜花。鲜花放在病房的窗台上，邓稼先常常凝视着，在剧痛中得到许多支持和安慰。

他平静地对妻子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大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回到美国后，杨振宁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7月２９日，邓稼先，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他的身体凉得那么快，”悲痛之中的许鹿希喃喃地说，“他的血流尽了。”

得到噩耗，杨振宁即刻从国外发来唁电：“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３日，杨振宁来北京为邓稼先扫墓。那天下午天气阴沉，杨振宁在国务委员宋健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鲜花丛中的灵台前。邓稼先的遗像前放着杨振宁献的花篮。

杨振宁在邓稼先遗像前伫立良久，扫墓仪式结束后，许鹿希捧着一个蓝色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面上的文字是“振宁，致礼存念”，落款是“稼先嘱咐，鹿希赠”。

杨振宁的目光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停留了。他看着许鹿希将盒盖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盂、镇尺和长方石印。

这是邓稼先最后的嘱意，留送杨振宁这套坚固而又光洁如墨玉的家乡文房四宝，表示两人长达半个世纪忠诚纯洁的友谊永世长存。

许鹿希说：“去年，您曾两次到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稼先，他见到您很高兴。你们两人有说有笑，他连病都忘了。”听了这话，杨振宁点头，强忍悲痛，目光缓缓转向它处。

许鹿希接着说：“您在临别时，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束花放在他病房的窗台上。他常常凝视着鲜花，在剧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

此时，杨振宁再也不能控制情感，热泪夺眶而出，连忙掏出手绢擦拭泪水。

许鹿希又说：“稼先在逝去后至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给我寄来９封信，并找出了四十多年前你们合拍的一些照片和许多国外报纸的复印件，以及新出版的书籍带给我，表明了您对稼先的怀念，今天又亲自来八宝山扫墓。”

许鹿希说这些话的时候，杨振宁不断地用手帕擦拭眼泪，不住地点头，哽咽不能语。

“太平洋的海水虽有万里之遥，您和稼先分居两岸，但是它隔不断两人的友情。这么多年以来，稼先对您是十分钦佩的，而且敬佩的心情与日俱增。

您和稼先之间的友情，若从１９３６年在中学时算起，到１９８６年是５０年，半个世纪。”说完这些，许鹿希将自己写好的一首诗赠送杨振宁。

去年谈笑病房间，

谢君送别花束鲜。

稼先逝去劳悬念，

深情凭吊八宝山。

重洋万里隔不断，

互敬之心逐日添。

同窗友情胜兄弟，

杨振宁与邓稼先。

（许鹿希和邓稼先）

两位着名科学家的友情不仅在科学界在民间也被传为佳话。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理想、骨气、学识、为人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品德无不令人动容。

人生不能假设。在1950年那个人生的交叉口，如果邓稼先和杨振宁各自走上了对方的道路，最终会收获怎样的结果，没有人能够推定。

现在的事实是，他们各自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同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同样进行了没有丝毫懈怠的努力，最终各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

他们的选择，一个同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为科学的终极探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人类与历史的大格局中，他们两人同样都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跳出个体的局限，宽容各自的选择，尊重多彩的人生，也许才是包括邓稼先在内的所有伟大人物，对待世事的基本态度。

人生，没有标准的模板。伟大，没有统一的尺寸。

争议不是坏事，定论留给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