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是什么级别干部 那个31岁当副县长却辞官务农的北大毕业生,现在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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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是什么级别干部 那个31岁当副县长却辞官务农的北大毕业生,现在怎样了?

发布时间:2020-08-15 11:17:07

2015年,《新华每日电讯》曾报道常德市临澧县80后副县长辞官务农的消息。当时,33岁的刘涛辞去副县长职务,决定回家种植红心猕猴桃。“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过去这4年,刘涛的创业项目近况如何?他经历了哪些变故?心态又有了哪些改变?今天,我们推荐《潇湘晨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并附上2015年对他的专访。

副县长辞职之后,人们笑他“县官”变“鸡倌”

来源:潇湘晨报(ID:xxcbwx)

作者:记者伍洪涛、宋凯欣,实习生王佳箐

刘涛又辞职了,这次是从一个月薪4万多元的长沙民企高管岗位上。

2014年底,当时33岁的刘涛辞去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职务,回老家张家界慈利县南岳村开始种植红心猕猴桃。

无论在谁看来,一个农村娃,考上北大,31岁做到副县长,前途都不可限量。亲朋好友以他为荣,把他作为教育下一代的榜样。但刘涛却在关键时刻闪退,选择自主创业。为此,他遭受了不少非议。

7月24日,张家界市慈利县南岳村,刘涛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的土地上种满了鲜花。图/实习生张云峰记者金林

“儿啊,你这么高的工资,辞职干什么?”

和以前一样,他这次辞完职后才告诉家里。母亲彭从浓接到电话时,刘涛已从长沙开车到了镇上。回家见到母亲的一刻,刘涛忍不住大哭。

彭从浓吓了一跳,上前抱住儿子,边哭边问:“儿啊,你怎么了?”母亲一度揣测刘涛是不是犯了错误。

“不是的,我一看到您就想哭,妈只有一个。”刘涛接着说,“我辞职了”。

此前的几年,彭从浓一直在长沙带孙子,因为操劳过度,患了黑色素瘤,两年住了13次院。最后一次手术,她截掉一段拇指才控制住了病情。这让刘涛心痛万分。辞职后,他第一时间赶回村里。

“儿啊,你这么高的工资,辞职干什么?”面对儿子归来,彭从浓虽然很高兴,但还是为他丢掉高收入的工作而惋惜。

“钱有什么用啊,妈妈是最珍贵的,我就回来陪您两年,等您病好了,我照样可以闯事业。”刘涛说。

除了父母,对刘涛归来感到高兴的还有南岳村村主任刘际义。早在2017年底,新上任不久的刘际义就找到彭从浓,希望让刘涛回村里任第一书记。刘际义看重刘涛的政商阅历,想借助他的资源优势,帮助村里脱贫。

2018年3月份,春节刚过,刘际义就跑到长沙,邀请刘涛回村任职。刘涛回复,他有回乡做贡献的想法,但手上还有事没忙完,要考虑一下。

2018年底,刘涛突然致电他,表示愿意回来。

村里少有的北大学生,从小到大始终第一名

南岳村距离长沙280多公里,交通不便,一条马路曲曲折折通向外界。

在刘涛之前,村里甚少出大学生,更别提北大清华这类名校。在父母眼里,刘涛自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自制力特别强的人,“读书的时候从来没让人操心过”。

彭从浓回忆,刘家亲戚关系紧密,往往都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在县城里过大年三十。但每次团聚,刘涛不会等这天过完,他总是一个人步行40里山路,返回村里。

“那时候没有手机,第一次他‘失踪’时我们还很害怕,找回去才发现他在家里。”彭从浓一问才知道,刘涛觉得县城太吵,影响自己复习。

彭从浓说,刘涛从小到大在学校始终是第一名。1999年,刘涛考入北大图书馆学专业。

知道刘涛考上北大的时候,彭从浓正在外面吃酒席,听到消息后手舞足蹈。刘涛父亲则买来一堆鞭炮,沿着祖坟放了一圈。

最年轻的副县长辞职了

2003年大学毕业后,刘涛考取了选调生,先后在张家界永定区双溪桥乡、共青团张家界市委、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委统战部等单位工作。

2012年底,31岁的刘涛赴常德临澧县上任,成为当时当地最年轻的副县长,分管工业、安全生产等工作。

刘涛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这种上升速度让很多人吃惊。

但刘涛分析,自己仕途顺利,一方面得益于北大的光环,无论做什么,都会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他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性格。“我不争不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还都能做好。”

也是在这个时候,刘涛有了新的想法。

刘涛说,在副县长位置上,他常下基层,跟农民接触多了,就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现在村里没有年轻人,很多地都荒着,我觉得再不回去做点事,可能就晚了。”

他把想法和妻子交流之后,就辞职了。

指望着刘涛光宗耀祖的爷爷,听到消息后失声痛哭。父亲刘际明则指着刘涛的鼻子斥责:“从农村考上北大,现在当了官,多不容易,你这是什么意思?”

村里很多人也觉得刘涛的选择不可思议,各种猜测开始流传:刘涛是不是犯事了?是不是书生气太重?

曾有人问刘涛,他这样的人才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浪费资源”。刘涛回答,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非常缺人。“一个县的副县长有七八个,但对一个村的农民来说,带领他们致富的可能只有一个。”

创业惨败,交了30多万元“学费”

然而,辞职后第一次创业,刘涛就遭遇了惨败。

经过考察,刘涛选择回乡种植红心猕猴桃。他和妻子把家底拿出来,投入30多万元,成立了南岳村第一个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指导,基地里的果苗大量枯萎死亡,补种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看着漫山枯死的果苗,刘涛欲哭无泪。

第一次创业,就交了30多万元的“学费”。总结后,刘涛认为,会读书、会“当官”,不一定能当好农民。在发展农业产业方面,自己经验不足,也缺少市场意识,如果不补齐自身短板,再贸然上马其他项目,还会重蹈覆辙。

为了养家糊口,首次创业失败的刘涛,只能暂时先找工作赚钱。

在朋友的推荐下,刘涛加入湖南一家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担任董事长助理。一年后,他带领公司团队前往湘西开拓业务,创造了“企业+银行+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刘涛自嘲,“养猪”两年,自己算是对农村实际情况有了较深入认识。

随后,刘涛又应校友企业家邀请,加入长沙一家生物医药企业担任高管。

去年,想自主创业的刘涛,再次萌发回乡念头。这一次,刘涛与有养殖经验的朋友合伙,投资200万元,在南岳村流转100多亩山地,成立养鸡场,专心养鸡。

第一次创业的惨败教训,和随后养猪学来的管理经验,让刘涛这一次的创业终于开花结果。第一批鸡上市时,刘涛拉到集市上去卖,人们纷纷过来围观、购买,并笑称他“县官”变“鸡倌”。

回首这些年的创业,刘涛感慨,以前自己是政府思维,有宏观上的概念,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现在则是市场思维,懂得因地制宜,随时变通。

去年底,在刘际义的再三邀请下,从创业中缓过一口气的刘涛,答应担任南岳村第一书记。

回村当不拿工资的“推销员”

正式上任前,刘涛在朋友圈里写了一封对全体村民的公开信,解释自己回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原因:一个人在外混得再好,家乡依然贫穷,都谈不上真正的成功。

上任第一书记后,刘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坏了3年的广播修好了,方便以后的宣传。

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帮村里的农产品寻找销路上。刘涛觉得村里的蔬菜肉类产品绝不比市场上那些品牌产品差,他说:“只是我们的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品牌,卖不出好价钱。”

为了推销农产品,刘涛跑到慈利县城,找认识的酒店老板,将从农户家中收购来的葛根、蜂蜜、腊肉、土鸡等土特产,挨个拿上门推销。因为品质优良,产品很快打开销路,甚至销到了长沙。

为了提高产品知名度,刘涛还打出慈利县政府大力推行的“硒有慈利”品牌。

在刘涛的努力下,如今,长沙一家大型酒店80%左右的做菜原材料来自南岳村。

刘涛未来的初步打算是,由一家农业公司负责收购村里的山货,对接城市购买力,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刘涛还有着一长串的长远规划。南岳村靠近张家界核心景区,他打算用5年乃至10年时间,大力发展家乡的生态旅游产业。

有人曾问刘涛,为一个没工资、不赚钱、得罪人的职位付出,为了什么?刘涛回答,自己之前没有能力,但现在时机、信心、能力具备,在自己不饿死的情况下,想担起责任而已。(原题为《副县长辞职之后,人们笑他“县官”变“鸡倌”》)

此前报道

刘涛:辞官务农不是个艰难决定

来源:2015年6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丁永勋

谈辞官: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正式辞去副县长职务是什么时候?

刘涛:正式提出辞职是2014年10月份,办了一个多月,中间县长找我谈话,表示了挽留。2014年12月底,县人大开会,正式同意了我的辞职申请。

记者:是彻底辞职,还是暂时离职创业?

刘涛:彻底辞职,公务员身份没有了,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开玩笑说“终于当一把手了”。医保、社保什么都还没顾得上管。停薪留职不太可能,也不符合现在的公务员法,这不是吃空饷吗?

记者: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我看到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最近有空的时候,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

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国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辞职跟中央改作风或者八项规定下“当官不易”有关系吗?

刘涛:我个人觉得关系不大。像我们从机关下来的年轻干部,本来对官场各种应酬饭局是抵触的,管得严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我在县里分管工业、劳动保障和安全生产这些,经常要下乡,有时候觉得让司机开车接送有点浪费人力,经常自己开车去。周末或节假日回长沙,也都是开私家车,或者坐火车,没觉得有太大变化。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在那儿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

我辞职半年多了,一开始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因为湖南日报有个副总编是临澧人,回老家听说了这个事,一定要采访我。我一开始还不太愿意,但他们说这个是好事,正能量,一定要宣传一下。

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

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一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

记者:我记得你当时一毕业就回湖南当了公务员,当时是什么一个契机?

刘涛:其实很简单。当时湖南省到北大选调毕业生去基层,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然后就考上了。当时跟我一起考上的还有一个咱们同学,也是湖南老乡,我们的职业轨迹都差不多,先在乡里工作,然后到省里机关,又到县里任职。那位同学现在郴州一个区当副区长,我们经常交流,他对我辞职创业也挺赞成的。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的。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你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跟后来的工作关系不大,你怎么看在北大这四年对你的影响。

刘涛:其实当时上大学包括后来选职业,都是很偶然的,但北大四年的教育,对于我这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孩子,还是非常关键的。学的专业知识可能用不上了,但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我现在每天都看北大校友微信群,也经常跟一些校友交流,看他们谁做了什么东西,哪个同学又创业了,都很受启发。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从大学一出来,懂得干什么呀。你的思维、资源都不够。现在号召大学生创业,其实也很难的,成功率不会很高。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一百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记者:湖南省此前发布了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创业的文件,这是不是更促使你下了决心?

刘涛:我看到了那个文件,但那只是一个号召和倡议性的东西,没有特别明确的支持措施。不过这个导向是对的,公务员就应该能进能出,可上可下。如果官员和企业界人才能够有更多机会双向流动,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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